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心天下无君子

有位朋友有一次把包包拉在出租车上，第二天司机给送了回来，他由衷地感慨世上还是好人多。我觉得他这种想法没有一点道理，他才丢了一回包，要是丢过三回五回，最后都物归原主还好说。

同样是丢东西，我有过完全不同的遭遇：有一次把手机拉在三轮车后座，也就隔了约20分钟。我不停地拨打，心存侥幸，却总是听到令人绝望的“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我还记得蹬三轮车的是个中年妇女，宽脸盘，中等个，头发蓬乱，一副苦难人生的样子。我对她能那么娴熟地把手机关掉感到惊讶，因为那是一款新机。这件事使我有两个心得：一是人真的不可貌相，不是你看谁像好人谁就是好人，当然反过来亦然；二是我的同情心从此打了折扣，不再为了帮衬生意就去坐三轮车。

丢了东西找不回来，这并非“中国现象”。美国的《读者文摘》做过一个实验：他们分别在全球16个城市，把12个装有现金、家庭照片、联络资料的钱包丢在人来人往的路上，结果全部192个钱包只有半数归还，其余都成了入海的泥牛。芬兰首都市民似乎“最诚实”，交回了11个钱包，英国伦敦、波兰华沙、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巴西里约热内卢、瑞士苏黎世、捷克布拉格、西班牙马德里都在5个以下，最令人难过的是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只有一个钱包交回。

这个测试很有意思，但也只是有意思罢了，不过是杂志玩的一个噱头。且不说道德是否像水温一样可测，真的要测试一个城市的道德水准，我觉得12个钱包根本不够，起码要1200个，还要看把它们扔在哪里，扔在当地人居住的社区和游客众多的海滨浴场，肯定是两个结果。从道德的角度，“拾金不昧”的自然是好人，那些发达国家首都捡了钱包不还的比例如此之高，似乎“好人”并不多。

一个地方，如果人们普遍拾金不昧，可以认为那里的社会风气好；但普遍“拾金而昧”，风气却不一定不好，事实上这个测试恰恰说明了这一点，那些钱包杳如黄鹤的城市，风气似乎并不太差。原因很简单，袭用托尔斯泰的名言，拾金不昧都是一样的，但捡到东西不还则各有各的原因，不一定只是因为缺德。

人性复杂，足球是圆的，人也是“圆”的，而不像武大郎卖的烧饼。一个人是不是“好人”，有很多尺子来量，“拾金不昧”只是其中一把。打个比方，一个拾金不昧的人，可能是一个酗酒兼家暴的恶魔。这样的情形很多，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百色的一个“助学达人”居然是一个“色情狂”，有人说他是戴着天使面具的魔鬼，但我更愿意相信他原本就“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

现在不少地方都评选“道德模范”。拾金不昧、乐于助人、见义勇为、扶危济困……这些在不同方面品德高尚的“好人”，被评出的总是极少数，这似乎与所谓“世上好人多”的说法相悖。有人辩解说生活中还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好人，如果是那样，我觉得这样的评选其实不太公平，为什么同是好人，张三能当选李四却不行？如果从“世上未必好人多”的角度，却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点，“世上好人多”只是一种愿望，在任何一个社会，“好人”都是孔乙己护住的那碟茴香豆，“多乎哉？不多也”，最多的是不好不坏的人。以“见义勇为”为例，鲁迅先生就说过，“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于高兴的人尽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这种袖手围观的现象直到现在也不少见。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好人”自然应该是“好心的人”。古人恰恰不这样看，相反，他们认为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好人，应“论迹而不论心”，“论心天下无君子”。我觉得这是一种更“唯物主义”的观点。所谓的“君子”（“好人”），并不是没有恶念，只是“心动而没有行动”，就像柳下惠坐怀不乱，“行”虽不乱，心可能早就乱成了一团麻，只是努力“淡定”，发乎情止于礼罢了，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古往今来学习的道德模范。

有个地方，去年给全市首批“好人”颁发“好人证”，一共23名，一时物议纷然。我查了一个，那个城市人口近500万，在500万人口中只有区区23名好人，一些网友认为这简直是一种污蔑。我倒觉得它实事求是，通过发“好人证”还原了“现实真相”，让我们不再沉溺于“世上好人多”的虚幻中。但我们一点也不必因为“好人少”而悲哀，甚至认为一个缺乏“好人”的社会危机四伏。一个真正的好社会，不在于“好人”如蚁，而在于制度能遏制住那些不好不坏的多数人心里的“魔鬼”，人们能够普遍敬畏法律，“恶念”不敢更不能变成“恶行”。要不然就算像《镜花缘》里的君子国，遍地好人，大家甚至为争当“好人”打得头破血流，也好不到那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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