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儿子告老子这件事儿 | 江河·早茶夜读
在《公主之死》中，作者曾提到，因传统社会禁止“卑幼控告长上”（儿子不能控告/揭发父亲），促使家暴案件缺乏直接的目击证人，导致家庭内部的暴力无法得到法律的裁判。我对这一伦理难题（人为的法治障碍）印象深刻，在读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时，又找到了一点相关的线索。
所谓“卑幼控告长上”的禁令，追溯起来应当属于“容隐”制度。“容隐”这个词不知道学术上怎么讲它确切的词源，但说它和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有着直接紧密的关系，应该问题不大吧。瞿同祖在“容隐”一节中主要讲了儿子不能控告、揭发父亲的法律规定，传统社会中，以下犯上者是不孝，不孝是重罪，“非人子之道”，“亏教伤情”，“伤和贬俗”，一旦违规，不仅相关官吏要跟着被处罚（“唐、宋杖八十”），原告子孙也要受到重刑，比如说：
从北魏时代起，子孙告父母就已经是死刑，唐、宋是绞刑，一直到明、清，才把实告和诬告分开，诬告长辈的子孙依然被判处死刑，但被告长辈被证实确实有罪的子孙还是免不了要“杖一百，徒三年”。似乎在古代社会，法律最先保护的是伦理秩序，而不是公义，书中讲到一个例子，梁武帝时期有位母亲拐骗人口，她的儿子出来作证证实其母罪行，法官表示，做儿子的应该“有隐无犯”，但你却提供了对母亲不利的（虽然是真实）的证据，导致你母亲被判处死刑，按我们现在的话说，这位法官重点歪了吧？不审判拐卖人口的罪犯，却先去处罚证人……最后这位儿子被流放了。
春秋战国时用秦律，法家讲条例，儒家讲伦理，以礼入法，大概也是西汉王朝结合现实生活提出的一种在地化解决方案，是政府低成本维稳、管理社会的基本手段，但接受过现代法治教育的人大概很难理解，或者说接受这种伦理大于法治的法律制度，就像《公主之死》里提到的，很容易造成暴行的遮蔽和公义的丧失。
如何理解“容隐”制度的合理性？简单查了一下资料，发现对“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争议由来已久。有种说法认为，如果鼓励父子互相告发，社会风气就会变得很坏。（这个可以理解，我猜想最近可以参考wg吧。）有趣的是，反方的观点好像更有说服力，比如针对“容隐”对伦理秩序维护的有效性这一点说，反方反驳表示，父子互隐对构建一个伦理关系正常、健康的社会是有伤害的；还有种延伸到整个社会关系网的说法是，父子互隐会造成官官相护……总之正反两方的观点基本是在伦理的范畴内讨论，倒是一位山东财经学院教授的一篇博客提供了新的思路，王蔚老师从生产生活的角度入手，家庭是传统社会生殖、生产的基本单位，古代也没有什么社会保障，父母是家庭生产消费的主动力，如果父母，尤其是在男权社会中的父亲不在了，整个家庭就会难以为继，这样一讲，“容隐”就有了很强的现实功用，破坏了家庭就是破坏了生存，这种说法好像和我们现在大部分人的生活也很接近。
但伦理始终是管理者最好用的说辞，就像上文提到的“亏教伤情”，“伤和贬俗”，伦理也是法律和父权最默契的纽带，以“不孝”为罪名。很好想象，“不孝”是可以很主观的，充满阐释性。父母如果打死了孩子，“只要父亲说儿子违反教令，法司是不会要求提出原因的，也不须法司加以认定”。在这套伦理化的法律制度下，父母完全可以合法地控制孩子的生死，“父母如果以不孝的罪名呈控，请求将子处死，政府也是不会拒绝的”。
法律对伦理的介入程度，伦理和法律的联合程度之紧密、严厉，令人有些触目惊心，试看一些情节较轻的，清代人管教“熊孩子”的案例：
看到了吗，懒散、酗酒、偷钱、离家“北漂”“上漂”的孩子们……有些例子情节曲折，作者瞿同祖也不禁感慨“匪夷所思”。
实不相瞒，看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里的案例（“阴间故事集”）后，我对古代“父慈子孝”等字样充满怀疑……怎么讲，对“五四”“发现儿童”和鲁迅“救救孩子”有了更深的体会。
同时也发现我对古代人的亲子关系好像一无所知，也无从想象，唯一比较熟悉的大概就是贾政了吧——
前两天重翻了一下红楼，发现了几处以前完全没注意到的，贾政流露温情的慈父瞬间，那是一种绷不住的舐犊心肠；不能不说曹雪芹真的很会写纸缝文章，把这一在礼法和不忍之间拉扯的纠结父亲形象写得惟妙惟肖。估计贾政也很苦恼，既不能顺着自己，也不能顺着娃，爹杂这么难做捏？
——不妨来读《早生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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