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谁抹黑了隋炀帝杨广？这三盆脏水实在太厉害了
提到隋炀帝杨广，大家的印象一定是昏庸无道，残暴生灵。
其实“隋炀帝”并不是杨广的庙号，“炀”只是李渊给他取的谥号而已。在某些影视作品中，竟滑天下之大稽地出现了杨广说出“朕隋炀帝……”的台词，这种场面在古代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在古汉语中，“炀”的意思是“好内怠政”，是一个充满贬义的字眼。
所以，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会称自己为“炀帝”。
其实在给杨广取外号时，“炀”这个字用得非常巧妙。早年隋炀帝在为陈叔宝定谥号时，出于反感他选择了“炀”这个字。没想到，等到他驾鹤西去后，“炀”这个谥号又落在了自己身上，李渊的这一反讽可谓相当精妙。
翻开史料，我们很难在里面找出杨广的优点。即便他有优点，这些优点也都出现于他登基之前，史官也给这些优点的出现进行了解释：全都是演的。
为了迷惑自己的父亲隋文帝，从兄长那里夺取继承权，所以当时的皇子杨广才表现得仁义守礼。所以，在杨广登基成了至高无上的存在之后，他无需看其他人的脸色活着，骨子里的劣根性就全都暴露出来了。残暴好色的是他，淫母奸嫂的也是他，滥用民力，穷兵黩武，史上暴君的那点坏毛病杨广全占，从他的身上我们看不到半点值得歌颂的地方。
历史都是后人的评价，我们没有活在那个早已远去的年代，所以每个人对历史的理解是不同的。至少在笔者看来，杨广没有史学家所说的那么不堪。虽然，史料中找不到对杨广的溢美之词，但从杨广做出的实绩中我们能剖析出这位皇帝的可取之处。
说起来，杨广“务实”的风格在古今帝王中是相当罕有的，他所主导的运河工程，其作用丝毫不亚于秦始皇的万里长城。只不过，这种大型工程在古代多半属于“费力不讨好”之列，虽不能在当代看出成效，却能惠及子孙。
而且，隋炀帝绝不是个文盲皇帝，他的文艺范十足，简直能与后世南北宋的那些文艺皇帝媲美。从杨广留下来的诗作中我们能看到，杨广的文学底子非常扎实，笔调也没有其他皇帝那般浮夸，甚至能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
其一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其二
夜露含花气，春潭漾月晖。
汉水逢游女，湘川值两妃。
——《春江花月夜》
日落沧江静，云散远山空。
鹭飞林外白，莲开水上红。
逍遥有余兴，怅望情不终。
——《夏日临江》
就算是巴不得把杨广一竿子打死的史学家，也不得不给出“好学，善属文，深沉严重，朝野属望”这样的评价。
其实杨广的恶名在滥用民力穷兵黩武，但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何尝不是他的优点呢？
这位皇帝的脑回路十分清奇，动辄搞上一出大手笔，今天营建东都，明天御驾亲征吐谷浑，后天开凿大运河。老百姓的精力，完全没办法陪着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一块折腾。所以天下大乱，直接使处于盛世的隋朝土崩瓦解。在感慨江山社稷凋零的同时，却很少有人看到杨广留下的大运河惠及后世，也没人想到不论吐谷浑还是高句丽都是中原王朝必须优先解决的外患。
杨广最出色的成绩，莫过于实行科举制了。
别看在当下社会，人们对古代科举政策嗤之以鼻，那是因为活在今天的我们拥有了比科举更加科学有效的人才选拔方式。在隋朝以前，各朝代的人才选拔方式是非常有局限性的，门阀观念限制了平民百姓出人头地的机会。如果没有科举，那些德才兼备的寒门子弟不知何时才能翻身。就像法国社会学家布罗代尔所说的那样，谁都没想到在中国隋朝那么封建原始的集权制中，竟出现了颇具现代特色的人才选拔制度。
杨广用了一辈子的时间，做了不少让老百姓得到实惠的出色成绩。这样的皇帝，即便贪酒好色，即便为了集权做过某些肮脏事，也完全该被原谅才是。为何杨广在后世的名声如此不佳，甚至身败名裂呢？究竟这盆脏水是谁泼上去的呢？
泼第一盆脏水的，自然是取隋而代之的大唐王朝。
一旦有新王朝取代旧王朝，总得改改史料，黑化甚至妖魔化一下前朝的皇帝。若不将前朝统治者刻画得残暴且昏庸，老百姓怎能认可自己的政权顺应了天意民意呢？历史上绝大多数新王朝都是靠造反起家的，为了洗脱这一本质，统治者们有必要进行一系列的粉饰和抹黑。粉饰的自然是自身的发迹史，抹黑的便是前朝的光辉史，此消彼长之下，新王朝才能在中原彻底扎根。
值得一说的是，李唐王朝其实根本没资格评价隋炀帝。
何出此言呢？
若不是隋炀帝改革了官僚制度并实行了科举制，终结了关陇集团垄断仕途的历史，恐怕南方的官员很难在朝堂上有一席之地。显然，杨广此举侵犯了关陇集团的既得利益，所以李氏才会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栽赃和抹黑。
唐人眼中的隋炀帝好色，违背伦常，可李世民、李隆基哪个不是好色之徒？一个收纳寡嫂，一个霸占儿媳，他们的所作所为又符合道德伦常了吗？至于弑父杀兄这一点，李世民的确比杨广好一点，他没有对自己的生父挥舞屠刀，只是为了政权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干掉了时任太子的兄长，而且将父亲软禁在深宫中而已。
李世民是不配批判杨广的，如若他揪着弑父杀兄这点不放，无疑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时至今日，没人能否认唐太宗英明神武的一面，但也不该否定杨广所做出的功绩。论起人品和道德，活在“脏唐”里的李天子根本没理由给杨广扣上“违背伦常”的帽子。
在杨广身上泼了第二盆脏水的，就是日渐兴起的儒家史学观。
在唐朝开国以前，史官们叙事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甚至刻板的。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我就记什么，不会因为统治阶层的意见作出修改，哪怕是掉脑袋也在所不辞。然而，这种情况在唐朝以后发生了剧变。
唐代以后的史官，在叙事时是站在传统儒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的，所以忠君爱国是主流，违背了这一基本原则的一切都是要批判的对象。活在唐朝的史官，自然忠于大唐，所以在他们看来其他朝代都不是正统。亡国之君，就是活该被历史淘汰的存在，在他们的身上一定满是缺点和弊病。
秉持着传统儒家思想的史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亦成了教育家。他们教化的对象，不但是活在当下的老百姓，更是未来的后来者。那些“过眼云烟”一样的亡国之君，就是他们教化世人的反面教材。
所以，唐朝以后的史官往往会不遗余力地证明“亡国之君等同于暴君庸君”这一命题。殊不知，这种观念从一开始就已偏离了严谨客观，所以从这些仁义君子嘴里叙述出来的历史，未必可信。
给杨广泼上最后一盆脏水的，就是被蒙在鼓里的老百姓了。
当然，老百姓的认知不会以文字的形式传承下来，记录这些的是有心搜罗这些八卦新闻的读书人。很多人觉得，野史作品的作者就是历史上最早的记者，他们从民间出发，在历史的夹缝里搜集真相，修正历史。殊不知，这种靠道听途说而收集来的历史资料未必真实准确。
毕竟，皇帝生长于皇宫，他们的事迹鲜为人知，连入朝为官者都搞不清皇帝的私事，何况是乡野村夫呢？从老百姓嘴里打探统治阶层的历史，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滑稽的。市井里的小老百姓，大多数没读过几天书，他们所储备的知识和观点往往受到了当权者的控制。
毕竟，活在李唐这片天空下，老百姓的日子无不是天子赐予的，所以他们不但要忠君爱国，还要帮助当代史官一块抹黑前朝的历史。
中国人是喜欢八卦的，女人的八卦是七大姑八大姨坐在家门口唠家常，男人的八卦则是说书人嘴里被戏说的历史，所以茶楼酒馆成了野史的“重灾区”。说书先生服务于劳苦大众，但毕竟其本身就是劳苦大众的一员，并未掌握历史真相。为了吸引听众的耳朵，说书先生必须曲解历史，即便是一些真实发生过的历史故事，也会在他们嘴里被歪曲。只要茶馆里的看客相信，他们就能得到几个铜子的打赏，仅此而已。
前段时间笔者格外痴迷郭德纲讲的单口相声，但笔者心里也清楚，这只是经过艺术创作的历史而已。从事这行工作的说书人为了生计，所以才会编故事。巧合的是，统治者为了巩固集权，也会编故事。所以，只要不触及到底线，前朝旧事往往会被拿出来翻来覆去的炒作，史官与说书人互惠互利，强强联手，造就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在这种背景下，亡国之君无疑成了背黑锅的倒霉蛋。
可以说，这一切，都是“成王败寇”的使然罢了。
参考资料：
【《隋书》、《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