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的演变、发展简史（精选）

概述

隶书起源于战国晚期，盛行于汉代。隶书的历史遗存主要有二大类：简帛书（书写在竹木简牍和丝绸）；石刻文字（包括碑刻和摩崖）。

战国时期的一些帛书和简牍已可窥见篆书向隶书演变的迹象（如《长沙子弹库楚帛书》《青川木犊》等等），并在字形和笔画上呈现早期隶书的特征。

秦代《云梦睡虎地简》突破篆书圆转均衡的形态，结体趋于方正，笔画多作方折，波浪笔势明显，可视为隶书的雏形。

汉代隶书可分为西汉简帛和东汉碑刻两类。我国西北地区出土的西汉《武威汉简》、《甘谷汉简》、《居延汉简》，点画跃动，波挑夸张，书风质朴粗犷，率真自然，已有鲜明的隶书形态。

东汉时期，是隶书高度成熟的阶段，大量隶书碑刻或方正雄伟，或秀丽典雅，或凝重朴茂，或浑穆古拙，绚丽多姿，法度谨严，达到了隶书艺术的颠峰，成为倍受尊崇的学习和借鉴的典范。除碑刻外的摩崖石刻依山书写和凿刻而成，大气磅薄，恣意天然，是东汉隶书的另一个典型。

汉末至明代，隶书显露颓势，以蔡邕所书《熹平石经》而论，虽有以隶书正体规范文字的作用，但笔画刻板，形态僵化，成为隶书的“馆阁体”，对隶书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唐代以后的书家以楷书笔法人隶，古意全失，隶书更趋衰微。

清代因碑学蔚成风气，汉代碑刻得到空前推崇，书家直取汉隶法度，促进了隶书的中兴。这一时期有邓石如、伊秉绶、西泠诸家、赵之谦等人，在继承汉隶的基础上，匠心独运，写出了极具个性的隶书，使隶书得到了发展和创新，并成为中国书法艺术园地中形态独具的奇葩。

民国至当代虽有大量擅写隶书的书法家，且技法精熟，但总体是清代隶书的延续，无创新之举。

概括讲，隶书起源于战国，盛行于东汉，复兴于清代。

一、战国到西汉时期

从战国末到西汉末这400年间隶书的发展过程。学术界称为“隶变”，即由篆书逐渐演变为隶书的过程，也就是隶书的孕育阶段。这段时期主要是简帛书。比如：

四川省青川县战国末年木牍文字。1980年出土，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早的隶书。

图：战国时期的青川木牍

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简。1975年出土，书写于战末秦初，属竹简墨迹。

图：秦代的睡虎地秦简

图：秦汉时期的马王堆帛书

在西汉，还有少量刻石。其代表为《五凤刻石》、《莱子候刻石》等。

图：西汉《五凤刻石》

图：西汉《莱子候刻石》

以上列举的只是几个主要代表。这些历史遗存，清楚地展示了秦汉期间的“隶变”过程。人们习惯将这一时期的隶书称为“古隶”或“秦隶”。

这些书法遗迹，由于来源于篆书，因而保留了篆书的某些特征，但又有向隶书演变的雏形，甚或有草书和楷书的笔意。在用笔上，出现了方折和波磔，运笔增加了提按。在结体上，保留了一些篆书的构形，但已简化了迂回繁琐的笔画，并且多了一些横向的取势。在章法上，更加自由烂漫，大小错落，不拘一格。由于这类书体主要出于民间和下层官吏之手，以实用为目的，属日常使用的俗体，并非官定书体，又是直接书写的墨迹，因而风格显得率意，流畅，淳朴，自然。正如古人所说“隶书者，篆之捷也”。

二、东汉

到了东汉，尤其是东汉后期，刊石立碑之风盛行，隶书发展已走向成熟，大量碑板和摩崖石刻出现。官方也将这一时期成熟规范的隶书定为通用书体。正是由于官方和民间的大力推行，使得东汉时期的隶书走向成熟，且风格多样，成为中国隶书发展史上的巅峰时期。

东汉时期的隶书，已经脱尽篆书的约束，笔画由象形变为符号，汉字的基本笔画已经形成。用笔变圆转为方折，蚕头雁尾，波磔明显。结体已趋扁方，如“八”字左右背分，故称“八分书”。章法横成列，纵成行，字距宽，行距窄。总体风格显得端庄，厚重，雄浑，典雅，装饰性强。

汉隶将隶书推向了历史的高峰。这期间的隶书风格鲜明，异彩纷呈。被后尊为隶书的正宗。古人评说；“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按风格可分为二大流派：一种是碑板石刻，一种是摩崖刻石。

汉隶的代表作品有：《曹全碑》、《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华山碑》、《张迁碑》等。

图：汉隶《曹全碑》

《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因曹全字景完，所以又名《曹景完碑》。《曹全碑》系东汉王敞等人为郃阳令曹全纪功颂德而立。

此碑立于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十月。碑阳20行，每行45字；碑阴题名33行，分5横列。书体为隶书，篆额久佚不存。全碑共1165字。碑高253厘米，横宽123厘米。此碑于明万历初在郃阳（今陕西合阳）莘里村出土，传碑石在明代末年断裂，人们通常所见到的多是断裂后的拓本。现保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藏有明拓本。

《曹全碑》属东汉末隶书完全成熟期的代表作品之一，它记载了东汉末年曹全镇压黄巾起义的事件，是研究东汉末年农民起义重要的历史资料，也是现存中国汉代石碑中保存比较完整、字体比较清晰的少数作品之一。其结字匀整，用笔方圆兼备，而以圆笔为主，风致翩翩，美妙多姿，是汉隶中秀美风格的代表。

清代书法家万经：“秀美飞动，不束缚，不驰骤，洵神品也。”

图：汉隶《乙瑛碑》

《乙瑛碑》是刊刻于东汉永兴元年（公元153年）的一方碑刻，属隶书书法作品，无撰书人姓名，现存于孔庙。

《乙瑛碑》为方首碑，无额，记录了鲁相乙瑛上书请求为孔庙设置百石卒史一人来执掌礼器庙祀之事，属于纪事性的祠庙碑。

《乙瑛碑》与《礼器碑》《史晨碑》合称孔庙三碑。书法上，其书体方整，结构严谨，笔势刚健，书法雄劲。字取横势，粗细相间，起笔藏锋，收笔回锋，长笔画呈弯弧，波尾大挑，折角圆和，波势蕴柔，中敛旁肆，潇洒飞逸，气韵盎然，被近人推为东汉绮丽书派的代表，是汉隶成熟的标志碑之一。

图：汉隶《礼器碑》

《礼器碑》是刊刻于东汉永寿二年（156年）的一方碑刻，又称“韩明府孔子庙碑”等，属隶书书法作品，无撰书人姓名。

《礼器碑》为圆首碑，碑身高173厘米，宽78.5厘米，厚20厘米。碑文记述了鲁相韩敕优免孔子舅族颜氏和妻族亓官氏邑中繇发、造作孔庙礼器、修饰孔子宅庙、制作两车的功绩。碑阳末3行及碑阴、两侧刻有104人姓名及捐款钱数。

《礼器碑》与《乙瑛碑》《史晨碑》合称“孔庙三碑”。书法上，其笔画瘦劲且有轻重变化，结体紧密又有开张舒展，捺角粗壮斜行，长波尾部尖挑，风格质朴淳厚，是东汉隶书的典型代表，书法价值很高，历来被金石家、书法家奉为隶书楷模。

图：汉隶《张迁碑》

《张迁碑》又名《张迁表颂》， 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是东汉晚期佚名书法家书丹，东汉碑刻家孙兴刻石而成的一件隶书书法作品。此碑于东汉中平三年（186年）刻立，明代初年出土，现收藏于山东泰山岱庙碑廊。

《张迁碑》篆额题“汉故毂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12字，额字独呈扁形，书意在篆隶之间；碑阳正文15行，行42字；碑阴3列，上2列19行，下列3行碑文。此碑是谷城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张迁之功德而立，铭文着重宣扬张迁及其祖先张仲、张良、张释之和张骞的功绩，并涉及到黄巾起义军的有关情节，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张迁碑》是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作品，书法造诣高。此碑自出土以来，为历代金石、书法家所推崇。在众多的汉代碑刻中，此碑以古朴、厚重、典雅取胜，字里行间流露出率真之意，具有民间朴质之风，格调峻实稳重，堪称神品。它起笔方折宽厚，转角方圆兼备，运笔遒劲而曲折有力，落笔稳健，可谓是汉隶方笔系统的代表作。

汉代摩崖刻石的代表有：《石门颂》、《西狭颂》、《开通褒斜道》、《杨淮表》等。

图：汉隶《石门颂》

《石门颂》（全称为《汉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后世简称为《石门颂》）。是东汉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由当时汉中太守王升撰文、书佐王戎书丹刻于石门内壁西侧的一方摩崖石刻，是隶书书法作品。现藏于汉中博物馆。

《石门颂》歌颂了东汉汉顺帝时的司隶校尉、犍为（今属四川乐山）人杨孟文“数上奏请”修复褒斜道的事迹。整块摩崖通高261厘米，宽205厘米，题额高54厘米。《石门颂》多用圆笔，逆锋起笔回锋收笔，线条沉着劲道，结字舒展放纵，体势瘦劲，飘逸自然，素有“隶书中的草书”之称，是汉隶中的精品佳作。

《石门颂》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与略阳的《郙阁颂》、甘肃成县的《西狭颂》并称为“汉三颂”，是汉代颂体代表作。

图：汉隶《西狭颂》

《西狭颂》（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亦称《李翕颂》《黄龙碑》）。东汉建宁四年（171年）六月，仇靖撰刻并书丹的摩崖石刻，隶书书法作品。位于甘肃省成县天井山鱼窍峡。

《西狭颂》有额、图、颂、题名四部分，篆额有“惠安西表”四字。正文右侧刻有“邑池五瑞图”，即黄龙、白鹿、嘉禾、木连理和承露人。颂在图之左，阴刻隶书20行，共385字，每字约4厘米见方。颂之左为题名，隶书竖行12行，计142字。记载武都太守李翕生平，歌颂其为民修复西狭栈道为民造福的政绩。

《西狭颂》因是石刻摩崖，所以粗犷雄强，字迹显得简洁古质，结构美观，刀法有力。 

《西狭颂》与陕西省汉中市的《石门颂》、略阳县的《郙阁颂》同列为汉代书法“三颂”，是三大颂碑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摩崖刻石。

由于碑板和摩崖的地域有别，形制各异，书家不同，因而也表现出不同的风格面貌。碑板位于儒教中心地山东曲阜的孔庙，由宫廷书家在制作平整的石碑上书丹，由高级刻工刻镌而成，因而具有端庄典雅的“庙堂之气”。摩崖刻石处在荒郊野外，多由民间刻工倚山就势，在崖壁上刻凿而成，因而具有朴拙率真的“山野之气”。

汉隶的演变与成熟，从战国末年到东汉结束，经历了四百多年，这在整个中国书法史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的历史意义。人们通常将秦篆和其以前的象形字称为古文字，将汉隶及其以后的文字称为今文字。所以，汉隶就成为古文字向今文字转化的分水岭。

“隶变”不但造就了隶书，同时，也衍生出了行草书和楷书。现代考古研究表明，书体的演变并非是篆，隶，楷，行，草这样一步一步很截然的发展过来的。而是以汉为界，秦汉以前为篆隶，汉以后，楷，行，草几乎同时期在隶书的基础上演化而成。所以说，至汉以后，汉字字体的演进已经完成，汉字也由此进入了自觉的艺术审美时代。

自汉末始，隶书开始衰落。从魏晋到前清，由于隶书一直没有摆脱“八分”书的影响，始终无法超越汉隶的极致，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唐代虽有意振兴，但因以楷法写隶，古意尽失，终无所成。

唐代

唐隶用楷法作隶书，缺乏古意，使得唐代隶书虽有风格，但不被后人所重。

清代钱泳在《书学》中对唐人的隶书作了具体的分析，可为参考阅读：“唐人隶书，昔人谓皆出诸汉碑，非也。汉人各种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无有同者，即瓦当印章，以至铜器款识皆然，所谓俯拾即是，都归自然。若唐人则反是，无论元宗、徐浩、张廷圭、史维则、韩择木、蔡有邻、梁升卿、李权、陆郢诸人书，同是一种戈法，一种面貌，既不通《说文》，则别体杂出，而有意圭角，擅用挑踢，与汉人迥殊，吾故曰：唐人以楷法作隶书，固不如汉人以篆法作隶书也。”

图：唐玄宗《石台孝经》

清代

清代号为“书法中兴”。嘉庆、道光以前，帖学盛行。当时书法名家，如明末清初的傅山、王铎、宋曹、孙承泽、高士奇、周亮工、汪士鈜、姜宸英、陈奕禧等一大批人都是继承明代耽于帖学。

康熙、乾隆以后，大兴文字狱，知识界都潜心于考古，研究古籍经史，考证金石文字，补正史书之不足和纠其谬误。随着金石出土日多，金石学兴盛，摹拓之术日盛，为书法界扩大了视野，碑学趁帖学之衰兴起，于是写篆隶的人日多，成就也高，与号为“书法中兴”名实相当。

清代隶书直追汉代，但在创新在审美观上有很大的变化，个性方面更加突出，可称为在继承汉代隶书又赋予新的时代气息的新的隶书。卓有成就擅长隶书的名家的人数也是汉以后历代所不可比拟的。如郑簠、金农、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高凤翰、桂馥，以及西泠诸家丁敬、黄易、陈鸿寿、陈豫钟等等，都擅隶书，且各有自己的个性和面貌。其他如郭宗昌、傅山、王时敏、万经、巴祖慰、姚元之、张廷济、俞樾、翁同和、杨岘等，隶书也蔚为可观。以下例举几位，以窥清隶概貌。

郑簠（1622－1693）字汝器，号谷口，江苏上元人。其书甚得书家为重。清方朔《枕经堂题跋·曹全碑跋》云：“国初郑谷口山人专精此体，足以名家，当其移步换形，觉古趣可挹。至于连篇大书，则又笔墨俱化烟云矣”，又同书《史晨碑跋》云：“本朝习此体者甚众，而天分与学力俱至，则推上元郑汝器，同邑邓顽伯。汝器戈撇参以《曹全碑》，故沈而飞舞。”清梁《论书帖》说：“郑簠八分书学汉人，间参草法，为一时名手，王良常不及也。然未得执笔法。虽足跨时贤，莫由追踪前哲。”清张在辛在《隶法琐言》中说：“作字正襟危坐，肃然以恭，执笔在手，不敢轻下，下必迟迟，敬慎为之。”就坐取笔搦管，作制敌之状，半日一画，每成一字，必气喘数刻，始知前辈成名，原非偶然。”作品结字点画讲究，有浓厚的装饰味。

图：郑簠隶书

金农（公元1687－ 1762年），号稽留山民、曲江外史、龙梭仙客等等，浙江仁和人。布衣，被荐不就，好学癖古，储金石千卷。弱冠学于何焯的门下，诗文、金石、书画皆精，中年游迹半海内，客居扬州，“扬州八怪”之一。长碑学，用笔扁方，号为“漆书”。金农所书《隶书册》和《四言对联》是他的代表性之作。他的隶书很有特色，但不宜学。

金农五十岁后始作画，初写竹后写梅、马、佛，性怪，世以迂怪视之。常自称 “余夙有金石文字之癖”。清江湜在《跋冬心随笔》时说：“冬心先生书，淳古方整，从汉人分隶得来，溢而为行草，如老树著花，姿媚横出。”杨守敬说：“板桥行楷，冬心分隶，皆不受前人束缚，自辟蹊径，然以为后学师范，或堕魔道。”此话很中肯。

图：金农隶书

邓石如（1743－1815），初名琰，字石如，后改顽伯，号完白山人等，安徽怀宁人。布衣，家贫，劳动之余得父教，学篆刻，得江宁梅氏赏识，留梅家，见众多碑帖，大开眼界，遍临数十百遍，为他的篆隶书打下传统功夫。

包世臣在他的《邓石如传》中说：“山人篆法以二李（李斯、李阳冰）为宗，而纵横阖僻之妙，则得之史籀，稍参隶意，杀锋以取劲折，故字体微方，与秦汉瓦当额文为尤近。其分书则遒丽淳质，变化不可方物，结体极严整，而浑融无迹。”

邓石如的隶书取《史晨》的娟秀，得《曹全》的遒丽，用《衡方》的淳厚，借《石门颂》的纵肆和《夏承》的奇瑰。结体严紧，遒丽浑逸，渗有魏碑意趣，揉进篆书笔法，气势雄强，笔法峻拔，起落笔浑鸷。比金农更具传统，比翁方纲、黄易、伊秉绶更有新意，邓石如隶书在清代可算独树一帜，对后人颇有影响。

图：邓石如隶书

伊秉绶（公元1754－1815年），字组似，号墨卿，默庵，福建宁化人。官至杨州知府，以廉吏善政称。

伊秉绶是清代具有特色的隶书家，笔法精熟，结体宽博方正，线条粗细变化，笔画强劲，具有磅礴气势。赵光说：“墨卿遥接汉隶真传，能拓汉隶而大之，愈大愈壮。”何绍基《东洲草堂诗抄》说：“丈人八分出二篆，使如漆楮如简”。《王椒畦诗》说：“墨卿作书亦如画，笔墨之外能通神。”清蒋宝龄《墨林今话》说他“尤以篆隶名当代，劲秀古媚，独创一家。”

图：伊秉绶隶书

西泠诸家都擅篆隶，尤其是隶书，往往都精于此道。比如丁敬、黄易、陈鸿寿等等，都不佳作传世。以下以丁敬和陈鸿寿为例：

丁敬（1695—1765），字敬身，号钝丁、砚林，别号龙泓山人等，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清代书画家、篆刻家，为“浙派篆刻”开山鼻祖，“西冷八家”之首。

丁敬书法，向为艺坛所重。清代大书法家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书丁敬身隶书后》赞曰：“龙泓金石学诣精，八法篆书有法程……闻泉漱雪出世情，隶法遒穆超蹊町，如其诗多声外声，始知琢印余技鸣。”何氏为实力派书家，对丁敬书法如此钦佩，足见丁书之高妙也。

丁敬隶书，取法汉碑，功力深厚，如《曹全碑》、《乙瑛碑》、《史晨碑》、《娄寿碑》、《夏承碑》等都有取法，而以《曹全碑》为最。此碑“秀美飞劲，不束缚，不驰骤”，丁敬得益最多，但他贵能博采广蓄，孕育变化。求新、求变、求自我，乃丁敬一贯艺术思想也。

图：丁敬隶书

陈鸿寿（公元1768－1822年），字子恭，号曼生，浙江钱塘（杭州）人。官至江南海防同知。陈鸿寿被称为“酷嗜摩崖碑刻的隶书家”，所书气势宏伟，功力非凡。清蒋宝龄在《墨林今话》中说他：“酷嗜摩崖碑版，行楷古雅有法度，篆刻得之款识为多，精严古宕，人莫能及。其言曰：'凡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乃见天趣’，询通论也。”清方朔《枕经堂题跋· 开通褒斜道石刻跋》说：“明以前无人肆习此体，近则钱塘陈曼生司马心摹手追，几乎得其神骏，惜少完白山人之千钧力耳。”这些评论都很中肯。特别是他本人关于“到家”和“天趣”关系的观点十分精到。

图：陈鸿寿隶书

何绍基（公元1799－1873年），字子贞，号东洲，又号蝯叟，湖南道州人。道光进士，官编修。博涉群书，尤精小学，旁及金石碑版文字。何绍基是清后期著名的书家，也长于隶书。

据何氏《自评》说：“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八真楷之绪。”清杨翰《息柯杂著》说：“何贞老书专从颜清臣问津，积数十年功力，探源篆、隶，入神化境。”近人马宗霍《霎岳楼笔谈》道：“道州早岁宗兰台《道因碑》，行书宗颜鲁公《争座位帖》、《裴将军诗》等，骏发雄强，微少涵渟。中年极意北碑，尤得力于《黑女志》，遂臻沈境，晚喜分，周金汉石无不临摹，融入行楷，乃自成家。”说明何绍基的隶书带楷意，笔法雄劲，形成独自风貌。

图：何绍基隶书

赵之谦（1829－1884）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叔，号悲盦，别号无闷，憨寮，浙江会稽（绍兴）人。咸丰时举人，官至南城县官。对他的书法，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叔学北碑，亦自成家，但气体靡弱。今天多言北碑，而尽为靡靡之音，则叔罪也。”马宗霍也说：“叔书家之乡学也，其作篆隶，皆卧豪纸，一笑横陈，而亦自足动人。行楷出入北碑，仪态万方，尤取悦众目。然登大雅之堂，则无以自容矣。”他重书写意趣，多有姿态，中侧锋之外，又以偏锋取势，自出机抒，其隶书结体宽扁，笔画肆意，有挥洒自在之态。

图：赵之谦隶书

民国至当代的隶书总体是清代隶书的延续，虽然出现大量擅写隶书的书法名家，但并没有革命性的创新之举。在这里不一一赘述。

就学习隶书而言，当以汉隶为宗，作为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学习对象，然后在此基础上，可以适当选择自己喜欢的有个性书风的清代隶书家加以精进和延展学习，从中汲取体现个性风格的隶书营养，进而写出更具书法意味和自己特点的隶书作品来，是为隶书精进学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