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世界文学”?

张隆溪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作品总是用某一国家某一种语言的创作，所以，文学研究很自然首先有国别和语言的类别，如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等等。当然，“语言”与“国家”不完全是同一概念，一个国家很可能有不同的语言或方言；但就一般分类而言，国别文学是文学研究最基本的分类。19世纪产生的比较文学，打破了国别文学单一语言传统的局限，以不同语言的文学作为比较研究的基础。同样产生于19世纪初的“世界文学”观念，则进一步希望打破欧洲的局限，在全世界范围内去审视和研究各国的文学。然而，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比较文学基本上局限于研究欧洲主要的文学传统，而具有普世意义的“世界文学”观念，则没有得到真正的发展。这种情形在20世纪末和进入21世纪之后，正在发生根本的改变，“世界文学”正在成为当前文学研究新起的潮流。什么是“世界文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在观念和实践中有何区别？“世界文学”为什么在当前兴起？它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有何关联、有何意义？这些都是值得学术界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希望，在历史的框架里，通过梳理几个基本理论概念的发展，对这些问题作出响应；同时也希望，能在文学研究领域引起更多的讨论，促进学术界对这类问题有更深的理解，促使文学和人文研究有进一步的发展。

一 “世界文学”的兴起

近十多年来，在文学研究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新潮流，莫过于世界文学研究的兴起。不仅在欧美国家出现了对世界文学的重新关注，而且在世界许多地方，包括中国，越来越注重世界文学的研究。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对世界文学已有认识。例如，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位学者曾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对谈。他们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势是：“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他们还提到，德国大诗人歌德在19世纪初提出了“世界文学”概念，20世纪则是“世界文学”得以实现的时代。但在欧美学术界，世界文学在进入21世纪之后，才重新得到重视，从理论到研究都展开了讨论。世界文学研究虽然是当前文学研究一个方兴未艾的新潮流，但这个概念本身却并非新创。

现在人们讨论世界文学，往往会把这个概念追溯到19世纪早期，甚至非常准确地定位到1827年1月31日。因为，正是在那一天，德国大诗人歌德（J. W. v. Goethe，1749—1832）在与他的年轻朋友和秘书爱克曼(J. P. Eckermann，1792—1854)谈话时，说了这样一段著名的话：“诗是全人类共有的……民族文学这个词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就在眼前，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促成其早日到来。”其实，德文“Weltliteratur”即“世界文学”这个词并非歌德首创，但由于他在欧洲的声望，他谈论世界文学就变得很有影响。在那段时间，歌德常常在书信和文章里提到这个概念，但最有名的就是上面所引他与爱克曼谈话中的那段话。

对中国学者说来，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与中国文学有特别的关系；因为，歌德与爱克曼谈话时，说起他近几日都在读一部中国小说。而正是阅读一部欧洲之外东方的文学作品，才使歌德意识到，局限于一种民族文学是多么狭隘，而放开胸怀去拥抱那多姿多彩的整个世界又是多么令人心旷神怡！也正是基于这样的阅读经验，歌德才宣告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在那个年代的欧洲，歌德具有普世主义的眼光，对欧洲之外的东方文学感兴趣，实在是十分特殊的少数，而比他年轻的爱克曼则更能代表他们同时代大多数人的文学趣味和阅读习惯。爱克曼听歌德说他正在读一部中国小说，颇感惊讶，甚至觉得难以置信。“中国小说！”他很吃惊地说：“那看来一定很奇怪吧？”歌德告诉他，中国人并不像他想的那么奇怪，因为“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举止，几乎与我们完全一样；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也很像他们，只不过他们在各方面做得都比我们更干脆、更纯洁、更合情理”。歌德甚至认为，那部中国小说与他自己创作的《赫尔曼与窦绿苔》以及英国作家理查德森（S. Richardson，1689—1761）的小说都“有极大的相似之处”。歌德站在一个普世主义者的立场，主张打开头脑和心胸向外看，同时也批评固步自封的孤陋。他说：“如果不超出围绕我们自己这狭窄的圈子朝外看，我们德国人很容易就落入那种自以为是的陷阱。所以，我喜欢看我周围的外国，也建议大家都这么做。”就心胸开阔而言，歌德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很不相同。那时候，德国并非一个统一的国家，分散的德国各公国与外国之间的国际交往，也大多局限于欧洲之内；而在19世纪初，欧洲大陆与其他大陆的交往也颇为有限。所以，正如比泽尔（John Pizer）所说，歌德那种普世主义的见解“在1820年代，相对而言是相当少见的”。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概念，就标志着具有原创意义的时刻，反映出超越欧洲民族传统的趋势，同时也受到歌德自己对欧洲以外东方文学的兴趣和普世主义精神的推动。因为，他不仅阅读中国小说，而且也欣赏公元5世纪印度戏剧家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喜爱14世纪波斯诗人哈菲兹的作品，并在其影响之下写成他自己的《东西方诗集》。

歌德虽说民族文学已经没有意义了，但他的“世界文学”概念并非与民族文学相互排斥。在他的头脑里，民族的与普世的并没有形成简单的对立。1828年，他在评英国作家卡莱尔（T. Carlyle，1795—1881）的一篇文章里说：“一段时间以来，各国最优秀的诗人和作家们显然都集中努力于他们对全人类普世的关怀。我们在每一种文学模式里，无论其内容是历史或是神话，是神秘的或是虚构的，都越来越多地看到这种普世的关怀从作家自身，内在地启发了他们民族和个人的特色。”1827年6月，他在致斯托尔堡伯爵（C. Stolberg，1697—1748）的一封信里，说得更明确：“诗是普世性的，愈有趣的诗也愈能显示其民族特性。”正如克劳迪奥·纪廉（C. Guillén，1924—2007）所说，在歌德心目中，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这种互补关系形成了“本土与普世之间、一与多之间的对话，从他那个时代起直到现在，正是这种对话不断给最好的比较研究灌注了生气”。对欧洲比较文学而言，歌德的确非常重要，而且据德国学者彼鲁斯（Hendrik Birus）说：“在界定研究的对象方面，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起了关键的作用。”所以，彼鲁斯认为，与北美的情形相比起来，“20世纪后半叶，在德语国家和整个欧洲，有关比较文学这个话题的讨论就很不相同”。美国学者大多认为歌德的世界文学是普世主义观念，而19世纪法国的比较文学则带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但彼鲁斯特别强调歌德的世界文学与法国学者开始建立的比较文学完全是同步的。他说：“1827年，见证了同时产生而又相互独立的两个开端：在魏玛歌德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观念以及在巴黎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的'比较文学’（littérature comparée）。”彼鲁斯极力论证歌德与法国学界关系密切，而且正是歌德的诗剧《托夸托·塔索》翻译成法文，才使他第一次使用“世界文学”这个词。尽管法国的文学杂志《环球》（Le Globe）报道此事时，“把歌德的'世界文学’很可以理解地缩小为'西方或欧洲文学’”，但彼鲁斯坚持说：“至于由安培和维尔曼建立的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歌德对这两位主要人物都非常了解。1827年4月22日至5月16日，安培到访魏玛，也就是说，正好是在两个观念逐渐成型的阶段，安培常常是歌德的座上宾。”歌德与法国以及其他许多欧洲学者交往密切，自然毫无疑问，然而就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而言，尤其他与爱克曼谈话中讲到读中国小说的经验，那种超越欧洲文学传统向外看的胸怀，与19世纪作为一门学科最先在法国建立起来的“比较文学”，事实上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安培（J-J. Ampère，1800—1864,著名物理学家安培的儿子）本人对东方文学颇有兴趣，但19世纪欧洲的比较文学不大可能包容东西方比较研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欧洲比较文学的发展可以说与歌德普世主义的世界文学观念相距甚远。

首先，歌德是在谈到通过翻译阅读一部中国小说的时候，宣告了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而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强调要把握原文的语言，不能依靠翻译。在欧洲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当中，懂得非欧洲语言的人也微乎其微。其次，在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欧美比较文学都不大可能把中国文学作品纳入比较的范围。苏源熙回顾美国大学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形时说，在那时，中文和其他非欧洲语言“都不认为是比较文学可以考虑的语言。除非你是一个极其固执的学生，或者你的指导教授极其宽厚，否则你不可能提交一部涉及如中文、波斯文或泰米尔文之类语言的博士论文”；直到20世纪晚期，随着欧洲之外许多国家的学生进入美国各大学，带来他们自己的母语和英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加上1970年之后在文学研究中理论变得越来越重要，“两者合起来才打开了我们这一学科的大门”。这绝不只是美国大学里的情形，欧洲大学里也基本如此。在欧美大学里学习和研究中文、日文、韩文的文学和文化传统，基本上都在东亚系，而不在比较文学系。其他非欧洲语言文化的研究也大多如此，都属于“区域研究”（areastudies）。比较文学容纳非欧洲语言文学的比较，在美国的确是1970年之后才逐渐成为可能。因此，我们可以一方面把世界文学追溯到歌德及其普世主义的观念，另一方面讨论世界文学在当前的重新兴起，而把比较文学放在这两个时段之间，对19世纪到20世纪大半以欧洲为中心的比较文学，作一种批判的审视，对比较文学未来的发展，也可以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二 比较文学与欧洲中心主义

“比较”与“比较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早在1963年，对中国和东方文化颇有研究的法国学者艾田朴（R. Etiemble，1909—2002）就出版了一本书，醒目的标题就叫做《比较不是理由——论比较文学的危机》（Comparaison n’est pas raison—La crise de 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作者指出，比较并非比较文学存在的理由，因为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比较，比较的普遍性本身就证明比较并不是比较文学的特点，也就不是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得以建立的独特性质。《老子》第二章有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这就说明，人理解事物的一切基本概念，都是在两相比较当中形成的——知美，就必有丑为陪衬；知善，则必有恶相比较。如果没有丑、恶来对照相比，也就不可能有“美”“善”的概念。“有无”“难易”“长短”“高下”等等概念，都是相互比较才可能存在的。德国语言学家阿贝尔（K. Abel，1837—1906）曾著书讨论古埃及语言中的反义词，弗洛伊德（S. Freud，1856—1939）为此写过一篇书评，把概念必然在比较中产生这个道理讲得很清楚。他说：“如果世间随时都有光，我们就不可能分辨光与暗，也就既没有'光’这个概念，也没有'光’这个词。”这与上面《老子》所言可以相互发明。就中国文学而言，南朝梁的钟嵘（约468—约518）著《诗品》，把汉魏至齐梁一百多位作者相互比较，列为三品，并在《总论》中说：“昔九品论人，《七略》裁士，校以宾实，诚多未值。至若诗之为技，较尔可知，以类推之，殆均博弈。”唐代早有李杜优劣之论，后来评点宋词，也常有豪放、婉约之比，所以有人认为比较文学中国人早已有之，然而这只是对比较文学完全无知所产生的误解。

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比较文学”最早产生在欧洲；在研究方法上，受到当时科学发展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按照达尔文的理论，物种适应不同环境而变异，而不同物种之间都有一定关联。于是，19世纪出现了几种比较物种的学科，如比较解剖学、比较动物学等，试图通过比较不同动物的骨骼结构，来了解物种之演变及其历史。比较文学就是在此环境中产生的，其注重点是研究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所以，从一开始，比较文学就与各个单一民族文学的研究不同，它强调比较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文学作品。如此看来，仅仅是比较，还算不上是比较文学，同一种语言的文学作品之比较，也算不上是比较文学。因此，比较《诗经》与《楚辞》、李白与杜甫、唐诗与宋词等等，因为都是中国文学传统之内的比较，就不是比较文学意义上之比较。比较文学必须是超出单一语言文化传统的比较，必须是不同语言、不同文学传统的作品之比较，才算是比较文学；而比较的目的，是通过比较研究见出不同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最终达到在超出单一文学传统之外更广阔的范围里，对文学主题、体裁、思潮、运动等等，有更深入的了解和总体的把握。

既然是不同语言文学之比较，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掌握不同的语言。在19世纪，对比较文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是梅茨勒（H. Meltzl，1846—1908）。他创办了第一份比较文学刊物《世界比较文学》（Acta Comparationis Litterarum Universarum，1877—1888) 并长期担任编辑。他在推出这份刊物时，写了具有纲要性质的文章，提出要实现歌德的世界文学理想；因此，办刊遵循的是“多种语言的原则”。这一原则，对从事比较学研究的人有严格要求，具体化为“十种语言”（Dekaglottismus）概念。可是，这十种语言（德、英、法、意、葡、荷、西班牙、瑞典、冰岛、匈牙利），再加上拉丁语，无一例外都是欧洲语言。梅茨勒说，如果要包括非欧洲语言，那就需要等到将来的某一天，那时候，“亚洲文学终将转过来接受我们的拼音文字”。当时，比较文学的观念尚且如此，而像歌德那样通过译本来读一部中国小说，显然就与比较文学应该做的事情相差很远了。由于19世纪是欧洲向外扩张的时代，是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所建立起来的比较文学当然理直气壮地以欧洲为中心。从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来看，值得研究的就是欧洲主要的文学，而超出欧洲以外去做比较的研究，几乎不可能得到承认。在那种情形下，很难有，甚至不可能有什么东西方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在19世纪的欧洲刚刚兴起之时，强调欧洲比较学者应把握十种欧洲语言，从学科的严格要求说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在一定意义上，也暴露了传统的比较文学带有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和局限。到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者艾田朴就尖锐地批评过欧洲比较文学的局限。他认为，梅茨勒提出的那十种语言的比较文学始终只局限在欧洲，早就是过时的概念了，因为当中国、日本、印度、波斯和阿拉伯文学产生出许多古代经典的时候，“这十种语言的文学大部分都还不存在，或者尚处于十分幼稚的阶段”。这其实也是歌德早有的认识。爱克曼与他谈话时，问歌德十分欣赏的中国小说是否就是中国人最好的小说，歌德明确回答说：“完全不是。”而且还进一步说：“中国人有上千部这样的作品。当我们的祖先还在森林里过活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有这样的作品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杰出的西方比较学者，如西班牙的纪廉、匈牙利的瓦伊达（György Vajda）、荷兰的佛克马（D. Fokkema，1931—2011）、美国的厄尔·迈纳（E. Miner，1927—2004）等人，都非常热心于把比较文学推展到欧美之外更广阔的领域，尤其注重东西方的比较研究，希望促进比较文学最终实现歌德呼唤过的真正普世性的世界文学。但是，他们在西方比较文学整体当中毕竟是少数，而不是主流。1976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在布达佩斯举行第八次大会，会议似乎对亚洲、非洲文学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参加者中有十年后成为非洲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Wole Soyinka）。参加那次大会的斯洛伐克著名的比较学者、汉学家高力克（Jozef M. Gálik）为此深受鼓舞，曾在1980年发表文章，呼吁比较文学多关注亚洲和非洲的文学；但过了二十年之后，在2000年他又发表文章，不得不承认：“在真正全球性的世界文学和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中，我充分意识到，我可能只是'独自在荒野中呼唤的声音’（voxclamantis in deserto）。”在文章里，高力克评论了自1970年代著名的斯洛伐克比较学者杜力辛（D. Ďurišin，1929—1997）以来，有关“世界文学”这个概念的讨论，涉及的文献不仅包括英美，尤其涉及德国和欧洲其他学者的相关论述。他批评大部分欧洲学者的讨论往往仍然局限在西方范围之内。例如，德国学者施麦林（ManfredSchmeling）1995年编辑出版的论文集《今日的世界文学：概念与视野》（Weltliteratur heute: Konzepte und Perspektiven），就“常常表现出明显的，而更经常是暗藏的欧洲中心主义”。高力克更进一步说道，这种欧洲中心主义到处蔓延，不仅德国学者编著的《新编文学研究手册》（Neues Handbuch derLiteraturwissenschaft）充满欧洲中心偏见，而且俄国学者编著的《世界文学史》（Istoria vsemirnoiliteratury (A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也是一样。这也就说明，尽管在 20世纪80年代早期，某些西方比较学者已经在呼吁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重视东西方的比较，但西方的比较文学基本上仍是以欧洲为中心。

纪廉在1980年代谈论比较文学时，提出了三种研究模式，其中第三种是“依据文学理论的原则和目的”设立其讨论框架。他认为，东西方比较正是以这种模式为基础，提供了“特别有价值而且很有前途的探讨机会”。然而，纪廉也认识到，东西方比较“在三四十年前，是得不到承认的。那时候的比较研究都致力于国际关系，用卡雷（Jean-Marie Carré）那令人难忘的说法，即'事实的联系’（rapports de fait）。即便在今天，还有不少学者相当反感超出民族文学范畴之外、没有体裁上关联的比较研究，哪怕暂且容忍这类研究，也表现出相当冷淡的态度”。由于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语言上严格要求使用原文，不能依靠翻译，而跨越欧洲语言与非欧洲语言之间巨大的鸿沟，能够达到熟练把握的程度又相当困难，所以，西方的比较文学很少超出欧洲文学的范围，就像莫瑞蒂（Franco Moretti）所说，比较文学完全没有实现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的观念，却“根本上局限于西欧，而且大多就沿着莱茵河一带（德国的历史语言学家研究法国的文学）”。这一说法，也许有点过度贬低西方比较文学的意义和成就，因为西方比较文学不止研究德法两国之间的文学关系，但东西方比较在西方比较文学的学术领域里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只是在最近十多年才逐渐得到承认，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例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就已经出版了《诺顿世界文学杰作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但直到90年代中期，这个经常作为大学教材广泛使用的选本，仍是按照西方文学史从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直到近代的顺序来编排。所谓“世界文学”，基本上是欧洲文学，而并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学。到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西方学术界对欧洲中心主义提出了严厉的自我批判，同时对欧美以外的文学和文化也逐渐产生了兴趣。于是，在当今这个时代，仍然局限于欧洲或西方的比较文学已经不能令人满意了，而歌德当年呼唤的世界文学的时代也的确应该到来了。

世界文学在当前兴起，为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开始认真看待世界文学中的“世界”这两个字。回顾歌德的世界文学及其普世主义观念，他是希望看到世界各国文学的优秀作品汇合起来，形成世界文学；而审视当今世界的社会状况，则可以更明确认识到，何以“世界文学”的概念在我们这个时代会重新兴起。歌德在1820年代最先谈论世界文学，马克思（K. H. Marx，1818—1883）、恩格斯(F. Engels，1820—1895)在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里谈到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如何推动了全球性的趋势时也提到这个观念，认为世界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正在无可避免地取代民族文学。如果说歌德的世界文学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理想，马克思、恩格斯则把世界文学视为与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的全球性趋势的一种表现。现在有不少学者对歌德、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观念提出不同的理解。如阿赫玛德认为，“马克思从他喜爱的诗人歌德那里，拿来了'世界文学’这个词以及认为创造世界文学是件好事情这样的想法”；不过，他又说，马克思“不像歌德那样，把'世界文学’与思想高尚的知识分子之自我行动相联系，或视为几种主要的古典主义的交流方式，而是把世界文学视为内在于其他种类的全球化的一种客观过程。在那种全球化过程里，文化交换的模式紧随着政治经济的模式”。在汤姆森（Mads R. Thomsen）看来，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是“各国杰作之交响乐这样一个理想主义的憧憬”，而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观念则“更带一点蔑视的意味，即作为商品的书籍在全球流通的场景”。不少学者把歌德视为一个坚守欧洲古典人文传统的作家和诗人，而把马克思理解为一个打破历史和文化传统的革命思想家，觉得他们之间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完全不同。但是，就世界文学这一观念的具体情形而言，这样的看法很值得进一步商榷。

歌德与马克思所构想的世界文学当然不同，但马克思深信，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而向前发展的进化过程，是一个黑格尔式从低级到更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所以他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创造的世界文学所做的评论，并不像有些当代论者设想的那么负面。就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只是在它将被一个更高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取代这一意义上，才是被否定的，但那是黑格尔（G. W. F. Hegel，1770—1831）辩证法那种“扬弃”（Aufhebung）意义上的否定。也就是说，去除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同时又保存它作为人类历史和社会进步一个必然发展阶段已经取得的一切成就。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就其自身而言，优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更绝对优于中国和亚洲那种农耕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因为那是更为原始的社会发展阶段。当马克思宣称民族文学已经逐渐消亡时，他和歌德的看法相当一致，即把世界文学视为一种进步的新现象：“民族的偏颇和狭隘已经越来越不可能存在了，于是从无数民族的和本土的文学当中，诞生出了世界文学。”与歌德一样，马克思是一个世界主义者，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趋势，正是产生社会主义革命必要的前提条件；认为工人阶级是一种全球的革命力量，所以才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著名口号。由此看来，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观念绝非与歌德的观念相对立，只不过他把世界文学视为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化表现，而不是人文主义者对世界各个文学和文化传统主要作品的鉴赏和珍视。另一方面，歌德对当时欧洲政治、经济方面的情形也并非毫不注意，他的世界文学观念同样有政治经济发展的社会背景。

在歌德、马克思那个时代就已经感受到的全球化趋势，在当今这个时代变得规模更大，速度也更快。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上，我们才可以理解世界文学观念的重新兴起。正如特奥·达恩（Theo D’haen）所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文学并没有处在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地位，但到1990年代，情形开始发生很大变化，而那与“具有地缘政治意义而且互相关联的两个事件相关”：一个是“冷战”的结束和极具象征意义的柏林墙之倒塌，另一个就是“全球化”的迅速推进。近四十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亚洲和南美的经济发展，这些都是文学和文化现象发生改变的大背景；全球经济和世界政治领域发生的巨大改变，也必然会作用于文学和文化领域。在全球的学术研究中，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而这必然有助于打破以西方为中心的局限，促成世界文学的复兴。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世界文学为研究者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可以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去研究欧洲和西方传统以外更广阔范围内的世界文学。从这个角度看来，世界文学对于非西方文学传统，也许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三 何谓世界文学？

虽然“世界文学”正在成为当前文学研究的新潮流，谈论者众多，但何谓“世界文学”？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纪廉认为，歌德虽有开拓之功，但并没有给“世界文学”以明确的定义，所以，这个概念“极其模糊——或者让我们换一个更正面的说法，这个概念太含蓄，所以很容易产生许多误解”；如果按字面理解，“世界文学”可以说毫无意义，因为没有人可以研究全世界所有语言写出的全部文学作品，这完全是个“实际上做不到的荒谬想法，不值得一个真正的读者去考虑，只有发了疯的文献收藏家而且还得是亿万富翁，才会有这样的想法”。从歌德的时代以来，欧美学者对世界文学给出过各种解释。纪廉甚至把歌德的概念追溯到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赫尔德（J. G. Herder，1744—1803）等人更早的包括欧洲主要文学传统之外的普世观念，也强调歌德并不轻视民族文学，而“未来将有赖于各个不同的民族以及他们相互理解的能力”；他还特别说明，歌德把民族文学视为世界文学的起点，但这与“民族主义”即狭隘的“爱国主义”完全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并且引用歌德的话说：“没有什么爱国主义艺术，也没有什么爱国主义科学。”这就说明，在歌德看来，民族文学是必要的基础，但民族主义的狭隘意识则必须消除。世界文学不可能是世界上所有不同民族文学简单的总和，但任何文学又必须以某一民族语言和文学传统作为存在的基础，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很值得讨论。

彼鲁斯也认为，歌德一方面谈论世界文学，同时又注意各个民族文学，所以对歌德说民族文学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这句话“必须打一点折扣（cum grano salis）来理解”；他更进一步说：“世界文学的发展不仅要继承与汇合已经建立了稳固地位的民族文学，而且需要去发现许许多多以前在西欧还不知道的民族文学，其中有很多正是在收集和翻译的过程中，才成为一种民族文学。”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正是这样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世界文学应该是各民族文学最优秀的经典著作的集合，但世界文学又在重要的意义上不同于民族文学。这个不同之处，就在于民族文学只属于某一种民族语言文化的传统，而世界文学则属于全世界所有的读者。本地的和全球的、民族的和世界的、经典和非经典的，这当中有几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厘清，才可以使“世界文学”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概念。

首先是定义的问题。在当前世界文学研究中，影响很大的一本书是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所著《什么是世界文学？》。该书对世界文学近年来的兴起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把纪廉批评那种模糊不清、“实际上做不到的荒谬想法”缩小到比较能够把握的范畴，认为“世界文学包括超出其文化本源而流通的一切文学作品，这种流通可以是通过翻译，也可以是在原文中流通（欧洲人就曾长期在拉丁原文中读弗吉尔）。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世界文学可以包括超出本国范围的任何作品……无论何时何地，只有当作品超出自己本来的文化范围，积极存在于另一个文学体系里，那部作品才具有作为世界文学的有效的生命”。这里强调“流通”（circulation）概念，这就把世界上大部分只在自身语言文化范围内流传的作品排除在外，而只有超出民族文学范围之外，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流通并获得很多读者的作品，才算得是世界文学的作品。丹穆若什又说：“世界文学不是无穷无尽、无法把握的一套经典，而是一种流通和阅读的模式，是可以适用于个别作品，也可以适用于一类材料的模式，既可适用于阅读已经确立的经典作品，也可适用于新的发现。”这个定义之所以很有影响，就在于把世界各国汗牛充栋的无数文学作品，缩小到相对而言比较小的范围，可以成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也就是说，只有超出自身的语言文化，在世界其他地方流通的文学作品，才算得是世界文学的作品。这样的作品读者不限于本国，并能得到世界其他地方读者的接受和欣赏。这个定义说明，世界文学不能简单按字面去理解，它不是世界上所有文学的总和，而是超出民族文学范围，在世界上流通的文学作品。

文学作品必须在一种语言中存在，所以要在世界上最大范围内流通，其语言也必须是世界上广泛使用的语言。丹穆若什举弗吉尔（Virgil，前70—前19）为例，因为古罗马时代的大诗人弗吉尔用拉丁文写作，而拉丁文在整个中世纪直到近代，都一直是欧洲受过教育的人普遍使用的语言，即所谓“通用语”（lingua franca），所以，欧洲人的确曾长期用拉丁原文读弗吉尔。然而自17世纪以来，欧洲各民族语言逐渐成熟发展，到现在，即便在欧美最古老和传统的大学里，也已经不再要求所有学生都必修拉丁文。在当前的多元化世界里，语言和文化的多元，使得任何超出自身语言文化流通的作品都必须依靠翻译。于是，在“世界文学”的定义当中，就把翻译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如果说传统的比较文学忽视翻译，当前世界文学研究却必须注重翻译，这也是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差异之一。翻译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其次，在世界上流通的文学作品，是否就是、或者就应该是世界文学的作品？流通固然把模糊而不可能有实际意义的“世界文学”，在概念上变得更为清晰，可以实际操作；但是，流通本身并不能区分流通的作品之高下优劣，没有对作品本身的性质做明确规定，即没有任何价值判断。丹穆若什把“经典”区别于“流通和阅读的模式”，似乎回避了价值判断的问题。如果说，在丹穆若什的定义当中，之所以突出“流通”而不提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是因为在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对许多基本的传统观念都作出相当彻底的批判和解构之后，尤其在美国的学术环境里，区分高下优劣、作价值判断已变得相当困难，这一苦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世界文学与文学的审美价值、世界文学与经典之间的关系等等，仍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