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E大家谈 | 王勇：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对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范式的反思

在17号下午的发言中我已经阐述了对于新结构经济学，特别是增长理论建模方面的一些个人陋见。现在我将用15分钟的时间，讲讲我对阿罗-德布鲁模型（Arrow-Debreu Model）的粗浅思考。

在17号的报告里面我用了两个例子，都是跟林毅夫老师合作的文章，其中一个是跟林毅夫老师和鞠建东老师在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发表的文章，讲到在处理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有什么技术上的难点。主要是因为总体生产函数形式并不是外生给定而是内生变化，而这体现的是潜在产业组成的内生变化，是由要素禀赋结构不断改善和产业结构不断变化导致。所以求解动态模型最后变成了求解一个汉密尔顿系统，其状态方程由于总体生产函数形式是内生变化的因而也在内生调整，这也是最大的技术上的难点。

现在我们需要系统地从技术层面上反思，在多大程度上继承阿罗-德布鲁模型（Arrow-Debreu Model），同时在多大程度上这个模型可能对于一些关键问题强调得不够。阿罗-德布鲁模型（Arrow-Debreu Model）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础模型和框架，它有几个非常好的性质。首先，我们对于整个经济系统福利的判断是基于阿罗-德布鲁系统，两个福利经济学定理是用来做效率分析的最基础的框架，也是现代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基础框架。其中有几个关键要素，从最微观的个体出发，家户定义了偏好，企业定义了技术。而且不同个体有不同的约束，同时也有不同的市场结构的潜在假设。比如可以假定所有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那就是市场经济。如果商品空间是固定的，商品种类不会增加，那么N维的商品空间就对应N个价格，最后形成一系列的分析，无论是宏观和微观都可以在这个框架里，这个是最本质的现代经济学的范式。

后来，在原来阿罗-德布鲁最早的框架里又引入了金钱；引入了动态，所以不同时间点的同一个产品可以看成不同的产品；同时还引入了不确定性。如果我们发展新结构经济学要与现在框架有所区分，那必须要对现在框架的特征有所把握。事实上，现在的阿罗-德布鲁框架之所以这么强大，是因为它已经做了很多的扩展，包括DSGE也是这个框架。如果一个N维的商品空间仅仅有N-1个价格，那就是一个不完备的市场 (incomplete market)。 在一般均衡框架中也已经引入了信息不对称，比如说Robert Townsend的一系列的研究就引入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博弈论和一般均衡框架并不是两张皮，而是已经是在逐渐结合。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有外部性、国际贸易以及异质性个体等等，所以这个一般均衡框架是非常强大的，而且是一个主流范式。我们不能轻易地说这个框架有局限，不能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宣称要批判和推翻AD模型，而是必须谦虚冷静地学习它然后具体地反思它到底还有哪些不足之处。

如果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来反思AD框架，到底有哪些是在传统上大家不怎么强调的，但是新结构经济学却特别强调的？

我认为，第一，一般均衡模型从微观基础出发，起点是原子式的个体，比如独立家户是不考虑性别的，而企业仅仅用技术表示。但是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的关键是结构，比如产业结构, AD模型最开始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设定来对待。现有的宏观经济学模型基本都把产业结构、大小银行组成的金融结构等作为外生给定的并且是不随时间变化的，但现在做新结构经济学就要考虑原来的AD模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涵盖内生结构和演化结构。当然，现在很多考虑产业结构、金融结构的变化的研究，也是建立在AD模型的基础之上，但我们要系统考虑怎么把这个结构做得更加丰满，并得到一些可以检验的预测。至于研究结构的方法，诚如今天上午邢海鹏教授说的，很多对于经济学还很新的东西在统计学等其他学科里已经非常成熟。虽然我对此了解有限，但我认为理论上确实有可能存在一种更易于刻画的拓扑结构，并且可以看看它是否真的有相应的演化。

固然有根据当时的现象归纳而提炼出来的理论，但分析工具的重要性也是非常大的。比如宏观经济学70、80年代开始的理性预期革命就是以卢卡斯、萨金特等为代表的集中在卡耐基梅隆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等机构工作的一群宏观经济学家首先倡导与发展起来的，其中非常关键的就是把贝尔曼方程（Bellman Equation）系统地引入到了宏观经济学的分析中。在此之前，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定量研究方法是建立大量的联立方程组，最后求解出的宏观变量都是一个数字。但是卢卡斯引入了贝尔曼方程，那就是一个泛函，最后求出来的是一个最优的函数，这就是理性预期。如果只是联立方程组，政策只会改变最后的数字，但卢卡斯认为政策会改变整个经济结构和预期，所以每个决策者的行动就是一个政策函数（Policy Rule），而不只是一个数字。在这点上，宏观经济学的传统认识被颠覆了，这就是卢卡斯批判。

事实上，贝尔曼方程在60、70年代被系统引入经济学时，在工程学里已经非常成熟了。60、70年代的工程学正在把稳健控制（Robust Control）引入到自己的学科里。目前的主流宏观经济学范式是，假定建模的人知道真实的模型是怎样的，然后得出推论与假说。但稳健控制是假定决策者，比如央行，并不知道现实中的正确模型是什么，但有几个可选的模型，所以相当于一个假想的自然神力在和决策者作对，会尽量的把决策搞得更糟糕（Min Max），所以作为决策者必须要做出一个最小化最大可能损失的决策。这也是最近几年LarsPeter Hansen和Thomas J. Sargent的想法，希望把稳健控制引入到宏观经济学，因为这相当于放松了理性预期的假设，将理性预期变成一个特例。现在也有一些人试图将其引入到资产定价中，把这些工具运用到央行的决策系统，但是这个推进也是非常艰难与缓慢的，即便Hansen和Sargent都是诺奖得主，推进起来也都非常难，但是我相信也许有一天这也会变成主流。

我以这个作为例子是想说明现在很多其他的学科掌握了很多工具，也许并不是从经济现象和问题出发。新结构经济特别鼓励跨学科的对话，就是想看看有什么样的问题和什么样的工具可以对接。比如邢教授是斯坦福的统计系的博士，但他对经济学、金融学感兴趣也有研究。他也许不太清楚经济学中很多分支中都有些什么问题，而我们没有意识到其他学科里有一些成熟的技术正好可以拿过来用，所以这样的互补沟通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冬令营头脑风暴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如果有一天发现正好有个技术引进后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于经济结构的看法，那就应该接纳它。但是绝对不能在我们实际不知道的时候就说要推翻AD模型，这是“无知者无畏”的不成熟的表现。而且我们必须把AD模型这个现有的工具范式利用好，然后如果有朝一日AD模型的确限制了我们的思考，这时我们再引入新技术。当然，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第二，我觉得现有的AD框架中，政府的作用大家考虑得还不够。目前宏观上通常的做法是根据模型把外生的政策放进来，不同政策产生不同的分配效果。然后按照某种排序方法，比如帕累托有效的原则，对所有的不同结果做个排序。然后根据不同的排序，倒推出来之前输入的外生政策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最后给出建议。但这里面有两个问题，首先政策本身并不是外生的，如果忽略了政策的内生性，给出建议就很可能具有误导性，这个是林毅夫老师一直在强调的。其实政府的决策很多也是内生的，为了分析的简化我们有时候把这些割裂开来。但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比如政府的发展战略可能产生一系列的政策扭曲，如果不把源头去掉，而直接去掉中间的扭曲，则是把原来的“次优”变成了更差。其次，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扮演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角色，并不是政府做一个事情后就游离开这个市场，然后市场告诉结果，政府再进来安排一下。相反，政府是一直积极地适应性地学习，比如中国的地方政府是一直在学习的，是一个贝叶斯更新的过程。包括林老师在马歇尔讲座中讲的思潮，政府的领导人也是在进行贝叶斯更新。Dixit以前给世界银行写过的一篇文章，总结过去的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每10年就会冒出一个经济增长的英雄，比如日本曾经就是一个英雄榜样，这时世界各国都来学习这个国家的经验，认为这是最好的，因为从政者容易使自己的同僚信服学习这个榜样是正确的。过了10年又换一个经济增长的榜样，然后大家又拼命学习模仿新榜样，所以这是经济发展思潮的一个贝叶斯更新过程。很多时候领导者的信息与信念的更新的过程非常重要，但这些东西在目前的绝大多数模型里是不考虑的。

目前的宏观经济学模型通常把政府放到非常被动的位置。当然我也是在芝加哥大学受的训练，有时要考虑到政府有很多无用的行为，比如一个调侃的比喻就是说政府就做两件事，一是收税，二是将所有收上来的税扔到大海里。但事实上，比如中国这种政府一直在进行主动积极的适应性的学习。现在林老师一直在积极鼓励中非合作，徐佳君老师也参与进来。非洲国家政府的官员是非常渴望学习，而且非常想把中国的成功经验学去的。那么，怎样把政府的学习过程模型化，特别是如果我们考虑产业政策，就必须考虑这个执行过程。我们要考虑政府的政策是怎么来的，怎样执行的，并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怎么不一样的，这个必须要适应于不停进行结构转变的环境，这点我觉得在现有的模型里面强调的不多，也是做产业政策时要考虑到的。

Journalof Economic Perspective曾经有一期邀请发展经济学的几个领军人物每个人写一篇反思。Dani Rodrik写了一篇文章，想要归纳中国成功的经验。他特别反对现有理论的一种普遍做法——在尚未诊断之前就开出了药方（Prescription Before Diagnosis）。这种做法是学了一个主流的理论后就跑到其他国家，在还不知道这个国家到底是什么特性之前就给出药方，典型的失败的例子就是“华盛顿共识”。在中国，在现实政策操作和执行过程中，很多时候就是先考察实际情况再给出药方的。我觉得林老师倡导的新结构经济学正是基于这个哲学，先看看自己有什么，再从这个基础上总结比较优势，再看到底有什么问题并找到对策。所以必然是先诊断，再给建议。但这并没有结束，给了药方，有了药材，还有执行的问题。政策本身和执行的过程有所区别，所以必须进行机制设计，把激励问题处理好。做完以后还需要评估，James Heckman做了很多与评估相关的研究，在Econometrica上也有发表。这个问题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就是怎样考核和激励官员，这些我觉得都可以更好地运用到新结构经济学这个框架里。

最后我还想再介绍宣传一下这篇发表在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上的文章，这是林老师、鞠老师和我花了很久的时间才终于发表的。林老师肯定不满意，因为林老师认为这应该发表在最好的五篇期刊之一。但不管怎么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慢慢注意到这篇文章，它也属于在结构变迁(structural change)领域的主流文献。我们不仅仅建立了一个模型，还花了大量的时间来总结实证结果，考察了产业升级的状况，不同资本密集度的部门的差异，不仅仅有美国的长期时间序列数据，还有UNIDO的跨国数据。这篇文章并不需要原来的只有一个部门的TCI的衡量，因为模型有无穷个部门，所以只要数据可得就可以做得非常细致，比如可以将政府的政策扭曲的程度精确到12位数产业甚至可以精细到每个工序，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微观数据，来看差异和整个的模式，而且并不只是像很多常规的横截面回归控制一些静态特征，而是有动态的预测，因为只有动态模型才可以刻画产业周期的长度以及什么时候产业该出现。以上这些结论都可以检验，所以对于实证研究感兴趣的研究者不妨认真看一下文章的第二部分。

对于新结构经济学，这个模型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出发点。首先这里有一个新的导致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就是禀赋推动的产业结构升级，这是核心所在。结构转型的文献中有各种各样的机制，但我们在这篇文章中都控制住那些机制的影响，仅仅看我们强调的这个机制的独立作用。当然新结构经济学的禀赋结构除了产业结构可能也有更好的表现形式，但这是我们这篇文章的出发点。第二，这个模型非常易于处理，因为有闭式解可以做非常干净的比较静态分析，因此可以在这个没有摩擦的最完美的状态的基础上加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可以拓展到开放市场；可以加入冲击，这也是我和邢教授刚准备讨论的，也可以加入金融市场；可以考虑外部性和相应的产业政策；可以考虑异质性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市场；可以考虑部门之间不同的生产率等等。所以我们这个模型虽然是有无穷多的部门，无限长的时域，非常高维，但仍旧是易于处理的。我的广告就做到这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