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对书法的理解高在何处？

傅山作为明末清初最伟大的书家之一，曾提出过对书史影响深远的“四宁四毋”审美理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

在晚明时期，也是傅山的青壮年时期，大多文人还在崇尚以徐渭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书风，比如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等，均追求外在形态奇绝，内在抒情达意，反对袭古无巧思，傅山正是在这种时风影响下成长的。反观傅山提出的“四宁四毋”，虽是对晚明书风的继承，但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更偏激的理解，为何傅山会有这样对书法的思考？为什么黄道周倪元璐等同期名家没有？

这其中自然要涉及到“明亡”一事，但这也只是其中一点原因而已，大概算是导火索，至于如何发酵，为何同期名家没有发酵成功，更多还是体会傅山本人性格的差异。

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傅山的学书经历。与大多数人一样，傅山学书也自晋唐楷书入手，他说“二十岁左右，于先世所传晋唐楷书法，无所不临”，又与大多数人一样，傅山虽然学了很多，但无一能临像，“而不能略消”。这种经历，每个自学者或许都遇到过，彷徨至极。然，终究会突然在某个时间点看到某本帖，脑子一热临了一通，竟然还挺像，从此找回学书信心。傅山也是如此，有一日他看到了赵孟頫的一本墨迹，圆润流丽，临了几遍之后便能得其形神，这便是傅山早期学书时的故事。

稍了解的朋友都知道，傅山从早年学习赵孟頫到之后的厌恶之极，这两个阶段态度差异是由“明亡”这一巨变带来的。明朝即将覆灭与覆灭之后，傅山一直以一种家国情怀为抗清做着自己的努力，然无力回天，只得出家。

“明亡”巨变，于庙堂之上的文人来说，无非两个结果，要么当个忠臣，要么当个降臣。倪元璐自缢殉国，可以说是忠臣的楷模，黄道周拥护明王残党，兵败被俘，也是英勇就义，此二者虽有引领、强化书法审美的能力，却没机会。至于降臣，最著名的当属王铎了。既能做一个降臣，还能给郎世宁拍马屁，怎么可能写出如此偏激的书法审美理论呢？自是不能。所以明末清初诸多名家中，大概只有傅山这种刚正不阿，不愿趋奉清廷，还能有机会活命的人，才能写出“四宁四毋”这种理论，这事非“前朝遗民”不可。

当然，成了遗民，有遗民情节，自然对投降者满怀愤恨。

愤恨其人后愤恨其书，自古都如此。

傅山学赵孟頫，从一开始欣赏他圆润流丽，到后来痛恶其书浅俗无骨，主要原因在于赵孟頫做了他最痛恨的“贰臣”，之前也许是没经历过亡国恨，不觉得降臣有多可恶。

傅山学王铎，傅山早期书风中有很多王铎使转的影子。王铎做了降臣后，傅山并无狠批过王铎书法，只说一句“四十之前太造作”，从此也断交弃学了。

作为明朝遗民的傅山，艺术观也时时流露出遗民的心态，放弃了贰臣的书风影子，转学大忠臣颜鲁公，同时在书法理论中，也用“媚”、“奴”、“巧”、“轻滑”等词形容他所厌恶的风格，侧面流露了他的人生观和政治观。

如人学正人君子，只觉觚棱难近，降而与匪人游，神情不觉其日亲日密，而无尔我者然也。行大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

在四宁四毋段落中，傅山把晋唐人书，即百临不像的那些，称为“正人君子”，至于赵、董之流学几遍便能相仿的字，则称为“匪人”。

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

因其粗俗，所以易学，因其高古，所以难学。大概是因为这种遗民情结与贰臣情结，才导致他对书法的好坏有另一种评定标准，从单纯的字形晋升到人物性格的表现，所有讨巧的，媚的，油滑的，算计的，都是下成。当然这里所谓“下成”并不是不好的意思，而是说尽量避免，因为这些看上去下成的东西是“降与匪人游，神情不觉其日亲日密”，是流俗的。

故而可见，傅山的四宁四毋，在一定程度上是说的书法，其实也是他对人性的批判。当然，四宁四毋在书法上也展示了一种极致的，抑或说偏激的审美观。不是滑的巧的就一定不好，而是在他的眼里不如拙好。从本质上来说，这句话没有对错之分，只有认同与否，赵董字虽显得油滑，但也仅仅是“显得”油滑，他们不过是另一种用笔技巧的体现而已。

书法中，大概除了法度二字可以“非此即彼”，其他一切论述均有其立足点和认同点，至于实用与否，关键还是看个人的选择了。毕竟性情是真正能影响一个人的书风的，一个宁作遗民也不做降臣的人，怎么可能会去认同巧媚取胜的书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