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天子传》“七萃之士”考

王林莉

流传至今的《穆天子传》，存在着大量阙文， 不为人所识的古文字以及难以为今人所理解的字词，为现代人准确理解文本造成了障碍。 其中， “七萃之士”在文中出现十余次是活跃在周穆王身边频频出场“亮相”的重要人物群体， 有具体人名交代的有高奔戎、葽豫，然而，“七萃之士”中， “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这也是破译“七萃之士”身份之谜的关键。

围绕“七”是否为数目 字含义， 学者们的观点可分为两种：一种以檀萃为代表， “《周官· 车仆》 掌戎路之萃， 广车、阙车、苹车、轻车之萃， 凡五萃。 萃同倅， 犹副也。 穆王或增二萃，故云七萃也。” ［1］ 很显然， 这是将“七”释为数字， 持这种见解的还有顾实，新版《辞源》将“七萃”释为“七支精干的队伍，指周王的禁卫军”，然而这种解释方法与作品中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因此引起一些学者的怀疑。 岑仲勉认为“按传文常以七萃与六师并举， 人似颇多， 副车或无需此数余则疑萃为亲军或禁军古称。” ［2］ 王贻梁先生更在考察了大量战国燕戈等兵器铭文、 战国货币 文字后指出“燕戈铭文中类似'七萃’ 的名称还有'王萃’ 、'黄萃’ ……，都是与军旅行伍有关的职官，而名'某萃’ 的显然都是燕王的侍卫禁军， ……

'七萃’ 的'七’ 字绝对不能解释为数目 字， 而疑当读为文献习见的漆车之'漆’ 一类。” ［3］ 王贻梁在考察了大量先秦金文基础上，断然否认“七”的数字含义， 同时又采取谨慎存疑的态度，对其含义进行了猜测而不做结论式论断。 然而， 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解释还是有许多线索的，本文将从文献出土时的具体情况、文字学， 同时从文本中寻求内证的方法来考察这一问题。

西晋初太康年间，汲县出土了一批战国竹简， 其中包括了《穆天子传》，引起了官府及当时学者的关注。 遗憾的是，这批竹简在官府收管时， 已遭到严重破坏， 据《晋书· 束皙传》“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 及官收之， 多烬简断札， 文既残缺，不复诠次。” ［4］ 这给当 时的整理者造成了 一定困难。

《穆天子传》的整理者荀勖在序文中也提到了这种情况， “汲郡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 这也是流传下来的《穆天子传》中阙文随处可见的重要原因。 另外，这批竹简上的文字很古老，“漆书皆科斗字…… 科（斗） 文者， 周时古文也。” （王隐《晋书· 束皙传》） 这就需要整理者将科斗文译成当时的文字，《晋书· 束皙传》中就记载了晋武帝将竹简交给“秘书”，令其“校缀次第、寻考指归， 而以今文写之。” 其中， 荀勖参与了《穆天子传》的隶定工作。 以上， 是包括《穆天子传》在内的汲冢文献出土时的具体情况， 竹简毁坏残缺， 文献以古文字面世，这些为文献的整理设置了障碍，而后者，即将科斗文隶定，更使得文献整理中隶定是否准确增加了人为的因素，因为这涉及到整理者的学识，当时文字学的发展等具体因素制约。 因此，文献中个别字词出现隶定错误的情况， 可以说很难避免。 本文讨论的对象“七萃之士”既然在面世之初是以先秦古文字形式存在， 我们不妨考察一下其中“七”字在先秦时期的本来面目 。

“七”的字形在先秦时期比较固定， 在甲 骨文中作“ ”形，玺文略同，如矢簋、王铸觯中“七”字形与“ 十“ 只有字画长短、粗细之别。 ［5］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字在此时期与另一个文字在字形上极难辨别，即“甲”字，“甲”的字形存在一个略显复杂的演化过程， 在甲骨文中作“ 十”形， 玺文略同， 如利簋、颂鼎中的“甲”字分别作“ 十”、“十 ” ［6］ 这样， 此时期的“甲”、“七”二字在字形上极易混淆，后来， 为了更好地区别这两个字，“甲”在字形上出现了演化， 如 （ 鼎） 、 （甲盉） 、（兮甲盤） 、（新虎符） 。 ［7］ 演变后的字形， 越来越接近现在的“甲”字。

然而， 有一个现象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即： 战国 时期“七”字仍然保持它在甲骨文中的大致形态， 没有太大的变化。 而“甲”字却发生了较明显的演变， 除了上面提到的字形外，还有“ ”、“”等［8］，这些已经变化的、与“七”差别较大的字形是战国时期“甲”字的主要形态， 这在现已出土的郭店楚简、包山楚简、马王堆简帛等战国文献中得到证实，这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 即战国时期“甲” “七”的字形已大致定形，极易区别。 但战国时期是否所有的“甲”字都摒弃了原先与“七”同形的字形了呢？ 从现已出土的部分文献来看，答案是否定的。 战国文献侯马盟书中的“甲”字即沿用了“ ”字形，而且，侯马盟书与《穆天子传》同属战国文献，且都出土于战国时晋地，据此可推：《穆天子传》中的“甲”很可能与侯马盟书一样用“ ”字形，与“七”同形。 晋荀勖可能没看到战国“七”“甲”同形的文献，从而，根据战国绝大多数文献中“ ”即为“七”的现象， 没有深究《穆天子传》 的具体语境，将其隶定为“七”。

由此得出结论，在先秦时期曾很难辨别的“七”、“甲”二字，发展到战国时期已趋定型， 绝大部分文献中已采用演变后的、与“七”差别很大的“甲”字形，但就《穆传》出土的晋地区而言，“七”、“甲”仍然同形。 因此要想准确区分二字， 具体的语言环境就显得相当重要，下面， 我们将深入《穆传》文本，详细分析“七”及“七萃之士”在作品中的具体语境，只有这样，对其字意、词意的判断才最具说服力。

“七萃之士”在作品中出现频率较高， 共十余次， 他们具有如下特点：首先， “七萃之士”活跃在周王左右， 如周穆王纵乐之后，情绪上的微妙变化， 盛姬丧葬之后悲痛欲绝的情绪，“七萃之士”都能及时体察， 并加以解劝。 第二， 他们受周王亲近重视。 文中多次提到他们得到周王赏赐的“左佩华也”、“佩玉”等珍贵的玉器，同时受邀参加周天子的宴会， 与之同列的有“正公诸侯王吏”（卷二） ，由此可见其身份、职位不低。 第三，他们大多是勇 猛的勇 士形象。 “七萃之士”随时陪护周王左右，负责穆王安危。 如高奔戎曾请示穆王与猛虎博斗，最终将其生擒， 这使忠心、 勇 猛的武士形象格外鲜明。 此外，沙漠中在穆王求饮不至的情况下刺左骖得青血；在天子出行的车辆中充当车右，都显示出“七萃之士”勇敢、善斗的身份特点。 通过以上总结的“七萃之士”的这些特点，若按檀萃，顾实的观点将“七”释为数字的含义， 则与这个语言环境很难相符。 如果我们考虑到文献出土具体情况导致文献易被隶定错误的可能性， 并结合先秦时期“七”、“甲”同形的事实， 将“七”替换为“甲 ”， 那么， 改变之后的“甲萃之士”与具体的语境是相符的。 “甲萃之士”释为身披铠甲的勇士， 这和文本中他们勇 猛的武士形象相契合。 那么，“甲萃之士”是何身份使他们如此紧密地处于周王周围并深受重视呢？

要想回答上面这个问题，文本中有一个关键人物———高奔戎，他是“甲萃之士”中出现次数最多的， 共三次： 1、 在沙衍中刺其左骖之颈取青血为天子解渴（卷 3） ；2、天子命驾八骏之乘中交代“奔戎为右”（卷 4） ；3、奔戎生捕虎（卷 5） 。 在卷四中天子命驾八骏至巨 一段，“癸酉，天子命驾八骏之乘，右服 骝而左绿耳， 右骖赤骥而左白 。 天子主车， 造父为御，为右。 次车之乘， 右服渠黄而左踰轮， 右盗骊而左山子。 柏夭主车，三百为御， 奔戎为右。” 这段话交代了天子出行时八骏马的位置以及车上人物的位置。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奔戎处于车右的位置， 即戎右。 《周礼· 夏官· 戎右》载“戎右掌戎车之兵革使。” 疏曰：“戎右者， 与君同车， 在车之右， 执戈盾， 备制非常， 并充兵中使役。”［9］

因此， 作品中的“甲 萃之士”有充当“戎右”的机会，跟他们在作品中所显示的勇猛特点相一致。 第二， 周天子所在车辆为“乘一”，而柏夭所在车辆为“次车之乘”，郭璞注为“次车，副车。”即“萃车”， 奔戎正是这辆“萃车”上的车右，这与奔戎“甲萃之士”中“萃”的意义相吻合。 “萃， 犹副也。 ……戎路，王在军所乘也。 ［10］ ”

综上，我们有理由推断：《穆天子传》在西晋出土以后流传至今的历代版本中的“七萃之士”应为“甲萃之士”， 这种讹误，是由于这部文献的最初整理者荀勖隶定不准确造成的。 “甲萃之士”，即全副武装的副车上的勇士， 他们常有机会担任战车上的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