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李少春
《红灯记》李少春饰李玉和，袁世海饰鸠山
谈“对手”话“品藻”
徐：前辈架子花演员，在黄润甫那个时代，可以说是没有对手的。说“没有”，不是自己没有对手，而是自己构不成人家的对手。黄曾经与谭鑫培合演过《捉放曹》，但很难说黄和谭形成了对手。在郝先生的时代，经过他个人的极大努力，也借助时代赋予的契机，终于和二位杰出的演员挂“并牌”——杨小楼、马连良、高庆奎。但这也只是在一段时间和一部分剧目中，很难说郝先生在各方面都足以与上述三位演员成为对手。真正意义上的对手，我以为起码要有三条：一是合演时大体上要势均力敌，要“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二是单演时的影响，同样大体势均力敌，要基本上“我相当于你”和“你相当于我”多三是要经过“聚”与“散”的数度重复，最后意识到只有两个人凝结到了一起，其作用和影响就必然大于两个人的“单卖”，换言之，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袁：这第三条标准挺新鲜。
徐：这一条体现着系统论的一条基本原理：整体大于各部之和。艺术——尤其是传统艺术固然在表现时讲究“单卖”，但就其组合原理讲，却提倡在不同方面和层次上实行组合，提倡在组合基础上的“单卖”。是组合使艺术不断进步，并在加强综合的基础上实现单一。您和李少春的组合，不但分别加强了李和您两个单个的人，更使“加到一块儿”之后，胜过了您和他作为“加强过的单人”之和。这就是系统论的无形力量。
袁：你这些看法蕴涵着的意思很深。咱们怎么谈呢?
徐：的确，您和少春的大半生都“捆绑”在一块儿了。是否咱们的谈锋有纵有横，纵向介绍两人交往经历，横向剖析几出合作戏的典型经验，这样横纵结合，既提纲掣领，也不会因此而失其全面。您看可好?
最初的几度聚散
袁：你这个设想很好，我们先从纵谈起，讲讲我和少春最初的几度聚散。那是在1938年的天津，我正在和章遏云演戏的中途，“中国”戏院经理李华亭忽然找到我，讲有一位初到天津的武生要亮亮相，准备了五天的戏，希望我能参加。我问其名，答日“少春”。我没听说过，还以为是李万春的晚辈。李华亭忙讲，与万春是郎舅关系，人极年轻，比我还小园岁。见到我不在意的神情，李华亭硬拉我到河北大楼去看少春练功，河北大楼是少春父亲李桂春(艺名“小达子”)用在上海挣的钱盖的，别提多讲究了。于是，我俩到了河北大楼，在大楼的地下室里，见到“全副武装”的少春，他正练《八大锤》中陆文龙的开打呢！那年少春刚十八，可动作的规矩准确，把我这个京派演员真震住了。从河北大楼出来，李华亭问：“怎么样？”我答：“成了！”李华亭很高兴，当即讲了这五天的戏码：第一天是《两将军》和《击鼓骂曹》双出，二天是《打渔杀家》和《恶虎村》双出，三天是新《水帘洞》，四天是《八大锤》，五天是《打金砖》。我一听就知道戏码的分量，但想到第一天的晚上我在北平有戏，陪毛世来唱《杀子报》。李华亭讲没关系，要我赶上少春的第二天儿就行了。
徐：这五天结果如何?
袁：头天只卖了二百座儿，没奈何，撒了五百“红票”。但买票的二百人满意极了，满天津都传播着赞颂的“口碑”，于是二天儿晚上就上了“七成”座儿，一千三四百人儿。我在《恶虎村》中扮演濮天雕，亲眼见了少春的黄天霸，也真的服了。到第三天，上座儿升到“九成”，最特殊的是，上场门边儿加了三把椅子，坐上来三位老头儿——
徐：我在许姬传先生的回忆录中知道，在二三十年代的京剧舞台上，曾经可以临时卖站票。谭派票友罗亮生就曾站在上海的戏台上听谭鑫培唱《乌盆计》。您讲的上场门边上摆椅子，可就更“玄乎”了。敢在那儿坐着看戏的，想来也不是一般人。
袁：敢情！这老三位是：六十多的尚和玉，七十开外的李吉瑞，由少春父亲李桂春隋着。尚和玉、李吉瑞是天津戏界中的权威，李桂春也是天津人，天津票界又是最讲乡亲感情的，戏园子里的气氛可就格外不同啦。尚和玉、李吉瑞看着看着，照样叫好喝采，更给观众的感情火焰上撒了瓢油！这出戏里我来判官。到第四天，我演兀术，少春前王佐、后陆文龙，卖了个满堂。最末后一天《打金砖》，是他父亲从梆子中移植过来的“看家本戏”，不但满座儿，在走道里还加了凳子。
徐：这才叫一炮而红。李少春从上海北上，不能直接去到北京，得先在天津做一番试探。因为天津无论从经济特征还是审美特征(乃至风俗民情)上，都恰恰处在北京与上海的中间，得先在“中点”上“过渡”一下，最终目标才可能实现。据载，李少春随后去往北平，还是以《两将军》加《击鼓骂曹》双出“打泡儿”，结果北平的观众也认可了。李桂春对此仍不满足，总觉得若不攀上北方京剧的泰斗，少春就不可能真正地出人头地。于是，拜余叔岩就成为必然之事。
袁：李少春成名途中的第二个战略行动，就是“杀”回老家上海，以余叔岩亲授的《战太平》打泡儿，自己给自己“摘帽子”。原来，少春当年在上海的时候，也曾父亲的戏班里登台，但通常在前边演小武戏。如今，在《战太平》的海报上加了“余叔岩亲授”字样，分量可就不同了。他这次回上海“天蟾”唱了一个半月，二牌旦角白玉薇。我恰巧也在上海“黄金”陪别人唱，虽然没有同台合作，但台下交往颇多，友情日渐深厚，这也可以算是我俩友情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个半月中，少春红了两出戏，一是《战太平》，一是《金钱豹》连演《盗魂铃》。
徐：这《盗魂铃》本是谭鑫培的能戏，当年上海有位叫杨四立的演员，也擅长此戏，二者曾在上海有过一场较量。老谭的女婿王又宸，也曾因此剧红极一时。
袁：少春在拜了余叔岩之后，有一次在北平贴演双出，武戏就是这《金钱豹》带《盗魂铃》。余先生见到广告，心中不悦，找到少春，表示不许他演《盗魂铃》。余的理由是，虽然这也算作老谭“名剧”，但毕竟是偶一为之，少春年轻初起，应当稳健为重云云。少春无奈，托管事的找到我，一定让我帮忙，替他来《盗魂铃》中的假猪八戒。原因一是我“洒”得开，二是只有我顶替他，观众才不至于起哄退票。俗话说“救场如救火”，于是我临时现编了一段组合式的花脸成套唱腔：倒板是《盗御马》的“将酒宴”，原板是《铡美案》的“尊一声”，下面紧接《锁五龙》等其他花脸戏，每戏一句。话说回来，到少春赴上海时，余先生病得已经起不来床，同时《盗魂铃》这路戏非常适合南方的观众，所以少春就随着《金钱豹》一起演出了。少春在前边卖的是真武、真打，后边假扮为猪八戒时，与真·猪八戒相逢，俩人大犯戏瘾，学当时著名的生旦净丑，唱了一个八十八扯。
徐：老戏中不是有出 《十八扯》吗?
袁：八十八扯,形容其多,但也不是真有八十八出之多。不久,我与少春又在上海相会,并且同台演出。先是在十二生肖大会合作。所谓“十二生肖大会”，就是挑戏名中有生肖的字的戏，每种一出，少春与李玉茹演最末后一出《猪八戒盗魂铃》，因为少春在其中要扮猪八戒。然而这次唱得可邪乎了，先是少春一个猪八戒，转瞬又变出九个假猪八戒来（由我和叶盛章、李幼春、高维廉等扮演），在台上与李玉茹一人一段地学起唱戏，最后，由少春和李玉茹反串《霸王别姬》收尾，玉茹演霸王，少春演虞姬，滑稽舞剑满台飞。此后不久，我与少春又排演了翁偶虹编写的《百战兴中唐》一剧，少春在戏里“一赶三”——前扮雷万春，中扮南界云，后扮郭子仪，我则扮演全部张巡。盛况空前，可惜只演了三场，我们就告别了上海。这是我俩的第三度缘分儿。
徐：二、三两度的发生地在上海，地域的特点和时代的特点，都决定了您二位得拿出“洒”的本领。从技艺形成的过程，您二位正年富力强，正在不拘一格吸收别人长处的阶段，所以此时此地的“洒”，实在是历史的必然。
袁：第四度还在上海，但情形就大不一样。抗战胜利，梅先生在上海恢复登台，程先生也来上海演戏，于是就形成了“打对台”。记得程在“天蟾”，由谭富英、叶盛兰辅佐着唱完一期，就快到春节了。“天蟾”又请程先生续演一期，得程应允。谭、叶以“回北京过年”为理由，死活不肯留下来再唱。这一来，急坏了大来公司的老板吴性裁，因为在程之后，要想出能接替谭、叶二位的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想来想去，想到了李少春的身上，于是马上“高价”把李少春接到上海。所谓“高价”，是指包银数额。上一期，谭是一万多，叶是四千元。此刻给李的包银比谭多，但少于谭、叶的总和。
徐：足见吴性裁动了怒，但是他不怕赔本吗？
袁：他没个赔！要算经济账，谁也算不过当老板的。程先生的这一期是从大年初一唱起，但程先生有个脾气，从初一到初五，只唱夜戏不唱白天儿，戏院老板甭想指着兼唱白天儿赚钱。于是，就安排少春和我在五个白天儿，连唱了五场《百战兴中唐》，连续五回“一赶三”。到晚上，经常又是少春的双出。比如初一，是《两将军》加全本《王宝钏》。
徐：象薛平贵这路活儿，我总觉得李少春未必顶得上谭富英。
袁：那要看怎么说。此时的少春，唱上完全宗余叔岩，同时身上好看，加到一块就不弱于谭，何况前边还有《两将军》呢? 更何况，白天儿还有《百战兴中唐》呢! 在后来的晚场演出中，只要时间够，少春就都是双出。总之，原来奔程先生而来的那批老观众，意外地又发现了少春这样一个文武全才的青年京派演员，可说是喜出望外。少春出了大名，老板也赚了大钱。
徐：演员的成名，与机遇的关系很大，但是在机遇之前，又有一个实力的问题。就是说，你得先练就各种本事，等到机会一来就紧抓不放，才可能获得成功。李少春是中国京剧史上的一个大演员，甚至可以这样讲，他生前的价值和意义，要在身后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来。大演员首先要练就大本事，练就之后要等大机遇，比如为程挂二牌的事情，就属于大机遇。更何况在少春之前，象大名鼎鼎的谭富英都已屈尊为程挂了二牌。所以少春此际来接，实数绝好的时机。
袁：非常正确。我和少春真正知心，就发生在陪程先生唱全这一期之后不久。程先生返回了北平，少春还留在上海，我转到“中国”大戏院去傍马先生。有一天，少春到“中国”找我，说要我帮他拿个主意。原来，“天蟾”在程先生走了之后，一直考虑下一期该请谁的问题。按北派斯斯文文的路子，梅、程打完对台，老观众们也都需要喘一口气。如果再请北方的名角，又等于和“中国”的马先生唱对台了。思来想去，决定请已经崛起的坤伶童芷等挂头牌，以她拿手的《大劈棺》、《纺棉花》做号召。“天蟾”想请少春留下来与童合作，大轴可以一人一天，少春的包银还可以更高，并且请少春考虑与童合作演出《大劈棺》和《纺棉花》——在前者中扮演庄子，在后者扮演当家的。少春举棋不定，于是找我商量。我想了想，就讲：“单从经济考虑，这无疑是件好事，但是从名誉上讲，你有点划不来。你刚刚为程先生挂二牌，影响挺不错的，如今陪坤伶，等于一下子自我降格。演《大劈棺》的庄子，再卖力气也顶不住其中的那个最有噱头的'二百五’，活人装死相，上海人吃这个。演《纺棉花》中的当家的，最后一场，倒是可以撒开来和芷苓对唱，而且肯定能红，这一出保证连唱一个月的满堂。但是你下回再来上海，还怎么唱？”听我说完，少春就讲：“三哥，您讲到我心里去了。这么着，有朋友要我去台湾看看。您先在上海陪马先生唱着，我去台湾探探路，如果行，就接您一块在台湾唱一期。”这番谈话，可以看作是我俩交谊的第五个阶段。
徐：演员交情的建立，不仅在于交流技艺，更在于以心碰心，以心换心。每一个胸怀大志的演员，都应该把自身的设想与梨园的全局联系起来。比如从行当讲，前辈还有哪几位？同辈的竞争者有几位？有苗头的后来人有几位？前辈还能维持多久？同辈和后辈身边的情形如何？他们近期都有哪些打算？他们都想从哪些地方突破传统而有所建树？反过来看看自己，艺术上的实力如何？哪些方面还可能再进一步？近期有没有这方面的机会？如果看不明显，能不能主动去争取和开创这方面的机会？……作为一个有志气、有胸襟的演员，对人与对己是统一的，志气与胸襟是统一的。无事不可以对人言，对自己的打算无须保密，对别人的建议也不必“藏着掖着”。看到好朋友上去了，自己不会耿耿于怀，只应该感到这是一种对自己的激励。
袁：对。上面我“贬”了童芷苓，这需要解释一下。她当时的模仿能力极强，曾有“四大名旦一脚踢”的绰号。然而谁能想到，解放后她把继承和发展四大名旦的工作正规化了，梅派的《宇宙锋》，程派的《锁麟囊》，荀派的《红楼二尤》，她都能拿起来，有的还有新创造。话题还转回到当时，少春去了TW，我在上海陪马先生唱完一期，又和李万春合作。唱到半途，我得了伤寒，久治不愈，便返回北平休养。适值少春自TW归来，讲“那边福建人太多，京剧市场不大”。少春自领的“起社”在北平时有演出，多系生旦对儿戏，却不受欢迎。这时，少春拿着他改过的《野猪林》剧本找我，建议从此二人长期合作，这是我俩在十年左右的几度聚散之后所得出的共同体会，在研究剧本的同时，我俩连续在“华乐”和“长安”演出了四场全本《连环套》，居然场场客满。再贴《打金砖》，居然也满。这就极大加强了我俩长期合作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