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二师史锡腾——援越抗美生活系列纪实之二十七：再见了 老战友

援越抗美生活纪实

27．再见了，老战友

李武兵战友在吊车上

今天在连里修车，李武兵意外地前来看我，弄得我又惊又喜。在学校，我们俩就是很好的朋友，到新兵连后两人分在一个排，一到了自由活动时间就更是形影不离。有什么苦恼，有什么喜悦，有什么秘密，有什么感受，都推心置腹，相互鼓励，决没有半点保留。自从新兵连分手，这一年多来一直没有与他见面，不过，入越后我与他一直书信不断，相互之间的情况非常了解。他先是分在班排开发电机，那是一种很小的，靠汽油机作动力的移动式发电机，在施工现场需要电力时，就把它挂在汽车后面拖到工地，临时解决现场的电力供应。后来他又被调到汽车吊车上去当助手，经常出车到工地，坐在那高高的操纵室里，操纵着那长长的吊臂，把各种重大的器材、物资吊到汽车上去。他在信中还告诉我，他们连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施工机械，比如什么打桩机啦，铲运机啦，抽水机啦，打夯机啦，以前是闻所未闻，更不用说亲眼所见了。他说他很高兴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将这些机械的操作全都学会。但是后来，他的这些愿望并没有完全实现。因为工作需要，现在他已经被调到连部当文书了。其实，我觉得他还是最适于当文书。一是因为他人长得瘦瘦长长的一副书生相；二是因为他的家庭出身贫农，政治可靠；三嘛，是他爱好文学，写得一手好文章。后来他果然在此岗位上干得不错，不久就被调到大队政治部，后来又调到支队政治部，最后一直提升到铁道兵宣传部当干事。当然那是后话。这次我们能有机会见面，是因为他到大队去报实力，搭乘的车要回汽车连加油，当然就理所当然地顺便来看看我。

张德赛战友（后排中）和他的

发电机在越池大桥工地上

确实是挨得过初一，挨不过十五，春节一过，部队老兵的复原工作就正式开始了。
以往年份，到了阳历12月份老兵就可以回到家了。可是1968和1969年这两年情况特殊，每年都是搞到春节后老兵复原工作才开始，3月份新兵才能入伍。这是“文化革命”中混乱的地方局势所造成的。因此，今年一些老兵整个春节都过得不安心，在人生的三岔路口，谁也弄不清自己是走还是留。
当时的兵役制规定陆军服役时间为三年，也就是说，1966年以前入伍的战士都应该在今年复原了。但是从现状来看，1967年没有征兵，1965、1966和1968年的战士人数三分天下，还有不少1962、1963和1964年的老兵。要是连1966年的都能走的话，就剩下我们这些1968年的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凡是从理论上被划进这一杠杠的战士到了此时都会有些思想问题，都纷纷到连部去套口气：我今年是走还是留。虽然面临的都是走和留的问题，但思想却因人而异，各不相同。比如，有的人是来自于城市，每到老兵复员的当口都希望能早点复员回家，早点找个固定的好工作，建个小家庭，早点过上温馨美满的小日子。因而每到此时就整天盯着连长、指导员穷蘑菇，找出种种理由说服连队干部这次能放他一马；但也有人因为家乡穷，不想回去“修地球”，只想留在部队继续干，争取入个党、提个干什么的。这样的人到了此时也偷偷地去找指导员，拐弯抹角的表露自己的心意。不过比较怪的是，这些人的算盘珠往往和连里的打算是拧着的。想走的人，却是连里想留的，而不想走的，连里偏偏想让他走。每到这个关口，就是连队干部思想工作最严峻的时期，弄不好是会出政治事故的。不过，经验老到的连长、指导员也有他们拿手的一套，不管谁找上门来，不管是想走想留，一律都是一句话：“老子在部队干了这么多年都还没走呢，你才当了几天兵，就想走！趁早给老子安心好好干。”这样一说，想走的人自觉理亏，只好讪讪地笑着走了，而想留的人觉得有希望，也满怀憧憬地走了。
宣布名单的那一天终于到了，干部和老兵之间的思想大决战终于到了最后的阶段。指导员这儿是胸有成竹，因为衣袋里装着的这份复员名单已经由上级党委批准，谁走谁留，已是铁板上钉钉的事，再怎么扯皮，事实也无法更改了；而老兵这儿却是忐忑不安。命运即将揭晓，自己还不知道自己的下一步路将怎么个走法。就是有谁神通广大，能从哪儿听到一些风声，但只要不在这儿正式宣布，事情都有可能会“翻盘”。
就像我们新兵来时的情况差不多，指导员站在队列前面一个一个念着要走的人员名单，被念到名字的人，有的高兴，有的惊讶，有的沮丧，也有的满脸通红，好像马上就要爆炸似的——显然他对这样的结果完全没有料到。我当时不在机械连，也没有看到张德赛当时的表情，但我能想象得到他当时是多么惊愕。
不久，消息在我们这些武汉兵之间传开：这次有两个1968年的水果湖中学同学要复原，一个是因为身体有病，一个就是张德赛，是因父亲问题。我们这些同学听到消息后纷纷写信给机械连的李武兵，让他转达我们对张德赛的同情和慰问。俗话说得好：“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这次张德赛因特殊情况离队，看起来是件坏事，结果是件好事。他回去不久，武汉的“烧饼”又“翻”过来了，他父亲的问题一下子平反了，而诬陷他父亲的人反被打入了地狱。再后来，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他顺利地进入武汉的一所大学学习，后来又留在该学校任教。现在，他已经是一名事业有成的教授。

张德赛战友近照

话题回到我们汽车年来。名单一宣布，连队开始大变动。第一，榜上有名的老同志开始向其他同志交车。他们顾不上吃饭，立即跑到车场把自己的车洗得干干净净，再钻到车下把黄油打足。这些事以前都是助手做的，根本用不着他们动手。但是，今天他们一定要坚持自己做，什么人要给他们帮忙也不行。用他们的话来说，这是最后一次伺候自己的老伙计了。下午，车就换了主人。当新司机开着这些车准备上路时，他们站在一边眼睛红红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第二，从第二天起老兵就开始集中生活、学习。他们卷起铺盖，住到了连队特地为他们安排的地点，排里的铺位又空了好大一截。第三，连队派主要干部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安排他们学习。从这天起，炊事班接连杀猪，改善伙食，特别要让他们吃得满意，睡得安心，没有什么思想情绪。部队，毕竟是他们呆了好几年的地方，大家在一个铺上睡觉，在一口锅里抡勺，就是一家人也没有这么亲密。虽然老是说要走要走，但现在一下子真的要走了，谁的心里也不好过。现在从政治上和生活上关心他们，让他们以愉快的心情在部队渡过剩下的最后几天，就是最近连队干部最主要的工作了。
3月的一天，老兵离队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前一晚，我和单树培到老兵排里去与他的师傅道别，师傅敞着上衣，胸前露出了背心上大红色的“援越抗美”的字样。他打开水壶，倒了满满一茶缸酒，非要与我们一起喝。几乎所有的老兵都在与老朋友作最后的团聚，他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搞来了酒，大家的脸上都是红红的。按说，部队的纪律不许喝酒，但是今天情况特别，干部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有意思的是，他们铺上的小包体积一下子变大了，东西也一下子增多了。其实这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比如一根写着“越南留念”的扁担，一把用钢轨头打成的菜刀，一小段枕木余料制作的小板凳，当然，还有用“飞机毛”制成的精致的纪念品。他们明天晚上将乘部队的汽车到广西边境小镇夏石，再从那儿转乘火车返回家乡——和我们入越时的路程刚好相反。不过，明天我们要运送其他连队的老兵，不能最后向他们告别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连队车况好一点的车几乎都出动了。我和朱师傅把车清扫得干干净净，用水冲了又冲，再搭上车棚，安上伪装网，到二营运送五连的老兵。天渐渐黑下来了，老兵们眼睛红红地从营房里走出来，恋恋不舍地与战友们作最后的道别。这些老兵在这个集体中已经生活了多年，在敌机轰炸时，在工程繁重时，在生活艰苦时，他们中有些人也许有过想离开这儿的念头。也许就在十几天前，他们中的不少人还在和指导员软磨硬磨要求复原。但是一旦真要离开这个家，每个人却又是那样依依不舍。看到这里，我自己的眼睛也开始红了。
天完全黑了下来，我们的车一辆接一辆地启动了，在一号公路上汇聚成一股长长的灯光流。这一夜，司机完全没有合眼，集中了自己高度的精力行车；我们助手也没有合眼，不时为司机点烟，有话没话地与他们闲聊，瞻前顾后地相互照应，直到东方露晓，把退役老兵送达目的地后，才到招待所好好地睡了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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