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 | 郭永秉：《金石有声：文献与文字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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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我们推送文研院邀访学者、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郭永秉老师的新著《金石有声：文献与文字断想》。本次推送，我们选取了本书“'夜鱼春跃’与'间缉之心’——《梁吴兴太守柳恽西亭记》读后”一文。本文系由郭永秉老师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召集的“颜真卿碑刻研究工作坊”上所作报告基础上写作而成，发表于2020年11月15日，总379期《中国书法》。感谢郭永秉老师授权。
新书推介
《金石有声：文献与文字断想》
作者：郭永秉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5月1日
目录
自序 / 1
孔子“瑟教”谭 / 1
屏风上的断想 / 14
“衣镜赋”的凤凰 / 18
春秋晋国两子犯 / 23
雒阳武库钟铭是伪造的吗？/ 36
元封二年铜烛豆铭文证真 / 47
关于元封二年铜烛豆铭文的补正 / 62
代笔，还是亲笔？——汉代小吏书艺一瞥 / 66
“夜鱼春跃”与“间缉之心”——《梁吴兴太守柳恽西亭记》读后 / 89
《夷坚甲志》的前三个故事是什么？/ 103
古人如何降落到草木之上？/ 116
关于“穗、秀”问题的一封信 / 144
与时俱进 精益求精——《文字学概要（修订本）》评介 / 152
《出土文献与物质文化》序 / 156
从出土实物看中国古代简帛书籍文化 / 160
功甫帖墨迹的题外话 / 214
字认完了吗？——谈战国竹书热背后古文字学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217
清华简最大的特色是“高大上” / 227
古人的文本不是写给机器看的 / 239
我是如何走上学术之路的 / 257
内容简介
本书是郭永秉教授近五年来的学术笔札、随笔、评论和访谈结集，大部分曾在《文汇学人》《上海书评》《新民晚报》等刊载，共20篇。所收文章涉及范围主要是金石文字，笔调轻松但不失严谨，多以某一个具体的点展开，研究文物中的古事遗文，发掘文献背后的乐趣，启迪普通读者以古文献学和文字学的研究路径，同时，还对近年来对古文字、出土文献研究领域的现状作了回顾与展望，在提倡“冷门绝学”复兴的今天，不失为一针“清醒剂”。
作者简介
郭永秉，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近年来除了文字学和古文字本体方面的研究之外，主要从事出土文献尤其是战国秦汉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出版专著及论文集共三部：《帝系新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参与裘锡圭教授主编《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中华书局2014年）的编纂工作。
郭永秉老师在文研院邀访学者论坛上作题为“《史记》先秦部分文本研究的前提性讨论”的主题报告
内容节选
“夜鱼春跃”与“间缉之心”
——《梁吴兴太守柳恽西亭记》读后
颜鲁公作于大历十二年的《梁吴兴太守柳恽西亭记》，见载于《颜鲁公集》卷十三（四部丛刊初编集部据明刊本缩印）。从内容而言，此篇篇名显然是传抄刊刻颜真卿文集的人改题，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所藏石刻题名不符。结合浙大藏石碑阳碑阴连读的篆额“修【梁】吴【兴太守】柳【文】畅西亭记”看，第一行原题似应复原作《湖州乌程县令李清修梁【吴兴太守柳文畅（或恽）西亭记】》（薛龙春先生在会议上发表的《颜真卿<修梁吴兴太守柳文畅西亭记>读记》已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此石篆额题写、书刻碑文的环绕方式，似并不多见（薛龙春先生指出，颜鲁公同年所书的《唐钱唐丞殷君夫人颜君之碑》的碑额书写及四面环刻方式与《西亭记》相同）。陆扬先生认为这块碑的性质是“实物现存极为罕见”的“湖州刺史颜真卿表彰属下的去思碑”，因“又不是奉诏而作，因此在型制上非常朴素，上端无螭首之类，边角呈圆状。这块碑和我近期在浙东看到的一块唐碑很像”。华人德先生从死后立碑碣有等级之不同的角度，指出《唐律疏议》卷二十七：“议曰：丧葬令：'五品以上听立碑，七品以上立碣’”，碑是方顶、螭首、龟趺，碣是圆顶，无螭首、龟趺，仅有方座，颜鲁公重视礼制，故只为李清立碣。可以说，西亭记石给我们了解唐代去思碑的形制提供了一个珍贵的实物例证。为了称引方便，下面径称此碑文字为“《西亭记》”。
我是做先秦秦汉历史文献和古文字研究的，按理决没有资格在此对《西亭记》及颜鲁公的书法、碑刻置喙，承薛龙春先生美意，让我从文字和文献方面谈一些感想，促进颜鲁公书法及《西亭记》研究在不同学科之间进行的交流。我对此深感荣幸，十分珍惜这次与各位先生交流的机会，因草此浅陋小札，谈一点学习体会，亦聊为祝贺之意，不当之处敬请在座方家指正。
现将《西亭记》除去篆额、篇题和撰书者结衔之外的释文列于下方（黑色文字是现存原石文字，加下划线的文字是原石文字与今传本不合的异文，加底纹的文字是根据四部丛刊本《颜鲁公集》所补文字）：
先分析今传本文本中一个最显白的错误。《西亭记》倒数第三行“刃”字，今各本作“力”，前一行“岂尽子言用力之术”，黄本骥编订本作“岂尽言子用刀之术”，凌家民对“鲁臣掣肘之患”和此句皆有注：
用战国宓子贱治亶父，请鲁君遣二臣同往，至而令二人书，书而掣摇其肘，令书不佳以报鲁君事。详《吕氏春秋》等。
言子，或指言偃，字子游，吴人，孔子弟子，以文学称，仕于鲁为武成宰。
其说可从。“言子用刀”，即用《论语·阳货》“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典，“言子用刀”与原石下文“余刃”正相呼应，《西亭记》前文对清宰乌程经历所用的“弦歌二岁”四字，实际上也为“言子用刀”暗埋伏笔（秦韬玉《送友人罢举除南陵令》：“共言愁是酌离杯，况值弦歌枉大才。”语义与颜鲁公用典极近）。此可证今本作“余力”皆误。“予之不佞”以下，是颜鲁公对李清在他领导之下取得乌程县治理的进步的表彰，意思是李清在乌程县令任上虽没有朝廷派人从旁牵制，但这一职务对他的大才而言却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由此看来，修治南水亭这种工程对他而言，是应付裕如的。
《西亭记》通篇对李清褒奖有加，文辞优美，且正如此处举到的“鲁臣掣肘之患”“言子用刀”那样，颜鲁公大量运用了古代典实。这是与当时的文风大环境和颜氏家族经史传家的学风小环境密切相关的，这一点似乎不需我在此多赘。在这里我想再着重举出两个比较需要花费笔墨分析的典故。
颜鲁公举例描述了李清治县两年之后的种种绩效：流庸返乡、荒田得垦、外来佃农纷纷集聚，官修道路有刻石计程的土坛，吏厨有俸禄之外的饭食资费，他以此略举数端，并且发出感叹：
岂必夜鱼春跃而后见称哉！
“夜鱼春跃”，如从字面上很难理解，其实应是“夜鱼、春翟”之讹，所用二典今作分疏如下。
“夜鱼（渔）”，典出《吕氏春秋·具备》：“巫马旗短褐衣弊裘而往观化于亶父，见夜渔者，得则舍之。巫马旗问焉，曰：'渔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对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鱼也。所舍者小鱼也。’巫马旗归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中古常以“夜鱼（渔）”为治理县邑地方施行德政的典故，为大家所熟知。颜鲁公这里用“夜鱼”典，更与此下“鲁臣掣肘”典遥相呼应，皆出《吕氏春秋》所载宓子治亶父之典，与上面我们提到的子游“弦歌”“余刃”之典的前后照应又复相映成趣，可谓匠心独运。
“春翟”是用东汉鲁恭的典。鲁恭在中牟令任上“专以德化为理，不任刑罚”“州举尤异”（《后汉书·鲁恭传》），又云：
建初七年，郡国螟伤稼，犬牙缘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闻之，疑其不实，使仁恕掾肥亲往廉之。恭随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过，止其傍。傍有童儿，亲曰：“儿何不捕之？”儿言“雉方将雏。”亲瞿然而起，与恭诀曰：“所以来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虫不犯境，此一异也；化及鸟兽，此二异也；竖子有仁心，此三异也。久留，徒扰贤者耳！”还府，具以状白安。是岁，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安因上书言状，帝异之。
《说文》“翟，山雉尾长者，从羽从隹”（《说文》“雉”字下云雉“有十四种”，翟其一）《山海经·西山经》：“女床之山……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采文。”郭璞注：“翟似雉而大，长尾。”古书记鲁恭此事，似皆未提及发生于春季，“春翟”之“春”盖是后人用典的发挥。“春翟”这个典故，据我查检应非颜鲁公第一个使用，王勃《干元殿颂》已有“境怀春翟，野散秋螟”语，由此可知“春翟”“秋螟”都是虚指，是骈俪的需要。“春翟”不知是否王勃最早所用，然而颜鲁公恐怕是受过《干元殿颂》的影响的。不过，将“夜鱼”“春翟”连置一处，作为施行仁政、惠及雏幼的象征，应是颜鲁公首创。他的意思是说，并不是需要具备这一类近乎异闻甚至极为神奇的政绩，这个官吏才值得被人称道，李清做的实实在在的事情，都是有目共睹的。在《西亭记》之后，“夜鱼春翟”典连用，见载于白居易的策文：
昔宓贱行化，德及泉鱼，非严刑所致也，推其诚而已。鲁恭为理，仁及春翟，非猛政所驱也，委其信而已。
想来颜鲁公的《西亭记》，是白居易曾经熟读的。但传抄刊刻《颜鲁公集》的人，却不一定读得懂颜鲁公用的典故，或许更不曾读过王勃的文章。因为读不懂，遂将“翟”字误抄误刻作“跃”，不但使得文义乖谬不彰，客观上甚至造成一个本并不存在的、极易滋生误会的“鱼跃”意象，更易令读者错解文义，此处特予揭出。《西亭记》原石此句目前除“夜”字“夕”旁外几已不存，殊为可惜。
从异文角度而言，《西亭记》原石可以提示今本此篇的一处重要错误：“则知学诗之训，间缉之心，施之于政不得不然也”的“间缉”，实应作“问绢”。
“间缉之心”不辞，原石“间”字写作如下之形：
“门”下“口”形矮扁，中无容一横笔之可能，现存的痕迹皆是此石底端一道长裂缝造成的蚀花，并非笔划，所以此字应当是“问”而非“间”字。颜鲁公时代，“间”形写法应才出现还不久远，《广韵》尚无“间”形，只收“闲”字。日人空海（774-835）《篆隶万象名义》的日本十二世纪传写本，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唐代写本文字的书体特征，其中的“闲”字写作：
已经是“间”形，但似乎尚可视为介于“月”“日”之间过渡演变的环节。颜鲁公笔下的“间”，绝大多数尚写作“闲”：
（郭家廟碑）
（祭姪稿）
只有少数写作“间”：
（麻姑仙壇記）
（訊後帖）
但即使与这些“间”字写法比较，
字去除“门”旁的形体仍很不一样。可见今本“间”字是靠不住的。
可惜《西亭记》原石在“问”字之下就残断不存了，我之所以断定今本“缉”字是“绢”字之讹，主要是基于字形和文义两方面的考虑。
字形上，中古时代“咠”“肙”旁字形相近，特别是“咠”旁有“
”的俗写，更使得它容易跟“肙”旁相混。颜真卿书写的《干禄字书》中就列有：
《干禄字书》注云：“上俗下正，诸与缉同声者并准此。”可见唐代人写“绢”字，是很容易跟“缉”字俗体相混的，因为二字只争一笔有无。所以在文献中，两字发生错讹的例子不胜枚举，如《王梵志诗集序》“懒妇彻明对缉筐”句，《大正藏》等本皆作“绢”，项楚先生指出“缉筐”即王祯《农书》的“绩
”，是一种盛麻器，作“绢”应是形讹；《说文》“
，织绢从纟贯杼也”，清代《说文》研究者如钮树玉、桂馥、朱骏声等皆指出，《玉篇》引作“织缉以丝贯杼也”，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指出《原本玉篇残卷》引作“织缉以丝贯杼也”，查《原本玉篇残卷》“缉”字作
形，与“绢”讹混是自然的。至于《说文》此句究竟本是“绢”是“缉”，清代以来学者看法不一，似以“绢”为误字的意见占据主流，但恐怕也还没有到最后定论的时候。无论如何，“绢”易讹作“缉”在文字学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问绢”是曹魏胡质胡威父子的典故。《三国志·魏书》卷二七《胡质传》“威咸熙中官至徐州刺史”裴松之注引孙盛《晋阳秋》：
威，字伯虎。少有志尚，历操清白。质之为荆州也，威自京都省之。家贫，无车马童仆，威自驱驴单行，拜见父。停厩中十余日，告归。临辞，质赐其绢一匹，为道路粮。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审于何得此绢？”质曰：“是吾俸禄之余，故以为汝粮耳。”威受之，辞归。每至客舍，自放驴，取樵炊爨，食毕，复随旅进道，往还如是。质帐下都督，素不相识，先其将归，请假还家，阴资装百余里要之，因与为伴，每事佐助经营之，又少进饮食，行数百里。威疑之，密诱问，乃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赐绢答谢而遣之。后因他信，具以白质。质杖其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于是名誉着闻，历位宰牧。
这是父子以清慎洁誉相期的著名事迹。唐人喜用“问绢”入诗文，例如晚唐进士司马都《送羊振文先辈往桂阳归觐》：“此去欢荣冠士林，离筵休恨酒杯深。云梯万仞初高步，月桂余香尚满襟。鸣棹晓冲苍霭发，落帆寒动白华吟。君家祖德惟清苦，却笑当时问绢心。”“问绢心”即《西亭记》“问绢之心”，“清苦”与“问绢”相照。又皇甫曾《奉送杜侍御还京》：“召化多遗爱，胡清已畏知”，李颀《送刘方平》“荀氏风流盛，胡家公子清”，亦皆用此典。
值得注意的是，颜鲁公此处用“学诗之训”和“问绢之心”相对，也深具意味。《论语·季氏》所记孔子以“学《诗》乎”加以诫勉的，是其子孔鲤，而胡威“问绢”的对象，是其父胡质。所以“问绢”不但与前文谓李清“清简仁惠，以成其政”“多为廉使盛府之所辟荐”相照应，更意在凸显皇家子弟李清所具有良好的家教，颜鲁公认为这种父子相传的博学于文、清谨戒慎的家风，于从政者而言是必备的条件。李清事迹今已多不可考，除《西亭记》之外，只有《全唐诗》作者小传和《唐诗纪事》卷二四谓“登天宝十二年进士第”，因古诗文里“问绢”的对象，多为达官（太守、刺史），不知李清之父祖是否也是这类位高权重的人物，记此聊备后考。
唐懿宗时人邵朗所作《兜率寺记》云：“或以廉秀登科，或以勋劳筮仕。剖符列郡，遵问绢之清风；鸣弦化人，效驯雉之素履”，“驯雉”即前所提到的鲁恭之典的另一种表达（五代李瀚《蒙求》诗云：“鲁恭驯雉，宋均去兽。”），这短短几句中所用的典故也都见于《西亭记》，应该不会是一种巧合或者与《西亭记》共同套用了某类典故运用的模式。结合前面提到的白居易对策文，我们大致可以据此推想出颜鲁公文章，特别是《西亭记》这篇精心结撰的佳构在唐后期的流播、效仿的情况。颜鲁公对后世的影响，决不仅仅在于书法本身。史睿先生提示我，颜鲁公在湖州期间完成了三百六十卷的《韵海镜源》，此书是为了士人科举写文章作参考的，《西亭记》碑文又作于《韵海镜源》之后，这些典故的组合连用，可能集中体现在这部书中间。这是很有可能的。只是对于鲁公个人而言，上述这些典故应该属于他读书为学的知识库中的基本内容吧。
唐 颜真卿《修西亭记》碑原石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藏
认真读完《西亭记》，得到的一个最强烈的直观感受其实是，浙大藏《西亭记》刻石提示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审视宋元明以下结集成书的唐人文集中的内容，我们对版刻书籍中所收录的唐人文章内容，究竟能够信任到什么程度。我比较熟悉先秦秦汉典籍的流变，深知文献在传抄过程中，尤其是简纸交替以至抄印交替中，早期古书文本的增删、讹窜、重组、因袭、加题、加作者等现象是常见的。今观《西亭记》原石，方知像颜鲁公《西亭记》这种大人物的大手笔，到了写刻本时代被传抄着录时，也不尽然能忠实地保存文本原貌，即在去唐未远的版刻古书里面，甚至也往往存在着构成阅读障碍的错讹（“间缉”为无心传抄之误，今《西亭记》石“问”字贯通“口”旁的泐痕实不一定与后来的文本错讹有直接关联，因为颜真卿文章的流传主要不应该是从石刻文字过录，何况这道泐痕形成时代也不可知）、误改（例如篇题经后来人所改动，“春跃”很可能是人为改动）。我不禁想到，以唐宋传世文献的海量，还有多少这样的细碎的文本问题埋伏着，亟待文献学家、历史学家去纠正，而实际上又因为能力和现实的局限，我们却很可能根本意识不到其中可能存在的错误，或者可能感到文句有问题、读不懂，却又无由加以校正。这是一个何其无奈的困境！从这一点来说，浙大藏《西亭记》刻石的异文为历来《颜鲁公集》所不具，且异文内容都显然优于传世本，甚至是只能以石刻异文才能讲好、讲通文义，这无疑只能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西亭记》刻石决非后世的翻刻甚至伪作。
附记：薛龙春先生惠赐原石拓片图版，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陈丽萍女士帮忙核检李清的资料，印晓峰先生提出宝贵意见。在颜真卿碑刻工作坊期间，又蒙与会各位专家学者多予赐教，记此一并致谢。
2019年11月11日草于沪上
2020年1月14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