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张岱和《陶庵梦忆》
《梦忆》有两个容易把读者引入误区的问题,且都是张岱自己有意或无意中造成,不可不先做一些分析。
张岱是什么人?
这似乎不成问题,他自己在《自为墓志铭》中说:
老实的读者以为这是张岱在风流自赏,用以对照《梦忆》的内容又无不“针芥相投”,便将这“十二好”做了《梦忆》的“导读”;其最不幸的结果是让一些读者觉得,只要祖上留了些钱,当个张岱并不太难。
可是张岱笔头一转,重墨放到了“七不可解”:
看了“七不可解”,“十二好”便成了“皮相”之见,这才是他真正引为自诩的志在英雄豪杰的底色。如果读者不理解他的这一面,是张岱的悲哀;而读者选择性地以风花雪月的情趣来读《梦忆》,同样是张岱的悲哀。
张岱不是富贵闲人,而是功利中人。以我拙见,与其把他比作贾宝玉,宁可比作陈同甫。这当然也不完全妥恰,陈亮终于在去世之前中了状元,张岱一生连个举人也不是。只是张岱中年已经淡泊科名,虽然照样参加乡试以企一遇,但心中倘有修明史这个千秋事业作为地步,即使不能进而立功,尚可退而立言。尽管二人有所不同,却事功之心相同,不得志相同,最后以文章气节名世也相同。
《夜航船》[明]张岱撰 李小龙译
张岱三十岁时编撰《古今义烈传》,晚年撰《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其志节真是贯彻始终。这不只是因为他有史学爱好,更是因为他把传中所写的人物当成自己的志向所趋,这只须看一下二书的自序就会有极深的感触。而张岱用半生时间写就的《石匮书》,立传取材,特重边事,于人物亦多书武略,对建功立业的名臣如王阳明、朱恒岳极力推崇,就是对王越那样的污点人物,也是揄扬其战功而宽谅其事阉竖。其实就是在《梦忆》中,张岱的事功之心也不是毫无表暴。书中有两次写登高望远,一在崇祯二年登镇江金山,一在崇祯十一年登栖霞摄山,怀古的内容完全相同,都是遥想当年韩世忠与兀术的长江大战。在满洲铁骑几次窜扰帝都畿辅的情势之下,张岱如此怀古,岂是偶然?特别是赴兖探父之前先在家庭戏班中排演了《双烈记》这个抗金剧目,此时面对皓月大江震鼓高歌,其心潮澎湃,志在千里,可想而知。
张岱和他父亲一样,壮岁不得志于场屋,而在那时代,作为一介布衣,真是报国无门。就连张岱的好友祁彪佳,弱冠即高中进士,官至佥都御史,但一被解职,也只能到寓山园中以林泉销磨英气。最为可悲的是,只有在天崩地坼、大厦倾坏之后,张岱才有一线建功立业的希望,虽然企冀做一棵撑拄残局的细木,但也终成泡沫。崇祯十七年他到淮安处理仲叔后事,闻听北京陷落,立刻“纠众起义,为先帝发丧”,但旋即“弘光嗣位,廷臣有不许草泽勤王之议,望北恸哭,遂尔中止”。弘光亡后,他先致意于惠王;惠王降清,他又破家募兵,支持鲁王监国。奸相马士英窜到浙东,张岱立即请示鲁王,带兵数百人往蹑之,又为马党所阻。鲁王政权中派别林立,张岱备受马阮党羽和东林末流两面排挤,其中一个借口就是他没有科名,无权参与军政。他不得已辞陛归山,好像心灰意冷了,但一接到商榷军务的召请,就带病应召。途中平水一梦,虽然有祁彪佳的梦魂警告此行危险,劝其回山修史,但仍毅然前往。及至随侍的儿子被方国安绑架,逼勒他破产赎人之后,他还是到江上巡视军营百有余日。及见兵不成兵,将不成将,终于认识到“赵氏一块肉,入手即臭腐糜烂”的现实,才灰心入山,而不旋踵间,江上兵溃,浙东沦陷。张岱在此间有六篇《上鲁王笺》,泣血扼腕,忠义之气喷薄纸上,岂是平生无积累蕴蓄的富贵闲人、纨绔子弟所能做到?
祁彪佳像
纵观张岱一生,可以说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浊世佳公子,乱世大丈夫”,不如此看张岱,很难正确理解《梦忆》;不知此而学张岱,恐怕只能学而不成反类薛蟠了。
《陶庵梦忆》真的都是亡国后的追忆么?
这个问题不能含糊过去,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对作品和作者的解读。聊举一例。阮大铖在弘光朝为马士英谋主,阴狠恶毒十倍于士英,南明之亡,其罪实在万死不赎。而《梦忆》卷八《阮圆海戏》态度平和,极赞阮氏才华,于其过恶仅轻轻一句“诋毁东林,辩宥魏党”。如果此篇作于马阮乱政之后,则张岱何以为人?岂不是全无心肝?相类的还有卷二《朱云崃女戏》、卷五《刘晖吉女戏》等篇,其创作年代若定为甲申之后,都关系到张岱的名节。
事实是,《梦忆》中不仅有忆旧的文章,还有更多一些的旧时的文章。
张岱《梦忆自序》写于顺治三年,其中说“遥思往事,忆即书之,持向佛前,一一忏悔。不次岁月,异年谱也;不分门类,别《志林》也”。似乎《梦忆》诸篇皆为“忆旧”而后书,但他并不掩饰甚至是故意挑明国亡前旧作的写作时间,如作于十六岁的《南镇祈梦》,作于二十二岁稍后的《丝社》小檄(皆见卷三)等十来篇。这些多为骈体和游戏文字,而《梦忆》所收明亡前的旧文不可能只有骈体而无散体。
张岱言《梦忆》“不次岁月”,“不分门类”,恰恰说明这些文章本有岁月之序,甚至还有一些相同题材是在同一时期内写成,即稍涉“门类”的。
卷三《栖霞》记崇祯十一年底在摄山遇萧伯玉,谈及普陀山,张岱即取出《补陀志》请教。《补陀志》即《嫏嬛文集》中的长篇游记《海志》,而张岱游普陀就在数月之前,可见张岱本有游览之后即作游记的习惯。所以张岱于崇祯二年至兖州省父,而有《金山夜戏》、《孔庙桧》、《孔林》、《鲁藩烟火》、《兖州阅武》、《鲁府松棚》、《一尺雪》、《菊海》诸篇;崇祯十一年上半,张岱与秦一生游浙东,而有《日月湖》、《天台牡丹》、《天童寺僧》、《阿育王寺舍利》、《定海水操》诸篇;崇祯十一年下半年游南京,而有《燕子矶》、《闵老子茶》、《牛首山打猎》、《王月生》诸篇。
普陀山
《梦忆》中有一些摹习刘侗《帝京景物略》风格的篇什。这些文章主要是写自家园林小景的,如《筠芝亭》、《砎园》、《山艇子》、《曝花阁》等,也就是周作人所说的“故意用怪文句”的那些。刘侗的文章古奥幽深,字锤句炼。他和于奕正关在南京的屋里写了一年,心血为枯,刊出不久就相继辞世。那么张岱在颠沛流离中有这样的闲暇和心境来锤字炼句么?最主要的是,五十岁的张岱已经在散文创作中达到随心所欲的成熟境界,他还会去模仿别人么?
此外能成为同一“门类”的,有写戏剧表演的,如《朱云崃女戏》、《刘晖吉女戏》、《朱楚生》、《彭天锡串戏》、《冰山记》;有写技艺的,如《天砚》、《吴中绝技》、《濮仲谦雕刻》、《砂罐锡注》、《沈梅冈》、《甘文台炉》;有写古董的,如《朱氏收藏》、《仲叔古董》、《齐景公墓花罇》;有记祖父好友的,如记黄寓庸的《奔云石》,记包应登的《包涵所》,记范允临的《范长白》,记邹迪光的《愚公谷》。这些我揣拟为明亡前的旧作,理由当然不是仅仅因为它们的各成门类,而是它们不可能写于顺治三年的剡县山中。张岱彻底脱离鲁王政权,流亡于剡中,是在顺治三年初夏。此时他“披发入山,骇骇为野人”,“瓶粟屡罄,不能举火”,但他居然还能坚持写作,那是因为要写的东西能让他产生执笔的动力,比如《石匮书》。那么看女戏、玩古董那类琐事会激起他的写作热情么?此时怀人,也应该是祁止祥、张介子这样的亲密者,像包应登这样的人有什么可怀念的?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除了《石匮书》之外,能让张岱迫不及待拿起笔来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写一幅《清明上河图》似的文字长卷以寄亡国之痛。窃以为《葑门荷荡》、《越俗扫墓》、《秦淮河房》、《杨神庙台阁》、《严助庙》、《二十四桥风月》、《泰安州客店》、《湘湖》、《扬州清明》、《金山竞渡》、《扬州瘦马》、《目莲戏》、《绍兴灯景》、《烟雨楼》、《西湖香市》、《西湖七月半》、《闰中秋》、《龙山放灯》等皆可能是此时所作或据旧文改写。以往繁华富贵的场面,当年似平常无奇,“过去便堪入画”,灵感及激情所至,这些文章几乎篇篇锦绣,张岱散文在此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山河变色,在满目疮痍的故土上,用回忆唤起旧时城郭人民的节庆场景,用笔墨和情感写成一幅幅风俗画面,每一披读,辄翻然自喜,如游故国。有敏锐的读者发现,张岱写这些群体节日所流露的故国之思,是那些园林小景所没有的。但这不是因为他对家族的故园没有感情,而是因为那些小品本不是此时所写。像《张氏声伎》、《梅花书屋》、《不二斋》这些可能写于亡国之后的诸篇,何尝没有悼旧和怀念之情?但张岱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故国之思更浓于对故园的惓怀。
《梦忆》中另外一些明亡之后的作品,如《钟山》的最后一段、《三世藏书》、《鹿苑寺方柿》、《瑞草谿亭》、《嫏嬛福地》,及收入“补遗”的《鲁王宴》、《平水梦》等,在文中可以寻到写作的时间轨迹。另有几篇与“吃”有关的《方物》、《乳酪》、《樊江陈氏橘》、《品山堂鱼宕》、《蟹会》,对于“生长王、谢,颇事豪华”的张岱,这些不难尝到的食品根本不值得挂心,只有在“以藿报肉,以粝报惷”的“饥饿之余”,才有可能写出来以做“精神会餐”,现在年过七十的读者们大多会理解我的这一揣测。
《陶庵梦忆校注》内页
《梦忆》中大部分文章都是若干年前的旧作,但张岱在国破家亡之后重读,犹如看到荆棘丛中的金狄铜驼,摩挲前尘,犹可想象当年宫阙的雄伟壮丽,如今只剩下冷烟荒草,产生黍离麦秀之思也是很自然的事。他把这些旧作编入《梦忆》,就是为旧作注入了新的情感,而故意打乱编排顺序以造成错觉,也是为了引导读者追随他自己的怀旧情绪。但我们虽然能理解张岱的怀旧体验,却不能以此代替我们今天的阅读感受,更不能强行改变那些篇章的创作时间,心造一个虚假的张岱。
(节选自《陶庵梦忆校注》前言,标题为编者所拟)
《陶庵梦忆校注》
[明]张岱 撰 栾保群 校注
简体横排
32开 精装
978-7-101-15174-9
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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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陆藜;编辑:白昕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