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可导致脑残
大牛哥编者按
从历史的角度看，为什么起义军领导人在革命未成功的时候显得非常大度。而一旦得了天下就会疑神疑鬼。不仅变得日益刚愎自用，而且会对眼前的巨大灾难报以莫名其妙的侥幸心理。似乎觉得运气永远站在自己这边。现代心理学解释，掌握权力会导致脑损伤，领导者失去原本让他们得以成为领导的一种心理能力——设身处地理解他人，也就是共情的能力。在企业中，这种现象也很常见。一把手掌握的权力越大，就会越发陶醉在权力中。这种事实证明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我们一旦拥有权力，就失去了某些我们最初获得权力时所需的能力。
而更为重要的是，人在脑残的时候，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的脑残！
文章作者：杰瑞·尤西姆（JERRY USEEM）
翻译：格多
神经科学研究：掌握权力会导致脑损伤，领导者失去原本让他们得以成为领导的一种心理能力——设身处地理解他人，也就是共情的能力。
如果权力是一种处方药，它却有一长串已知的副作用。它会使人陶醉，它会使人腐败，它甚至会让亨利·基辛格相信自己的性吸引力。但它会导致脑损伤吗?
在去年秋天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很多议员痛斥约翰·斯顿夫时，每个人似乎都能找到新的方式，来严厉指责这位富国银行的前CEO未能阻止他的5000名员工为客户建立虚假账户。但斯顿夫的突出表现却是，这个已升至世界最有价值银行最高位的男人，似乎完全无法理解这个房间。
尽管他道歉，但却没有表现出后悔或懊恼。他既未显得目中无人，也未显得自鸣得意，甚至也未显得缺乏诚意。他看上去迷失了方向，像一个刚从斯顿夫行星（在那里顺从他是自然法则，并有5000个投其所好的小人）乘坐晚点的飞行器抵达，并产生了时差现象的太空旅行者。甚至最直接的冷嘲热讽——“你在和我开玩笑吧”（威斯康辛的肖恩·达菲）；“我不敢相信我在这里听到的一些话”（纽约的格雷戈里·米克斯）——也没能唤醒他。
什么经过了斯顿夫的头脑？新的研究表明，更好的问题应该是，什么没有经过斯顿夫的头脑？
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将权力描述为“一种以杀死患者的同情心终结的肿瘤”时，他是在非医学地比喻。
然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达彻尔·凯尔特纳，在多年的实验室和田野实验中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跨越二十年的研究发现，在权力影响下的被试们，其行为仿佛遭受了撞伤性脑损伤，变得更加冲动，更低风险意识，而且，至关重要的是，更不善于从别人的观点观察事物。
最近，安大略省麦克马斯特大学神经科学家苏克温德·奥博海做了类似描述。不同于凯尔特纳研究行为，他研究大脑。当他将有权和少权的头脑放在经颅磁刺激机下时，他发现，事实上，权力损害了一种特定的神经过程，一种可能是移情作用基石的“镜映（mirroring）”。这为凯尔特纳提出的“权力悖论（power paradox）”提供了神经学基础：我们一旦拥有权力，就失去了某些我们最初获得权力时所需的能力。
这种能力的丧失，已被多种富有创造性的实验所证明。一项2006年的研究，要求参与者在自己的额头上写出给别人看的字母E。这是一种需要从观察者角度观察自己的任务。有权力感的人写出准确字形的概率高出三倍，但在其他人看来却是反的（这让人想起乔治·W·布什在2008年奥运会上醒目地反举着美国国旗）。其他实验表明，有权力感的人更不善于识别照片中人物的感受，或者猜测一个同事会如何解释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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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中，人们模仿上级的表情和肢体语言的倾向会加重这一问题：下级很少对掌权者提供可靠线索。然而更重要的，凯尔特纳说，是掌权者不再模仿他人的事实。别人笑时笑，或别人紧张时紧张，远不仅仅是迎合。它有助于触发别人正在经历的相同感受，因而为理解这些感受所由何来提供一个窗口。有权势的人“停止模拟其他人的体验，”凯尔特纳说，导致他所说的“移情缺乏”。
“镜映”是一种完全在我们头脑中进行的无意识的微妙模拟。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做出某个动作时，我们大脑的相关部分做出会触发共鸣的同样的事，最好把这理解为替代性经历。这就是奥博海和他的团队，在让被试们观看一段某人的手挤压橡皮球的视频时，试图激活的东西。
不那么有权力感的参与者，镜映工作得很好：他们自己挤压球的神经通路被强烈地激活。那么有权力感的人呢？很少如此。
是镜映反应损坏了吗？更像是被麻醉。
没有哪个参与者拥有永久的权力。他们不过是因负责陈述某种体验的“刺激（primed）”，而觉得有权势的大学生。可以想象，在实验室一个下午，他们的大脑不会结构性损坏，他们体验到的这种感觉缺失会逐渐消失。但是，如果这种影响长期持续——比如，因为拥有华尔街分析师们每个季度后窃窃私语的杰出，董事会成员提供的额外报酬，以及《福布斯》“在行善的同时干得好”的称赞——人的大脑可能会发生医学上所说的“功能性”改变。
我想知道有权势的人，是否只是不再努力让自己站在别人的立场，但并没有失去这样做的能力。事实上，奥博海做了一项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的后续研究。这次，告知被试们什么是镜映，并要求他们做出有意识的努力来增加或减少他们的反应。“结果，”他和他的合著凯瑟琳·奈什写道，“显示没有区别。努力没用”。
这是个令人沮丧的发现。知识被认为就是力量。但知道权力剥夺了你的知识有什么意义?
看起来，最乐观的可能是，这些变化只是偶尔有害的。这项研究表明，权力刺激我们大脑屏蔽边缘信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导致某种有用的高效率。但在社会情境中，它具有使我们更加迟钝的令人遗憾的副作用。即使这对掌权者或他所领导的组织的前景未必有害。
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苏珊·菲斯克所令人信服地证明的，权力减少细致入微理解他人的需要，因为权力使我们能够命令本来需要从他人那里连哄带骗获取的资源。当然，在现代组织中,这种命令的维持依赖于某种程度的组织支持。但见诸报端的大量的高管傲慢表明，很多领导者越过底线，变得适得其反地愚蠢。
无法识别人们的个性化特征，掌权者会更加依赖刻板印象。其他研究表明，人能看到的越少，越依赖自己的“视力”导航。约翰·斯夫顿看到的是每个客户都有八个独立账户的富国银行。(正如他常对员工说，八重韵很棒。)“交叉销售”，他告诉国会，“简称深化关系。”
不能避免权力带来的大脑变化吗？
不能，但也能。很难阻止权力影响大脑的倾向。比较容易的是，至少，有时，停止觉得拥有权力。
因为权力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凯尔特纳提醒我，权力不是一个职位或一个位置，而是一种精神状态。假如一段时间你不觉得拥有权力，实验表明，大脑可以与现实交流。
回忆无权的早年经历，对某些人似乎有效，而且足够的经验可以提供一种永久保护。在去年二月的《金融杂志》发表的一项惊人研究发现，童年时经历过造成重大伤亡的自然灾害的CEO们，比没有经历过的CEO们，冒险行为少很多。(问题是，这项研究的共同作者、剑桥大学教授拉格黑文卓·劳说，经历过没有重大伤亡的灾难的CEO们更爱冒险。)
“傲慢综合症，是一种权力占有障碍。” ——欧文
但是龙卷风、火山喷发和海啸并不是唯一能抑制傲慢的力量。
百事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因德拉·努伊，时而讲述她在2001年获知公司董事会对她的任命消息那天的故事。她沉浸在自己的重要性和活力感中回到家时，她母亲问她是否能在公布“好消息”前，出去买些牛奶。带着怒气，努伊出去买了牛奶。“把那该死的皇冠留在车库里”，是她返回时她母亲的忠告。
实际上，这个故事的要点是努伊讲述的它。它是一个关于普通义务以及需要保持冷静的有益提醒。努伊的母亲在故事中是个“脚趾夹”——这是政治顾问路易·豪用来描述他与曾任四届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关系的术语，豪从未停止叫他富兰克林。
对温斯顿·丘吉尔而言，充当这个角色的人是他的妻子克莱门泰。她有勇气写道：“亲爱的温斯顿，我必须承认，我已经在你的习惯中注意到一种堕落；而且你已不像你过去那么善良。”
写于希特勒进入巴黎那天，撕毁，然后发出的这封信，不是抱怨，而是一个警告：有人向她吐露，她写道，丘吉尔在会议上的举止，已对下属“极为轻蔑”，以至于说出：“不知道，或好或坏，都会很快到来”，伴着随之而来的威胁：“你不会得到最好的结果”。
在成为男爵之前曾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国会议员、神经学家戴维·欧文勋爵，在2008年的著作《在疾病和权力之中》中，详述了豪和克莱门泰·丘吉尔两人的故事，查询了自1900年以来影响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表现的各种疾病。
除一些人患有中风（伍德罗·威尔逊）、药物滥用（安东尼·伊顿）或可能的双相情感障碍（林登·B·约翰逊、西奥多·罗斯福）之外，至少其他四人患有医学文献不承认但欧文认为应该是的障碍。
“傲慢综合征（Hubris syndrome）”，按照他和共同作者乔纳森·戴维森于2009年发表在《大脑》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的定义：“是一种权力占有障碍，尤其是伴随压倒性成功、掌握多年且对领导者最少约束的权力占有障碍。”它的14项临床症状包括：明显轻视他人、失去与现实的联系、焦躁不安或行为鲁莽，以及无能的表现。
今年5月，英国医学皇家学会，与欧文为研究和防止傲慢而建立的组织“代达罗斯信任（Daedalus Trust）”，共同主持了一次会议。
我问欧文，一个人承认自己有傲慢的健康问题，是否有助于他与实际相一致，并引发其他有实权的大人物的效仿。
他分享了几个策略：回忆自己过去无法傲慢的时期；看关于普通人的纪录片；养成阅读选民来信的习惯。
但我猜测，今天对欧文的傲慢的最大抑制，可能来自于他最近的研究努力。
他向我抱怨到，企业已表现出对傲慢的进一步研究没兴趣。商学院也好不到哪去。他声音中潜伏的挫败情绪，证实了一种特定的无能为力。无论使欧文不愉快但有教益的影响是什么，都表明在董事会和行政套房中过于常见的一种疾病，不太可能很快就找到一种治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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