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庄
老家在枫桥。先进村一个小小的自然村，名字叫新庄，我们习惯叫“新庄里”。如果先进村是五个手指头，那么新庄里，充其量只能是她的小指。
小是小了点，但没关系。在高德地图上输入“枫桥新庄”或“先进新庄”，谁都到得了这个乡间小村落。去年我在网上买了不少家电与生活用品，快递小哥送货上门，就是靠他们的手机“导”过来的。
我不知道新庄的历史。这个村落小得不能再小，世代务农，世代清贫，没出过人物，没可查的文字。听父亲说起过，我们祖宗原先在这里管堰坝，堰坝叫新庄坝，管着管着就住下来了，于是取名为新庄。不知道我的文盲父亲是从哪里道听途说来的。或许他说得在理，因为村子背后的孝泉江，的确横着一道堰坝。
新庄有多小？才八户人家，其中两户还是分家的兄弟。八户人家三个姓，陈5，胡2，金1。显然，金是左边的金家过来的，胡是右边的胡家过来的。五户陈姓是同宗，我曾翻过家谱，论高祖，论曾祖，都亲如一家。如果放在古代，我们可能还在同一个院子里居住，在同一个灶头里吃饭。但现在不是了，现在各家过各家，已经井水不犯河水了。
我因为读书，后来走出了新庄，所以与新庄渐渐疏远。现在回老家，我只认识前两代，三代四代就陌生了，既叫不出他们的名，也认不出他们的脸。
有一个事实非常严峻：村里的第四代，清一色是女孩。照这个势头下去，不用百年，村庄的姓氏怕是要被女婿们给彻底改写了。都说女人是水做的，谁叫我们老祖宗是管水的呢。
新庄后背紧贴着一道堤埂。以前，堤埂像老母鸡的一对翅膀，围护着村落。后来房子越长越高，堤埂就成了村庄的一条围巾。堤埂也是新庄扭曲的脐带，新庄靠它曲曲弯弯通向外面的世界。又后来，村前浇了水泥路，于是新庄被水泥路提纲挈领，水泥路像一截葡萄藤，新庄就成了葡萄藤上悬挂的，一小串葡萄的模样。
新庄端坐在田畈中央。村庄前后与左右，都是祖宗耕耘过的农田。城镇化的锋牙利齿，无暇顾及这块边角料。也幸亏村前有杉树山和岙子岭拦截着，村后有孝泉江和石䃭山依靠着，使得新庄保留着原始的农村风貌，缺憾是消失了曾经的炊烟袅袅。
而新庄到镇上，现在只是一脚油门的距离。所以每天进出新庄，总有一种穿越历史的味道。村外一河之隔是高楼大厦，而新庄却依然鸟语花香。新庄无缘卖地分钱，却也终于保留了靠种田吃饭的原始生活状态。
我永远不会忘记堤埂背后的那片滩地，那里曾经是村里的桑园地。读小学的时候，我很少走堤埂，情愿去穿越底下的桑园。桑椹发紫的时候，我是上学路上的一颗沿沿螺。我们读书时都这样，沿着一株株桑树，一株株摘过去，一脚脚“沿”往学校。后来桑园没了，成了稀稀拉拉的菜地。有些户主懒得种地，爽性在那里放养竹子。也有勤劳如我父母辈，年年在那里种菜种蕃薯，那些六月里被水淹没过的蕃薯，吃起来倒也别有一种风味。
滩地边就是孝泉江。那岂止是我们的母亲河，那简直就是我们的饭碗。新庄里这些人家，不知道从这条河捕过多少鱼，摸过多少蟹，捞过多少虾。两道堰坝之间，河流两边的角角落落，都留下过我们手摸脚踏的痕迹。那时候，鱼是一猫笼一猫笼往家拎，螺丝是一脸盆一脸盆往家端。新庄只剩下六七个孩子的时候，我是年纪最大的老大。
孝泉江边的田不是我们的，是下单人的。草籽开花的时节，正好春雷滚滚，那些产籽的鲫鱼顺着渠水，纷纷钻进田垄。我们新庄里的人，一大早去田畈抲鲫鱼，没有不满载而归的。我的耳朵，至今还在回荡着老板鲫鱼别别跳动的声音。我的双手，至今还残存着老板鲫鱼滑溜溜扭动的感觉。
现在孝泉江水正在恢复她原来的清澈，新庄背后的这一段江面，成了垂钓的最佳位置，夏季的时候，连城里的钓鱼高手都到这里扎堆。但新庄里的人不稀罕。在新庄，除我大伯生前钓过鱼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钓鱼的人。一天到晚坐在那里，也钓不到几颗鱼，在新庄人眼里是最大的浪费。新庄里，我这一代和我的上一代，虽没见过大世面，但见过鱼的世面，也刻骨铭心记得孝泉江鱼的味道。
还有泥鳅，还有黄蟮。田畈的灌溉用水皆源自孝泉江，所以泥鳅黄鳝从来不会断种绝代。生产队的时候，新庄归属二队，但四队、六队、金家的田也在新庄边上，所以我们当时抓泥鳅黄鳝不愁地段。我们确实有点忙不过来。春天用煤油火把照，那黄鳝睡觉的姿势，至今还历历在目。夏天捡石灰泥鳅最省力，我们懒得剖，竟用它来晒泥鳅干。那时候，做耕田佬的跟脚屁，在燥田里也能捡到泥鳅黄鳝。谁也想不到，几十年后，连蚂蟥都会断种，要不然，那时候真应该拿泥鳅黄鳝当饭吃的。
对了，我突然想起来，那时候我有个绰号就叫黄鳝。也不是我独用的，凡叫阿强的人，村里都叫阿强黄鳝。
那些田都还在，那个新庄也还在。他们互为依赖，互为风景。
现在，除了人口田，其余农田都收归集体，由种粮大户承包。于是，新庄成了图画里的一个小村庄了。春天，新庄被麦包围。夏天，新庄被稻包围。新庄的一年四季从不单调，新庄的底色在不断转换，碧绿与金黄是两个极致。
新庄里的人，太习惯于这样的颜色了。但是在我，却已成为一场场视觉的盛宴。我在新庄造房子时，不惜花了几万块钱，硬是搭了一个阳光房，就是希望这片阳光照耀下的田畈，成为我在家里就能看得见的乡村原风景。
可是村里的风景没有了。
村口原本有一口水塘的，那是新庄的眼睛。跟其他村一样，塘的头里用来洗菜，塘的中间用来洗衣服，塘的尾巴用来荡马桶。我们小时候，吃的水都是用一根扁担两只水桶，从塘埠头挑到灶头间水缸里的。孩子们夏天的乐趣，是像牛一样，最好能整天沉在塘里不用出来。我们在塘里打水仗，在塘里恶作剧，我们经常把塘搅个底朝天，吃过大人的无数次痛骂。
后来，我慢慢长大，塘慢慢变小。现在新庄的塘形式上还存在，可是它竟萎缩得那么小那么小。它哪里还是水塘，分明变成了一个小水池。我想，一个村庄的没落，肯定是从水塘开始的。一个人眼神越来越黯淡，那是衰老的标志。
新庄村子中间的道地，也消失不见了。那个道地，是我们小时候的欢乐谷。它是一个正方形，中间一条石子路，将它夹成两半。我们在那里玩得最多的游戏，是夜里的“搭壁”：人分两队，两个阵营，两个据点，据点就是某处墙壁。跑出去追赶在阵营外奔跑的“敌人”，触碰到对方身体就算“搭牢”。被搭牢的人是“俘虏”，得关到我方阵营，以搭住我方墙壁为标志。俘虏一手搭着墙壁，一手呼唤队员救援。敌人前来施救，结果又被搭牢，于是俘虏手拉手一起呼唤救援，俘虏越来越多，像一根绳子似的飘移，一旦被他们的队友触碰到，就算获救……
那时候我们不知道累。村里的孩子，来根、来军、小青、桂素、红素、贵德、卫东、卫国、红卫、阿强、小强……都经历过这种游戏。黑漆漆的夜晚，天天被我们闹得鸡飞狗跳。夜深各自回窝，一竹管冷水灌进肚皮，或偷喝一两碗米酒解馋，第二天起来，照样生机蓬勃。我们那时候多么长得像庄稼啊。
如今想来，那个年头正是新庄最热闹的时候，也是新庄人口最多的时候。现在，新庄像个沉默寡言的老人。夜晚除了狗的叫声，几乎是死一般的静。
清贫自有清贫的诗意，富裕也有富裕的庸俗。因为人心变了。
就像牙齿会不小心咬着舌头，新庄里几户人家，在磕磕碰碰中维系了上百年。过去，村里也曾雀角不断，而起因总是那点鸡毛蒜皮事。某户人家少了一只鸡，怀疑是给某户人家吃了，于是有嘹亮的骂声响彻在小村上空。指桑骂槐的声音，一句不漏钻进全村人耳朵，慢慢就有人对号入座，于是转入两人对骂，于是于是，事态升级成两户人家的拳脚相向。
但谁也没有结下大仇，结怨一阵子，两户人家又和好如初。我们的祖辈，就是这样打打骂骂熬过来的，那是家族矛盾，上升不到敌我矛盾的高度。
孩子们也经常吵架，我们叫“讨相骂”。讨到后来肯定得问候对方的祖宗名字、爹娘名字。如果问候得还不肯歇，那就只好捡起一把石子，跑到人家的屋背后，狠狠地往人家屋顶扔石头。于是，瓦片上传来“骨碌碌、骨碌碌”的声音。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把这种声音形容成一长串省略号，那里也的确省略了孩子当时心头无数的仇恨。但是转天，讨过相骂的两个孩子，早已忘了伤疤忘了痛，又会亲昵如初。
现在全变样了。现在新庄里没有人讨相骂。在新庄，户与户之间，最大的矛盾，无非就剩下起屋时土地界限的划分，若想寸土不让，也用不着自己动手，一个举报电话就能致对方寸步难行。所以我们新庄除了会长高，却始终长不胖，更长不大，因为互为邻居，互为监督，新庄里屋挨着屋，始终紧紧地“团结”和“依靠”在一起。这就叫牵制。谁不贪图便宜，新庄里的人也贪图便宜，但新庄里的人贪图的目光，最终也无法超越房前屋后的那点空地。
表面平静的新庄，户与户之间已经不来往了，更告别了串门的习惯，只有两三个老太婆之间，有站在道地交流的画面。相互呕气的人家，已经习惯把气种在心底，结果肚皮气得像河豚，于是眼神里话语里，便充满了一种毒素。也怨不得他们，毕竟他们一辈子生活在新庄，他们的眼光是站在自家院子里的眼光，不是站在石䃭山往下看的那种眼光。
我永远是新庄里人。尽管今年春节新冠肺炎防控时，路口值勤的人试图拦住我不让我回新庄，但我的初心在新庄，我的归宿也在新庄。
在新庄里，我没有仇人。基本上，认识我的人都会主动跟我打招呼，哪怕跟我父母有气的，见到我时也会给我露一张笑脸。这就是新庄，这就是新庄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