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是现代中华民族建设与认同的基石——方国瑜《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研究之一
摘要：“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是方国瑜先生长期研究中国各民族历史提出的理论认识，是一个立足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原创性总结,能够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其核心论点是强调各民族之间长期形成的联系与凝聚,充分注意作为整体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体系。理论认识的具体表现是：边疆与内陆是一个整体、少数民族与汉族是一个整体、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是一个整体,强调整体所包含的空间演变、族群构成和时间的连续性。现代中华民族具有深厚的历史与文化依据,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是现代中华民族建设与认同的基石，没有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现代中华民族的建设与认同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关键词：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中华民族；方国瑜；边疆视角；
作者简介：潘先林，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谭世圆，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博士研究生。
1963年3月，方国瑜先生在云南大学校庆40周年之际作学术报告，提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1]由于受客观条件及所处环境的限制，该理论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与讨论。1988年11月，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2]这一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重要性和影响力已迅速地超出了民族研究的专业范畴，并对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文化研究等领域，进而对中国的民族政策等也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并在社会各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与共识”。[3]此后，又有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讨论，出现了陈育宁、孔庆榕、马戎、卢勋、伍雄武等人的研究。[4]同时，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也受到重视，研究成果丰硕，民族国家建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成为学术热点。2014年9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让各族人民增强对四个认同的认识，[5]中华民族的研究再次受到广泛重视与关注。
应该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提出30年来，中华民族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也存在诸多争论与分歧。[6]若仅就现实状况言，反思30年来中华民族的建设与认同，其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学术界仍然存在中国只有“中华各民族”而不存在“中华民族”的观点。[7]更有学者认为，当前有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表达说:“'中华民族’这个说法有歧视少数民族的色彩，骨子里还是你们汉人说了算，我们表面不便反对，心里还是不服。”因此，“'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更多的是从汉人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希望倚靠国家力量凝聚各民族的认同感”。[8]
在学术追求与社会现实之间，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我们认为，在当前诸多宏大理论和重大问题的研究中，往往出现多种学科一拥而上、忽视学科差异、用现实比附历史等弊端。正如有研究者尖锐地批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提出和论证是一个应用人类学知识对中国历史的新解读……尽管有重大的突破，但也有不小的败笔，暴露出为建构'想象的共同体’的历史而对考古及文献材料的误用”。其“论证却正是在无意中以'想象的共同体’为前提来选用历史材料的”。[9]也就是说，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完全不是一个历史学的研究。但无可否认的是，现代中华民族具有深厚的历史与文化依据，其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现代中华民族的建设与认同，必须扎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之中。因此，对现代中华民族建设与认同的研究，有必要回到中国历史本身。正如近年来对《清帝逊位诏书》的研究，有不少基于法学、政治学、法史学的讨论。但“对文本及逊位前后的复杂历史过程的研究与认识而言，仍需坚持历史的'过程’叙述，从历史本位出发”。[10]
相同的道理，对现代中华民族的研究，也应该坚持历史的“过程”叙述，从历史本位出发，“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学”。我们认为，方国瑜先生提出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是基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总结，也是先生几十年研究中国各民族历史提出的理论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是现代中华民族建设与认同的基石，没有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现代中华民族的建设与认同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一、学科差异：民族观点描述的中国通史
与民族史视角下的中国史
1997年，费孝通先生指出，我“对过去以汉族为中心的观点写成的中国的历史一直有反感。怎样能跳出这个观点来写中国历史呢？……过去确是从来没人从民族的角度有系统地讲过中国通史”。“如果把具有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如实地摆清楚，也就是一部从民族观点描述的中国通史了，也可以说就是我在民族研究领域中悬想已久至今没有能力完成的一个目标。”[11]这里，费先生强调了“民族观点”“民族的角度”。后来的研究者更将其具体化，认为是“应用人类学知识对中国历史的新解读”，似乎是指人类学，或者也可以指民族学。周星教授进一步解释，称作“民族和民族关系的视角”，[12]增加了“民族关系”四字。也就是说，多元一体格局下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大体上等同于从人类学、民族学、或者民族关系角度描写的中国通史。
由于民族、民族关系、人类学、民族学等概念指向及学科特色，所关注的均是现实问题。而费孝通先生也强调，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从研究中国民族的现状和历史的实践中得到的”。他还说，“以上是我结合民族实际对民族理论的一些思考。民族实际是因地因时而变化的，我们对民族的认识也应当根据实际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中国的现实给了我们学习民族理论的好机会”。[13]可以肯定，民族实际是费孝通先生思考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出发点，这本身无可厚非。但现代中华民族具有的多元一体格局，在历史上则未必如此，不能以现实比附历史。林惠祥先生提出中国“民族”的“二重分类法”，“盖民族之分类有过去及现在两种观点:着眼于过去，则其对象实为历史上之民族；着眼于现在，则其对象即为现代之民族。历史上之民族未必等于现代之民族”。[14]这就使多元一体格局理论，难以摆脱受到“对考古及文献材料的误用”“选用历史材料”甚至“削足适履”等的批评。
但费孝通先生“民族观点描述的中国通史”的提法，却对我们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原来中华民族史可以理解为从民族观点描述的中国通史，这使我突然之间豁然开朗，眼界为之一宽。由于我长期从事民族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整天眈眈于民族史学科的体系和规范，诸如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范围与对象、作用与意义等，井底之蛙，所见有限。现在从费先生的思路出发，跳出学科的限制，将中国民族史理解为“民族史视角下的中国史研究”，这就使许多原来模糊不清、感觉抽象的问题逐渐清楚起来，对梁启超、方国瑜、费孝通诸先生的论述也有了新的认识。[15]
我们认为，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史是多民族的历史，研究中国史应立足于多民族历史这一客观事实。但多民族的历史，并不是各个民族历史的简单相加，而是要从多民族史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中国史上的诸多问题。或许也可以说，不拘泥于“中国民族史”学科的诸多限制，而是从民族史视角研究整个中国史。[16]
为什么将“民族观点描述的中国通史”变化为“民族史视角下的中国史”？一是“民族”一词概念过于宽泛，指向太过庞大；[17]二是如果这里的“民族”是指民族学，或者人类学，则是研究现实问题见长的学科；三是以此类推，当然还存在“革命”“政治”“经济”“文化”等观点描述的中国通史，或者说是“革命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视角下的中国史。因此，使用了“民族史视角”的概念，力图将相关问题的思考限定在民族史范畴。但对什么是“民族史视角”，则长期采取模糊策略，一直没有进行解释。仅只是在相关的研究中，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作为民族史视角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指导，并阐明了理由。时至今日，我们认为，所谓“民族史视角”，应当指方国瑜先生根据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总结出的客观规律，即中国历史发展本身所固有的“整体性”，也就是本文所力图论证的现代中华民族建设与认同基石。
二、中国历史的范围：方国瑜先生
提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
方国瑜先生“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的提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关于“中国历史的范围”论争有着直接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这一全球性、世纪性最新事件在思想上、学术上的影响，“什么是中国”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据统计，近10余年来仅大陆地区出版的相关著作已达30余部。专题论文方面，仅与叙说“中国”密切相关的“新清史”论域，欧立德于2013年5月指出，相关讨论文章已达200余篇。[18]应该说，这些概括和叙说“中国”的论著，实际上包括了“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历史”两个密切相关而又有所区别的问题。“什么是中国历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方国瑜先生关注到的“中国历史的范围”之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编写新的中国历史，史学界展开了有关中国历史范围的讨论， “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19]方国瑜先生充分研究了争论的成果，认为中国历史不只是汉族的历史，而是中国境内各族人民历史的总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全部历史，要在中国史范围之内。不惟要把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写在中国历史之中，而且要写在中国历史“之内”，不能见“外”。中国历史上不在王朝版图之内的民族关系，应该放在中国历史之内来处理，不能以异国的关系来处理。在此基础上，方国瑜先生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认识。
方国瑜先生提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还与他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部分的编绘工作有关。1961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要求云南大学承担唐代南诏、宋代大理两图的编绘工作。方国瑜先生将有关西南部分的图幅全部承担下来，云南大学成为改绘“杨图”的协作单位之一。1964年5月，方国瑜先生受中苏边界问题的影响，认为绘制地图不能超脱于现实政治之外，他给吴晗、尹达写信，“去年四月写了一篇《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后在云南《学术研究》九月号发表，意见很不成熟，希望史学界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之内在历史上的沿革，要反映作为整体发展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区域”。他强调了“把中原王朝版图只认作中国的一部分，其余政权区域也认作中国的一部分”的看法。吴晗、尹达回信称:“文章的论点，我们完全同意，而且，我们过去一直是如此主张的……我们同意你的第二意见，即把中原王朝版图只认作中国的一部分，其余政权区域也认作中国的一部分。”谭其骧先生方面认为：方国瑜的观点，“就是把中原王朝以外的其余政权都当做中原王朝的 '地方政权’，当做从属于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将他们的首都降为明朝的一个地方行政中心。显然，他是想通过无限扩大中原王朝范围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根本没有'击破传统的王朝体系’。谭其骧当然不会赞成这种观点，以后'杨图’的编绘也没有采纳他的这两条意见”。[20]
方国瑜先生提出的不同意见，在当时的背景下，常常被认为是“突出政治”的表现。实际上，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平心而论，冷静思考，我们认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来源于先生长期研究祖国西南边疆及中国少数民族史的“边疆视角”。早年因自身经历的影响，他对传统史家“异内外”的思想有深刻的认识，力图正确阐述云南等边疆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由于严重的边疆危机刺激，他对外国学者有关中国边疆的研究子以了警惕与关注，不遗余力地驳正其分割云南、分裂中国的谬论。1938年冬，方国瑜先生参加《新纂云南通志》的编纂工作，强调“中华民族为整个民族，无论汉、满、蒙、回、藏、苗以及其他各族，皆华族中分支之氏族，亦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之义”。“以示中华大一统之意云。”[21]1944年2月，发表《云南政治发展之大势》，认为“自有历史以来之云南，即为中国之一部分;故云南之历史，为中国历史之一部分，此为确然可信之事实”。[22]1945年，写成《云南沿革》，认为“云南自有历史以来，为中国文化之领域。云南历史为中国历史之一部分，此确然可信之事实”。[23]
理清楚这条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绝不是方国瑜先生“突出政治”的产物，而是来源于他长期研究边疆史地和少数民族史的“边疆视角”。这里的所谓“边疆视角”，主要是基于先生浓烈的家国情怀，即先生始终如一的对乡土的热爱、对国家的忠诚。家国情怀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政治、超越了党派，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共同的情感。[24]
三、整体性与统一性和不平衡性：
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内涵
方国瑜先生提出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其核心论点是:[25]
1、中国历史是有其整体性的，应当以中国整体为历史的范围，不能以历代王朝疆域为历史的范围。中国历史发展，有整体的社会结构。
2、统一的概念，主要就政权而言。不论是统一政权与不统一政权的建立，都是在中国整体之内，都为中国的历史。政权的统一与不统一，只能是整体之内的问题，而不是整体割裂的问题。虽然有几个政权同时存在，并没有破裂了整体的社会结构。
3.正统论的中心，把中国历史看作一个整体，只承认一个政权为合法。政权的分立，并没有割裂了中国的整体，而且更加强烈地要求整体的发展，终于实现了统一。
4.汉族的形成，是中国历史发展成为整体结构的重要因素。秦、汉以来中国形成比较稳定的多民族国家，以汉族为主干，汉族与其他各族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在整体之内有共同利益、共同愿望，有着浓厚的一致性。
5.不论政治情况如何，边境与内陆作为整体的社会结构共同发展历史，并没有改变。只有把云南各族历史始终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中国历史包括云南各族全部历史，才能把云南历史讲清楚。
6.以汉族为主流的文化发展和传播，形成中国体系的文化，在中国整体之内，起着主干作用。这种以汉族为主干的与全国各地各族的联系，由点而线而面，成为中国整体的社会经济结构。这一个联系的面，就是中国的领域，也就是中国历史的范围。
7.在中国整体之内，历史发展过程存在着不平衡的情况，这种情况，以族别之间为最显著。但是各族之间虽有差别性，也有一致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并不以差别性而分离，乃以一致性的共同要求而结合成为一个整体。
8.中国领域之内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适应社会基础而建立起来的统治政权形式也不同，历史学家称为郡县政权与羁縻政权的区别。但政权形式虽然不同，而同是国家的完全主权则无不同，不容稍有歧视。
1980年，林超民教授著文阐发，认为“西南各民族的历史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是紧密联系并结为一体的，从西南各民族与祖国的历史联系，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各民族的历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26]1990年，江应樑先生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出版。编者在“绪论”中强调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并总结说：“总之，统一的概念主要指政权而言;整体的概念是指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内在联系与凝聚。”[27]副主编林超民教授说：“我们编写的《中国民族史》，就是以方国瑜先生'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理论为指导……国内外同行专家对《中国民族史》的肯定，也就是对方国瑜先生'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肯定。”[28]1995年，木芹先生出版《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论》，他说：
差距如此巨大的几十个民族，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是怎样在一起共同创造了祖国历史的。帮助我解开这一历史之结的是先师方国瑜教授……给我一重要启迪的思想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我赞成方国瑜先生的这一观点，而且多年来一直作为我研究和教学工作的重要导向之一。因为我确信中华各民族历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汉族与少数民族、内陆与边疆是肌肤与腹肠、肤体与手足、唇与齿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机的整体。[29]
该书共分三编，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治理、保障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思想、制度和法，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内的少数民族。作者总结说：“总之，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既矛盾又统一的消长过程，也就是中华民族历史整体发展的过程。”[30]
2013年，林超民教授再次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认为其“揭示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在经济与文化上的整体性，在政治上分裂的偶然性与统一的必然性，在社会发展上的差异性与一致性，论述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根本原因、历史真实和发展趋势”。[31]
我们认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就是中国史研究的“整体史观”，方国瑜先生把这一“整体史观”运用于族别史、地方史、区域民族史、边疆史地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后来他的同事和学生，又将其运用于中国民族史和中华民族史的研究。2011年，笔者尝试论述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具体表现，即“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表现为边疆与内陆是一个整体，少数民族与汉族是一个整体，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是一个整体，必须以整体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的边疆史地”。[32]胡阿祥先生曾总结说，政治概念的中国“充分反映了这样的史实: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一无论文化高低，地域远近，是汉族抑或非汉民族一一共同缔造的；中国的版图是由中原和边疆共同组成的；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继承”。[33]这里，“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继承”表述更为准确，更为允当。因为“现代中国史学诞生以来，也一直都在致力于重建古、今中国的联系，为此展开了一波又一波讨论，实质都是要以自己的方式揭示中国历史的结构、脉络，从而回答'什么是中国’及其从何而来、向何而去等基本问题”。也就是所谓“中国历史的连续性”问题。[34]
实际上，上述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表现的讨论，仅只是力图回答整体所包含的空间演变、族群构成和时间的连续性。但方国瑜先生在进行理论思考时，充分注意到的是作为整体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体系，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仍然是这类历史发展过程长期积累和凝聚的内核。因此，林超民教授在讨论中国古代民族观时，认为“天下一统是中华古代民族观的基石、尊王攘夷是天下一统的前提、五方之民共天下是中华古代民族观的本质、华夷一体是中华古代民族观的内核、正统观是中华传统民族观的灵魂、文化是中华古代民族观的血脉”。[35]这种关于文化体系和民族观念的共识，似乎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思想底蕴。
四、中华民族建设与认同的基石：
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当代意义
综上讨论，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包含的内容是系统全面的、丰富深刻的，也可以说是博大精深的。是一个立足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原创性总结，能够反映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该理论的提出，是为了给编绘中国历史地图提供指导。但反过来说，又必须将其具体化地表现在所绘历史地图之中。理论是规律性的、思辨性的、纲领性的，现在必须将其具体化，表现在地图中的标题、政区、政权、首都等“符号”之中，这是方国瑜先生遇到的最大困难，也是不可能最终解决的问题。
如果我们回到理论本身，继续深人讨论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理论体系，包括其产生的背景、思想基础、内涵、特点及其发展演变等问题，就会赋予其更加丰富的内容，更加完备的体系。同时，以其为理论指导，全面、深人、系统地研究中国历史，弄清楚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整体社会结构、经济结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分析中国历史本身所固有的文化体系及其影响、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历程、现代中国与历史中国之间的继承关系等重大问题，为现代中华民族的建设与认同打下坚实的理论、历史、社会和文化基础。因此，对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研究，也可为当前中国提倡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国家命运共同体、区域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进一步的思考和历史经验的借鉴。
应当承认，近年有关“中国”叙说和构拟的热门论域，多少仍在随外人起舞。在如何连接古今中国的实质性问题上，目前所处水平和研究境界，均难与直指问题核心的前人建树相比。这当然不是中国史框架的建构对讨论无关紧要，或近现代的相关建树已无可发展。即以“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而言，其说与“中国”叙说的关联至深且巨，与中国史主线脉络和阶段性之说则首尾呼应，但迄今国内外学界既有视此连续性为不言自明者，也有对此置之不理或加普议者，这种现象本身就表明以往对此的阐释当再加审视和深入讨论。[36]
近年来，不少有影响的学者反复强调，要在对中国历史梳理的过程中，做出具有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理论阐释，而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是一个立足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原创性总结，既避免了“随外人起舞”的通病，又可加深对诸如“中国历史的连续性”的深人探讨。我们将相关研究回归到历史学的基本研究体系和方法之中，就有可能建立起自己关于中国、关于中国历史的学术话语体系和理论阐释。
与此相适应，加强对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的研究，还具有如下重要的学术意义。一是打破单一民族建国理论的侄桔，正确认识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二是正确认识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史在理论和实际问题上的局限性。[37]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近年来影响较大的“新清史”研究。
新清史之“新”，正在于其从整个内亚区域及历史上出现的内亚帝国的角度来认识北族政权……新清史不仅质疑了入主中原建立王朝的北族自视为“中国”的看法，更挑战了长期以来将之视为“中国”有机部分的观点，进又引出了“中国”统绪或其历史连续性是仅存于想象，还是确有一以贯之的传承脉络之类的问题。[38]
高翠莲教授指出:
新清史学派要清洗中国学者在历史研究中的“汉族中心”意识，将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置于更加广阔的“超中国”区域历史中。与中国学者长期以来在统一多民族国家框架下叙述边疆民族历史互动的路径相反，国外学者纷纷将中国边疆民族史从中国历史框架下“解放”出来，中国不再被看成是一个天经地义的历史叙述的单位，中国周边的“历史空间”被一个个地创造出来，于是，中国历史、中国边疆民族史，超越了中国，被放置东亚、东北亚、内亚、中欧亚这样的“历史空间”中……国外学者把全球化背景下对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形态的普遍焦虑投射到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的研究中，而中国边疆民族史领域也成了国外学者所持的各种研究理论和研究范式的试验场，因此造成了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中概念的混乱、话语的失序、理解的歧义。
事关中国边疆民族历史及其研究范式、中国疆域形成理论及法理依据、中国历史叙述的合理性等重大问题。[39]
由于受到强烈的“家国情怀”影响和严重的边疆危机刺激，方国瑜先生对英法等帝国主义凯觑、鲸吞和分裂中国的阴谋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警惕。他始终对国外学者的中国边疆和民族研究子以警惕与关注，提醒人们不要迷信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不要被“同志加兄弟”的政治形势所左右，不遗余力地驳斥其分割云南、分裂中国的谬论。可以说，方国瑜先生提出并论证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应有强烈的针对性，是典型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框架”，其立场和倾向性观点比较明显。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深化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的研究，努力加强基于中国历史过程学术话语体系的理论阐释和建设。正如林超民教授所说：
在新的21世纪，我们再次面临边疆危机。我们的东北边疆，我们的西南边疆，我们的西藏，我们的新疆、我们的东海，我们的南海都面临许多复杂问题和严峻挑战……在面临新的边疆危机之时，我们重新学习方国瑜先生提出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对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加强边疆的建设、促进民族团结，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40]
五、结语、方法论问题：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学”
总的来说，方国瑜先生对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的讨论是开创性的，同时也是初步的，探索性的。由于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与讨论，后继者们对该理论的进一步研究也未能出现较大的突破。因此，对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理论的研究也是发展的、动态的。当前，社会各界对“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历史”的讨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在变化，中国也在变化。我们应该充分吸收这些研究成果，在方国瑜先生探讨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不断赋子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以新的、更加具体的、更加完备的内容，使其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推动该理论研究的深人发展。
实际上，方国瑜先生在涉及西南边疆史地的具体研究中，有时也存在模糊甚至对立之处。如他赞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正确的办法”“符合历史实际”等观点。但他在1958年曾说：
元代的云南行省的地域范围是把今日缅甸禅邦、泰国北部、寮国北部也包括在内，不只是今日云南境内傣族区域；因为这些地域在当时与今日云南境内的傣族区域结合为一整体；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反之，如果根据今日政治区界把境外的史料删去，那不仅割裂历史，违背史实而且亦不可能把历史发展讲清楚;所以我的标题用“元代云南行省”字样，是历史上行政区域名称，与今日的云南省，在地域上是有区别的。史料事实不能以今日的情况把它割裂。[41]
这还可以理解为是他1963年之前的认识。后来他指导林超民教授研究《马可波罗行纪》，写成《马可波罗云南缅国行纪史地丛论》，[42]在标题的“云南”之后加上了“缅国”两字。1994年该书出版，定名为《<马可波罗行纪>云南史地丛考》。从该书名称的变化上，我们大体上可以体会到作者的无奈和矛盾。因为方国瑜先生在强调“应当以中国整体为历史的范围”“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践来确定中国历史的范围”时，并没有明确回答“中国整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之间的关系。
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凝聚力等理论进行比较，实际上具有相当多的共同性，其区别和分歧主要是基于“学科差异与方法论问题”。所谓“学科差异”，就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强调了历史本位，是基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总结，是方国瑜先生几十年研究中国各民族历史的理论认识。所谓“方法论问题”，就是坚持历史的“过程”叙述，而不是从现实倒叙历史，更不是因现实需要去“选用”“误用”历史材料。恩格斯曾说:“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43]1987年，《历史研究》推出了一组社会史的论文，该刊评论员以“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为题，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推介。[44]这里，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模仿，或者说是“借用”，提出“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学”的认识，既有学科的回归，也有方法论上的返璞归真，希望引起学术界对当前重大问题研究中多种学科一拥而上、忽视学科差异、用现实比附历史等弊端的重视。如同市井之间顽童们晚上游戏，追逐嬉闹，笑声震天，热闹非凡。但到夜色深沉，偃旗息鼓，人去街空，顽童们纷纷“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最后的结局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