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职教生涯（3）：从后勤到校办
我到后勤待业，实际上就是一种“发配”，如果我是官员那就是“贬谪”，这种情况在七七级毕业生中（尤其是财会专业）恐怕是极为罕见的。
即使在我做了三份会计工作后，在校长书记眼里，我依然是个“没用的人”。可笑的是，当时的我真的没有被“发配”的感觉，尤其是干了出纳会计后还有点“乐不思蜀”了（害怕教会计是怕误人子弟，干会计虽然不是我的初衷，但也还游刃有余），觉得这样也挺好——因为我有时间读书。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在连云港财校时“浑浑噩噩，忙忙碌碌”状态的延续。
读书，还是读各种“无用的”书，还是以文史为主。另外考虑到在学校工作，也开始有意识地读一些教育方面的书籍，但总起来说是乱读一气。
（左下角为校长室、会议室所在的山坡上大屋顶建筑群）
就在我“乐不思蜀”的时候，遇到了一件事，又一次惹恼了校长，同时也赢来了转机。
事情是这样的：揭校长在部队时做宣传工作，能讲能说也能写。出于整顿学校纪律、建章立制的需要，他亲自起草了一整套涵盖了党务和行政工作的规章制度，并且谦虚地称之为“讨论稿”。30多名教职工分成几个组讨论，每个组讨论的时候，揭校长都到场宣讲规章制度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后勤组讨论时揭校长也来了，同样作了宣讲，然后就是一片附和声、赞扬声、叫好声。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没用的人”，所以讨论时我没有发言。大约到了讨论快结束的时候，揭校长临起身之前看了我一眼，漫不经心地说，景忠同志还没有发言，你有什么不同意见吗？就像第一天来学校报到那样，我又一次地脱口而出：“我的确有不同意见，我可以说说吗？”揭校长愣住了，在场的后勤职工也都愣住了。揭校长脸上刚刚还挂着满意、得意、兴奋的笑容，那一瞬间他的笑容有点僵，但毕竟是“老江湖”，毕竟是做领导的，很快他的表情转换成了他那“招牌式”的儒雅的微笑，温和地说：“当然可以，你说吧！”
虽然没有打算在讨论会上发言，但对这套规章制度我还是认真学习研读的。于是，我从内容到文字，从框架到格式，从科学性到可行性等几个方面谈了我的看法，前两点我持肯定、欣赏态度，第三点（即科学性到可行性）我持否定态度。我说，规章制度不是用来看的，是要执行的，“讨论稿”把学校的大小活动都规定了具体时间和次数，甚至连党支部、党小组每个学期活动几次，教职工会议每个学期召开几次都写进了制度中，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制度落空，成为废纸一张。因此，我建议，“讨论稿”要修改，重点放在决策过程的规范和议事规则的有序。各种会议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能把手段当成了目的。以上意见请校长三思。
实话实说，我发言时的确有故意找茬的心态，有找“存在感”的心理动机，发言后自己也着实感觉很爽。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当一个人被看作是无用之人时大约也就没有什么可惧怕的了，这就是林则徐所说的“无欲则刚”吧。
我说完后，大家鸦雀无声，揭校长很尴尬，儒雅的笑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刻意控制的怒气。他一边站起来一边厉声说“你可以保留意见”，说完便拂袖而去了。
规章制度如期印发了。
规章制度如期成了废纸一张。
我继续着“乐不思蜀”的出纳工作，继续忙里偷闲读书，频繁地到图书馆借书还书……
有一天，校办通知我到校长室去一趟。我到了校长室，只有揭校长一人，齐书记好像不在场。揭校长露出了比儒雅多一些温柔、多一些温暖的笑容，招呼我坐下。我坐定后，他开门见山地问我：当时你对规章制度提出的那些意见，能展开来说说吗？我还是沿着发言时的思路作了具体阐述。我注意到，他听得很认真、很仔细。谈完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你讲得很有道理，这些规章制度的确需要修改。”
那次谈话不久，我就被调到了校办工作，做文字秘书。
卢威主任一反常态，非常热情（原来一直很严肃）地与我聊办公室工作，她说，小刘啊，你不知道，我们多么需要一个搞文字工作的人啊！需要写的材料那么多，我哪能忙得过来，身边没有一个能写的人，把我愁死了！你能来太好了。揭校长说你能行，他那么能写都这样认可你，你肯定能干好的，呵呵，我太高兴了！
记得做校办秘书后写的第一份材料是关于学生和教职工打架事件的调查报告。卢主任看了以后非常满意，拿着调查报告就向校长汇报去了。
有一天，齐书记突然找我。他依旧是一脸严肃，没有笑容。我带着笔记本聆听他的指示。齐书记递给我一支烟，我接过来没好意思抽，我给他点燃香烟后，他抽着烟给我布置工作：“你起草一份党支部工作的材料吧！”（好像党支部工作总结之类的）我透过烟雾看着他的表情，发现他是严肃认真的。我忍不住地说：“齐书记，这个材料恐怕我写不了。第一我不是党员，写这个材料不合适；第二，我没参加过党组织活动，也不了解情况，写不出来。”齐书记难得地露出了一丝和蔼的笑容（恐怕最多只能算是笑意），开导我说：“他妈的怎么不能写？不了解情况？翻翻材料不就行了吗？就像过去打仗，他妈的哪一仗是打过的？遇到敌人就打呗，仗打多了就有经验了。”
我发现，绝大部分部队转业干部都有一个口头语“他妈的”。我还有一个发现，越是熟悉的、亲密的人之间，他们使用“他妈的”越频繁。齐书记在与我个别谈话时使用了“他妈的”，说明我们之间的关系又近了一步？当然这只是我个人“他妈的”胡思乱想。
齐书记关于打仗的一番说辞用在写材料上虽然有些牵强，但也不无道理。我沿着齐书记的思路想，如果非要是党员才能写这样的材料，那么第一份党的文件是如何写出来的？
翻阅了不少材料和上级文件后，我及时完成了齐书记交给我的“光荣任务”。齐书记看了材料后，露出了真正和蔼的笑容，简短地说：“他妈的，写得可以！”
在办公室做文字秘书，比在后勤要辛苦得多。既要做各种会议记录，又要看各类文件，还要留意学校发生的所有大事要事。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养成了凡事做记录、忙完工作积累材料、浏览文件及报刊注意摘录的好习惯。另外我还发现，文字工作与我平时胡乱读书有很大关联，看似读的无用的书，不期然地写某个材料时就用到了。
人的记忆往往是靠不住的。我总觉得自己在后勤工作了将近一年，但校史馆资料显示，揭校长任职到1980年10月。这也就是说，实际上我在后勤工作至多一个学期，因为他离任之前就已经把我调到校办了。
就在我静心读书、安心做秘书的时候，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坎坷悄然临近了。
2019年9月17日，9月23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