《盖玲玲—故乡记事017》（修改版）

盖玲玲是先在别处发芽生根、长叶后带着两个小辫子搬来本村的“倒池葱”。

“倒池葱”是培植大葱的一个方法，就是在端午麦收前后，将长不大的小葱从原地挖出来，略剪去一些根须，在埋进新开的池子里，这样的葱又大又粗又辣。夏天可以不停地掐掉它最早的两片叶子蘸酱吃，到了秋天，它会有很可观的一个大葱根在泥土下生成。

至于为什么“葱挪则大”，我一直没有去学习，也就不知其所以然了。

虽然我从未问过盖玲玲为什么倒了池子，可一定是因为她爸爸调到镇上食品公司当头儿的缘故，因为被服厂的那些人里面，原来也没有玲玲的妈妈（我叫盖大娘），是她家搬来后，她才开始天天与那台“蜜蜂牌”缝纫机打交道的。

我猜盖大娘是临时工。

盖玲玲来的时候两个小辫如英雄王成的无线电话机的天线，翘翘的向天空伸出去，我猜辫子里可能藏了铁丝。创造了象形文字的先贤之后-我们村里人造字功能未减，见她整个像一个“丫”字，就背地里叫她丫头，连姓一起叫盖丫头。

那个时代，王朔还在大院里打架，从北京传出的书报上没有脏字，“丫”在我们那里是可爱的意思，比如我的“丫蛋儿”，绝没有“丫头生的”那种又恶毒又令人暗中羡慕的意思。凡是想用这个意思骂人的，一律用“小女儿养的”来替代，常能把人骂得挥镰刀玩命。

有些话是用着用着才走了样。比如这个北京“丫”，说不准最初是褒义，子虽不曰，也可能内心很认同。

按说，盖玲玲他爸爸级别不低，比给我在抽烟纸上写字发补助款的那个民政的叔叔要官大，可他一家偏偏没有和他们扎堆儿住在砖房里。

当时无房乎？

盖叔早知不可久居此地乎？

其他原因乎？

至今仍无解。

总之他们一家住进了我们村里一个三间房子的大院。

一开始我们还不知道是谁要搬来，只看见一群眼熟但不认识的吃粮本的一群小伙子，在院子里修墙、锄草、抹房顶。那个院子荒废了有一阵子了，原来的主人大概是听说关内老家日子开始好过，乡土情深，搬了回去。

至于背后的联络、交易，我就更不得而知了。

小伙子们还给窗子上安了玻璃，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一种叫“腻子”的玩意儿，那是施木匠的百宝箱里所没有的。腻子油油的像做油条的面团，有种豆油晒坏了的味道。而那时候我们多用草纸糊窗户，用一些饭粒粘住四边，再把大麻子抠开硬皮，在四框上涂抹，这样可以防雨，冬天霜化了，窗户纸也不会掉下来。

大麻子是本地的称呼，其实是蓖麻，以区别于小麻子青麻。

她们搬来那天，先是一挂四匹马拉的大车停在盖家门口，炕琴、柜子、碗架、用草袋子包起来的酱缸、水缸与各种大大小小的坛子、十二轫的大锅和八轫的大锅套叠一起，装了满满的一车。

我还看到一种以前从未见过的锅，像大饭店的炒菜大勺，只是底部多长了三根粗铁钉，他们叫它“三爪锅”。

盖玲玲她爸我叫盖大伯，口语叫“盖大爷”，盖大爷喜欢吃炒菜，用以下酒，他们常用“三爪锅”给盖叔炒猪大肠，油湿透了锅身，外边都汪汪欲滴。

盖玲玲一家坐的吉普车是迟了一会儿才到的，副驾驶座位前玻璃上的山河图案的后面，一个“丫”字型的头挡住大半个盖大爷的头，两个后座中间突出另一颗运动头，是盖大娘，她的三个儿子挤在后排座上。

不知是盖玲玲的哪一个哥哥把我从围观的人群里揪出来，递给我一个军绿挂包，还在我屁股上轻轻踢了一脚。

“小子，来，帮我搬屋里去！”他说。

盖大娘伸手打了他一下，和我说：

“别听他的，他是毛驴子，来，大娘拿。”

从她一下车，她就自称大娘。

还没等家什儿全搬完，围观的人就散了一多半，我也觉得无甚可看，准备离去，这时“丫”头从院里蹬蹬蹬跑了出来：

“喂！那个小孩，我哥叫你！”

她用手指指了我两下，我就跟她进了东屋。屋子里却没有她的哪一个哥哥，军挎包是开着口的，露出挂着白霜的沙果，也叫太平果。

“我妈叫你吃！喂！你叫什么名？你肯定是小屁孩，得管我叫姐！”

沙果还没吃上呢，我先输了一局。

也就是说，盖玲玲搬来到我们村的第一天，成了我姐。那感觉新颖别致。首先，我是家中的老大，有表姐却离得较远；左邻右舍也有见面称姐的，那与“姐”的意义关系不大，只是她们年龄比我大，更多为了称呼方便，就如你管谷子叫谷子，只为方便，你也可以叫它冰雹，不影响吃小米水饭，尤其是酸水饭。此前这种有意义的姐只有鱼玲玲给过我，我是天性不嫌多的人。

其次盖姐有一种神秘感，她来自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

她那里烧劈柴柈子吗？她的前11年中也有一个神秘的胡子爷爷吗？有没有斗官A烧也毛毛虫？有没有和“丫蛋儿”过家家？有没有老放臭屁的瘦猴儿、爱占便宜的军军？

叫了姐之后，盖玲玲告诉我，那挂了霜的沙果是她家院子树上的，我本能向窗外看去，这个院子里只有一棵杏树。

她一到新家就开始想老家了，这是后来她自己承认的。

“不是这个家，是我们家！”她小眼神儿里满是伤感，好像把她最好的东西弄丢了。“你白天来陪我玩吧！他们白天都不在，上班上学。”这是命令语气，我必须服从。

盖家虽然住进了村子，村里的人也会遥遥地向他们笑笑。盖大娘也像家家户户一样，除了夜里一直敞开着大门，但很少有人去他家。盖大娘逢人就笑，那样子好像以前她欠了村里很多粮食，且一直还不起似的。

入秋之后，盖大娘在凉房里摆下一排从老房子拉过来的那些坛子，弄来两麻袋有鸡蛋大小的小土豆仔，用十二仞大锅蒸熟，再用大葱段混和后腌上咸菜。她还把当年的芹菜根用小刀刮去毛须，洗净，沥干水后装进一个纱布口袋，沉埋进酱缸里。她家的大酱也是在老家下好带来的，盖大娘说水土不服，酱会不好吃，只好用来腌咸菜。下霜之前的那天盖大娘休息，她让盖玲玲叫上我，把院子里的尖椒、豆角、西红柿全摘下来放在洋铁洗衣盆里，只留下茄子没摘。

尖椒是带着嫩叶摘的。盖玲玲熟练地洗净带叶的小尖椒和长豆角，把它们装进另一个纱布口袋，盖大娘又把它沉进大酱缸里。

最后那茬西红柿还都是青色的，盖大娘把它们装进一个小袋子里递给我，“拿去，放在你家柴火垛里，等红了再吃。”我客气了一下，她笑着说“拿去吧，我家没有柴火垛！”

是啊！这是她家与众不同之处，只在凉房一角堆着一些贼眼溜溜的大同煤块和劈柴柈子就够了，院子里没有我们那样方方正正高过房顶的柴垛。

后来外来人打听路，人们就会说“看见没，过了没有柴火垛那家再如何如何走。”云云。

当晚果然下了霜，茄子秧上的叶子都像干了的烟叶变色、萎缩，小茄子们越发显得神采奕奕，个个支棱着，好像冻死的茄秧和它没啥关系。遵着盖大娘的嘱咐，我和盖玲玲将小茄子摘下来，装进那个洋铁盆里。我们边摘边吃，至今还难忘茄子的甜味儿和脆生。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茄秧还有其它用途，往常我们都把它晾干烧火，霜打过后的茄子杆特别容易干。

不过当天盖玲玲没有告诉我茄秧的用途，她把它一捆捆地码在凉房里。当时我以为她故意卖关子，充其量用它来引火，干茄秧引火会发出哔哔啵啵的小鞭炮声音。

那年冬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接连下了七天，打乱了母亲为我们做棉鞋的计划。我穿着上一年磨坏的棉鞋在雪地里和军军、瘦猴儿他们打麻雀，麻雀没打着几个，回到家里在火盆上一烤，我的两只脚却从后脚跟处开始痒了起来。

我把一只烧好的麻雀用干苞米叶子包好送给盖玲玲，看着她剥掉烧焦的皮一点点吃鸟肉，她把酥了的鸟骨头咬得咯嘣嘣响。这时我的脚更加奇痒难忍，用手搓也不是跺脚也不是。盖玲玲让我脱下鞋给她看，之后说了句“今天就让你知道茄秧的用途。”

天！她像神一样有预见能力。

盖玲玲很快用茄秧煮了一洗脸盆水，那水是淡淡的黄色，她又兑了凉水，伸出两根手指试了试水温，然后让我把双脚浸入其中。

就这样，这个冬天，我的脚没有被冻伤。

好长一段时间里，盖家在白天只有玲玲和我，还有“老黑”。“老黑”是她家狗的名字，浑身上下都是黑色，一根杂毛也没有。老黑祖上可能有狼狗的血缘，两只耳朵支棱着，比狼耳朵大。它虽是条不会言说的狗，但它很善于表情，比如我和盖玲玲玩打电话游戏时它就会左偏一下头，一会儿右偏一下头，似乎在专注听内容。

“老黑”对陌生人是很凶的，就连玲玲追在后边大喊叫停它也很少给面子。可能是她家一到此地的那天，稀里糊涂看见我从屋子里吃着沙果出来，有点辨不清里外的原因吧，它一见到我就会没完没了摇尾巴，直到我在它的脑门的硬骨头上拍两下，它才低下头去停止摇尾、

可是有一次它对我大叫起来。

那是一个星期天，玲玲突然来叫我。平时一到星期天，她的家里会来一些亲戚朋友，人很多，我是很少去的。

那已经是傍晚，我跟在玲玲的辫子后边，一进大门就闻到肉香。房门口，他们一家人围着一个洋铁皮大盆坐着，都是小板凳。

有两个小板凳是空的，黑子在人群外焦急的转来转去。

洋铁皮盆里是满满的一盆炖猪骨头。

“快来，把手洗一下，吃骨头。”盖大娘招呼我。

我忘记了是不是客气了一下，总之现在记得的就是我两手各抓住一根猪棒骨的一头，认真啃的样子。

那个时候，猪身上最不值钱的就是骨头，其次是瘦肉，最值钱的就是肥猪肉，可以熬成油，吃很长时间。我边吃边向盆里瞄去，猪棒骨很多，但是上边的肉没那么多。

“这还是故意留下的筋头巴脑呢。”后来玲玲说，这是内部福利，才一毛钱一斤。本来这些骨头是要卖到废品站，那只能卖五分钱一斤。现在内部消化，我们能啃到骨头上的筋膜、脆骨、骨髓这些，食品站还能有高于废品收购站价格的收入，两全其美。

“黑子”对我恼怒是因为我把骨头吃的太干净了。

啃完骨头周边，我用小铁锤在一块车轴铁上把骨棒敲开，用筷子抠出骨髓来吸。急不可耐的“老黑”发出嗯嗯的叫声，终于等到我把吃剩的骨头抛出一个弧线，扔到院子里，它箭一样冲过去，接着灰溜溜叼着那块骨头回到我身边，把骨头吐在地上，对着我汪汪叫。

它要是会说话，那话应该是这样的：你怎么吃得这么干净？一点也不给我留。

自此有了我吃骨头能气死狗的笑话。

盖大娘那些坛子里的咸菜就凭她们自己家的六口人是几年也吃不完的，她总会在合适的时间，以“做太多了吃不完”为借口送给邻里邻居。

多年来，不管什么情况，从未有人祸害她家的鸡猪和院子里的蔬菜。

只是周边的同龄人依旧不与盖玲玲玩儿。

有一天，盖玲玲向我打听鱼玲玲的情况。

“鱼玲玲去摘菱角了！”

“是么！我妈不让我去水边玩。”盖玲玲很羡慕鱼玲玲。

“对了，我妈把月饼买回来了，五仁的。”盖玲玲说完下地，从炕沿下摸出钥匙，用力打开沉重的柜子，头顶住柜子盖，被解放的双手探到柜子里翻找。

我在外面只零星听见一些细碎声响。

然后她先退出一只握成拳的手，头依旧顶着柜子盖，另一手向柜盖上方盲寻，寻到一根笤帚，将管帚柄挡在柜盖缝里，慢慢将头退出来，咣的一声，柜子盖落下，被笤帚柄隔成一条缝。盖玲玲喘口气，甩一下并不长的辫子，很潇洒地抽出管帚柄，柜子盖再发出最后一次响声，回归原位。

“张开手！”

我把手掌心先在裤子上蹭一蹭才伸出去。

玲玲把她一直握着的那只手放在我手上方慢慢张开，葵花籽仁簌簌落在我手上，她几根手指次第伸绕几下，粘在她手掌上的也归我的手掌里。

“吃吧，今年的月饼外边也有瓜子仁。＂

“这…盖大娘知道…”

“不管她，我就说我吃了，再说，我们又没吃月饼。”

我一把把葵花籽仁放进嘴里，那动作就是捂住嘴巴担心说出什么秘密的造型。我把它们含在舌上，用舌尖一颗一颗推向我的臼齿，慢慢研磨，汲取香味儿。

有几粒上还带有淡淡的雪花膏味儿，不过很好吃。

“我们玩打电话吧！”

这是我和盖玲玲发明的游戏，我之后再也没在其它地方玩过，也没有见过其他人玩儿。

电话的听筒和话筒其实是同一个，就是那时候开关电灯的“闭火”盒盖子。电话线用棒线代替，可长可短。最初我们把电话线固定在炕沿上，一人一头，通话效果奇好，因为介质不仅是空气，还有炕沿的木头，它让我们听到的声音效果与面对面说话有点不一样。

进而我们玩长途电话，隔着中间一间屋子和两扇门，开始对话。长途嘛，效果当然差些。后来盖玲玲让我到院子的大门那里打长途，我们基本上用手比划才可交流。

不论哪种电话，都乐此不疲。

那天的越院长途电话浪费了一捆棒线。

临走时，盖玲玲塞给我一盒蛤蜊油，一种润手润脸的护肤品，装在蚌壳里那种。

“你去拿给鱼玲玲吧！”她不用问就猜得出，我一定会去鱼玲玲家吃菱角的。

几年过去了，盖玲玲“丫”字形小辫子成了长发及腰的大辫子，她在我们那里最好的小学、中学读书，我们后来只是在放学后或星期日才能见面玩。学校生活使她有了朋友，常常聚在她家里玩。她也会把我叫过去，但是那些人都是谁、玩了什么我一点也记不得了。

高中毕业后，盖玲玲没有继续上学，媒婆C曾一度想开发她为客户，把村子里和镇上的小伙子都梳理一遍，盖玲玲一个也没看上眼。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盖伯伯调到县城工作，全家用一辆大卡车和一台拉达汽车搬走了，只留下院子、房子和那棵杏树。

再次见到盖玲玲是在盖大娘县城的家，盖玲玲不在，我向盖大娘打听她。

“她知道你来，一会儿就回来。”盖大娘只说了这一句。

不一会儿，铁门发出刺耳的声响，盖玲玲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进来，衣冠有些不整，大辫子也剪掉了，变成流行的运动头型，衣襟上残留着小家伙嘴角流出的哈喇子。

她身后跟着一个大个子男人，两手拎着肉和菜，他进门后用眼睛扫了半圈，也扫过了我。

那是我见过的最陌生的目光，是以那个中午饭我没有和他说一句话。

最后听到盖玲玲的消息，是这次见面的两年后，她的宝贝儿子刚会说话就没了妈妈，一种急病要了她的命。

至于孩子的父亲什么情况，我没有去打听。

（20190529-30呼和浩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