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造像拓片
清代考据学、金石学兴起，访碑风气盛行。乾嘉时期著名金石学家、书画篆刻家黄易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访碑活动家，他常常在荒烟宿莽间孜孜搜访残碑断碣，抚古追昔，往往还作纪游写生《访碑图》，与好友共赏，潇洒风雅，古意盎然。
他在《嵩洛访碑日记》中记载，嘉庆元年（1796）九、十月间在河南寻古访碑，看到龙门石窟古阳洞中《始平公造像》、《魏灵藏造像》、《杨大眼造像》、《孙秋生造像》，被端正方刚、质朴雄强的造像记书法深深吸引，遂拓诸遗世，“龙门四品”名声大著。
后来又增为十品，继至二十品，作为龙门造像记书法中的代表作，广被后人仰慕追摹。
洛阳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经历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和北宋等朝，雕凿断断续续达400年之久。据统计，东、西两山现存窟龛2345个、佛塔70余座，造像10万余尊，有纪年的造像记就近200铺，是魏碑书法当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康有为说：“魏碑无不佳者，虽穷乡儿女造像，而骨血峻宕，拙厚中皆有异态，构字亦紧密非常。”近代结集出版《龙门石窟造像全集》、《北朝佛道教造像碑精选》等，收录广泛。
造像，就是匠师们用石、玉、木、金属等雕成或用泥塑成一定的形象，运用圆雕、浮雕、透雕、平雕、线刻等工法，在这些石质等材料上创造出的各种气势雄伟、生动精美的石雕艺术。古代为生人、亡人或自己祈福，多在僧寺或在崖壁间镌石成佛造像。
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发展步入高峰，特别北朝在佛即君主、禅观苦修思想的影响下，开凿石窟、雕制造像风气大盛。
这些造像一般由武将文臣、贵族豪门，更多则是中层信徒一人或多人出资雕造，被安置、供奉在石窟、佛寺、塔庙等佛教建筑中，石质坚硬，千年不毁。在佛教当中，造像和写经、造寺、造塔等，同具种种功德。
造像形制大致可区分为单尊造像、造像塔、造像碑三种类型。造像碑的题材、造型风格与同时期的石窟接近，被认为是缩小的石窟，但其雕刻以高浮雕为主，雕琢更加精细。
《景明四面造像》刻于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501），高60厘米，宽56厘米，1953年出土于未央区查家寨。这个造像四面刻有莲花拱龛，龛内皆为一佛二菩萨，中间为释迦牟尼佛盘腿坐像，佛后刻背光，座下刻三个力士，两侧的菩萨立于力士头上，佛和菩萨皆身披通体法衣。拱龛两端刻有台柱、帷幔等雕饰，龛顶部及两边刻32个小佛坐像，下有56字铭文。
这些铭文就是造像记，指的就是各种宗教石窟、神龛等造像的制作留下来的记录文字。有的刻在佛像的台座，有的刻在碑的侧面或者碑的背面，还有刻在龛像附近。造像记的文字内容大多涉及造像名称、造像时间、造像者身份、造像者、为谁造像、造像题材、祈愿内容等。
往往是造像的人为国家、皇帝、父母祈福的宏愿，如《乐安公主敬造弥勒像记》：“大魏太和三年岁次戊午三月廿七日，乐安公主敬造弥勒像一躯，上为国王帝主父母师僧，一切法界众生，咸同斯福。”
《比丘惠荣造弥勒像记》，即写道：“比丘惠荣，仰为皇帝陛下、七世父母、所生父母，敬造弥勒像一区。”
有的则以四至六言骈偶组成的“颂”、“辞”形式，涉及造像的缘起、目的和意义，字数多的近千字，还有的字放大、镌刻面积也随之扩大。
杨大眼，北魏名将，奉命南伐，连拔五城，凯旋归朝时候，路经伊阙时发愿开龛，为孝文皇帝造像一躯，这就是著名的《杨大眼造像》。
杨大眼造像龛就位于古阳洞北壁第二层大龛东起第三龛，高253厘米，宽142厘米。造像记就在龛右侧，高126厘米，宽42厘米，盘龙首，长方座，正面刻五个小龛，圭形碑额上刻“邑子像”三字。所刻文字，刊石记功，歌颂杨大眼军功显赫的一生。
而古阳洞南壁的《孙秋生造像记》记载了孙秋生、刘起祖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时，组织包括官居四品的职事官在内的二百人造像作愿，祈“国祚永隆，三宝弥显”，表示对北魏王朝的忠诚。
我们看造像记上，都刻有供养人的姓名。曾任官职者，题名前多会缀述其职；僧尼即冠以比丘、比丘尼、沙门、沙门统、沙弥、邑师、维那；平民背景的男女信众，则自称佛弟子、清信士、清信女、优婆塞或优婆夷等；若属邑义成员，即加冠邑主、邑子、邑老等衔。
这些造像有的仅由一人出资雕造，有些则由数十、百人共同捐造。《东魏李道赞率邑义五百余人造像碑》，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正面碑额刻佛像一旁四尊，上层雕刻二狮对舞及其他人物。中层园林屋宇，下刻小佛像二列二十躯，最下层刻高23厘米、宽19厘米的造像记近九百言。碑趺长方形，四面刻各类人物。
碑阴额刻佛像，下刻竖27排、横16个的小佛龛共432个，每一佛龛旁刻题名一人，总共就有432人。
碑两侧镶刻莲花和忍冬精细纹饰，雕刻构造精细，图文并茂，形制特别巨大，堪称造像工艺的杰作，被定为造像碑之冠。
从造像题名看，地位最显赫的要算寺主镇东将军林虑太守赫连子悦，虽然碑阴上另有都邑主李道赞的题名，其余的将军、菩萨主、都维那、光明主、八关斋主，都是邑义五百人中的各个方面的代表和首领，应该也是造像的主要出资者。
这个碑的雕刻历时12年才完成。今人研究称，整个造像过程是由流行于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社邑组织来完成。
从北魏初年起，北地盛行一种一族一村等的佛教组织，叫做“义邑”，又叫邑义、邑会、法义，以营造佛像寺塔等为机缘而结成的信仰团体，主要分布在云冈、龙门、天龙山等石窟一带。
这个组织即由僧尼和在家信徒构成，而以信徒为主，组织的职能是筹集造像所耗费的资金，以及造像前后所需要举行的各种仪式。
后来逐渐发展，兼及于修建窟院、举行斋会、写经、诵经等佛事，它的首脑称为邑义主、法义主、邑主、邑长等，成员称为邑义、法义、邑子、邑人、邑徒等，而以教养更高的僧尼为指导，称为邑师。
这样在造像的过程中形成寺院内外的组织，负责整个工程的具体事项和前后仪式的安排。有了造像的主要出资者和足够的资金、有序的组织，这样就更方便实现了比丘、比丘尼以及普通村民的造像宏愿。
《始平公造像记》，全称《比丘慧成为亡父洛州刺史始平公造像题记》，就是由孟达撰文，朱义章书写，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九月十四日刻于龙门古阳洞北壁。
而景明三年（502）五月造讫的《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记》，则由孟广达撰文，萧显庆书写，但邑子题名只刻出139人，加上碑额和发愿文中提及的4人共有143人。
经查证，其中题名有数人就参与了龙门其他邑社的造像过程中。可以得出，以孙秋生、刘起祖为首的义邑，是当地开龛造像比较成熟而有名气的一个组织。
就这样的一个组织，其中人员各司其职，各主其工，雕造完成了一尊尊佛像艺术精品。但由于附着于造像的造像记文仅作记事之用，制作者又多是这些教育程度不高的工匠、村俗，因而造像记的整体书法风格大多鄙拙粗陋，而一直不受重视，处于尘封状态。
直到康有为明确提出“魏体”、“魏碑”这样的概念，他说：“北碑莫盛于魏，莫备于魏”，“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虽南碑之绵丽，齐碑之逋峭，隋碑之洞达，皆涵盖渟蓄，蕴于其中。故言魏碑，虽无南碑及齐、周、隋碑，亦无不可。”
晚清以来，人们学习的“北碑”主要是魏碑，就是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四十年年间书刻的“魏体”，这其中就有这些造像记。其书风与书体，体现出当时特殊的时代和地域精神。
这一类北魏早期造像记的书法与当时南朝流行的二王书风截然不同，是北魏继承北方“五胡书道”传统的佳迹，反映出中国北方在长时期受外族控制下，文字隶变脚步较慢的实证。
“龙门二十品”之一《郑长猷造像记》，康有为盛赞称之为“上为分书之别子，下为真书之鼻祖”。
岳红记博士研究认为，北朝关中地区造像碑题记书体（造像记）在北魏时期形成的以“平画宽结”的“长安书体”和“斜画紧结”的“洛阳体”共同构成了“魏碑体”书法的两大主要特征。
长安书体，结体宽博，横平竖直，书风舒朗淳厚，简朴超逸，更具有民间性和普遍性，对西魏、北周的造像记书体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演进过程与我国北方民族的融合和发展紧密相关。
从北魏早期的“以隶写楷”到“以楷写隶”，再到最后的规整、圆润、秀美的发展变化，不仅是少数民族文化素质提高的表现，也是民族大融合和南北朝书法融合的表现，这种文化上的融合为隋代书法的统一和唐代书法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肯定到：“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为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