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辉丨明清之际西学汉籍重印初探：以艾儒略《天主降生出像经解》为例
谢 辉
摘要：艾儒略《天主降生出像经解》传世的绝大部分版本，均为明崇祯间所雕板片在不同时期的印本，其刷印时间可大致分为明崇祯末年、清代初年、清康熙年间三个时期。此外在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还有利用其部分板片另印新书的情况。明清时期刻印的西学汉籍中，有部分仅刻板一次而经多次刷印，与《出像经解》的情况类似，亦有先有重印本而后有重刻本，以及重印本与重刻本并行的情况。在重印过程中，且多有修补板片、订正文字、增删内容等行为。西学汉籍的重印行为，与传教士密切相关。传教士基于其对雕版印刷技术的深入了解，常主动保存书板以供重印，并逐渐形成了以教堂为主的书板收藏中心，由此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西学汉籍重印行为的发展繁荣。
关键词：西学汉籍；天主降生出像经解；雕版印刷术；重印
明万历至清康乾间，以罗明坚、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在中国士人的协助下，以中文撰述著作，介绍西方哲学、宗教、历史、科技等内容，而一部分中国学者亦著书阐发或反击其说。大批以西方知识为中心的“西学汉籍”，即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对于此批典籍的刊刻，目前学界已有不少研究，如伍玉西《明清之际天主教“书籍传教”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何朝晖《论晚明至鸦片战争前天学文献的刊刻出版》（《第三届“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年）、肖清和《刊书传教：明末清初天主教中文编辑与出版活动初探》（《天主教研究论辑》2011年第8辑）等。但上述研究多从出版史、书籍史的角度出发，关注此批典籍刊刻的数量、种类、地点、刊行者，以及刻印活动与西学传播的关系等内容，而略于版本考察与特征分析。如从版本学的角度出发，对存世诸本作逐一检视，便可发现，西学汉籍刻印流传过程中，存在着广泛的修版重印现象。尤以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GiulioAleni, 1582-1649）所著《天主降生出像经解》（以下简称“出像经解”），在明清时期多次重印，最具代表性。有鉴于此，本文即通过对《出像经解》刷印情况的个案分析，进而窥测明清西学汉籍重印的整体面貌，并探究其背后的推动因素。
一、《出像经解》书板在明清时期的刷印
《出像经解》为描绘耶稣生平事迹的版画集。其书约成于崇祯十年（1637），主要翻译自耶稣会副会长纳达尔（Jerónimo Nadal,1507-1580）的《福音故事图像》，以图像配合简要的文字说明，形象地描述耶稣自降生至复活升天的全过程。因其艺术性强，且直观易懂，故成书后即大受欢迎。目前所知，世界各地藏本不下三十部，但基本都出自崇祯间晋江景教堂所刻的同一套板片，其刷印时间大致可以分为三段：
第一，明崇祯末年。这一时期的印本，以梵蒂冈图书馆藏本（馆藏号Raccolta Prima 339）较具代表性。此本卷前有耶稣会徽章页，继为明崇祯十年（1637）艾儒略《天主降生出像经解引》，末题“天主降生后一千六百三十七年，大明崇祯丁丑岁二月既望，远西耶稣会士艾儒略敬识”，及“耶稣会中同学阳玛诺、聂伯多、瞿西满同订，晋江景教堂绣梓”[1]（P15-16）。全书共五十七幅图。其板框已有明显断裂，似非初印。但封底内页有拉丁文题识，谓此书为弗朗索瓦·韦洛（FranciscusVello）神父约在1639年赠送给梵蒂冈图书馆[1]（P75），距序言所题不过两年时间。由此可见，此本仍当是本书的最早印本之一。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中，馆藏号为Chinois6750者，经目验亦是此本。据著录，其原藏于巴黎阿瑟纳尔图书馆，乃蓬帕杜夫人（Madamede Pompadour,1721-1764）所有[2]（P2868）。与梵蒂冈本相比，此本第二图《天主降生圣像》置于第一图协露撒棱都城图之前，第四十五图《系鞭苦辱》与四十六图《被加莿冠苦辱》倒置，余无明显差异。又奥地利国家图书馆（馆藏号Sin106-C）、意大利佛罗伦萨美第奇·劳伦兹图书馆（馆藏号Rinuccini24）、西班牙弗兰西斯卡诺·伊比利亚东方档案馆（无馆藏号）[3]（P325-326），所藏者大致亦均为此本。此外，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尚藏有一部（馆藏号Sin23），其卷前引言、诸图次序，断版漫漶之处，均与梵蒂冈藏本大致相同。但在全书之末又增出一图，上题“耶稣受难圣堂帐幔自裂”，下题“耶稣圣魂降临灵薄救诸古圣”，刻印风格与前图不类，似是后来补入。可见此当是一种稍晚出的增补本，但总体而言，仍应印于这一时期。
图1 梵蒂冈图书馆藏明崇祯末年印本
第二，清代初年。此时期印本，仍以梵蒂冈所藏三部（馆藏号Barberini Orientale 134.1、Rossiani Stampati3476、Borgia Cinese 410）为代表。该本卷前无艾儒略《引》，全书亦五十七图，但自第十七图至第四十一图，次序与前本不同。与前本相比，此本断板处多能与之吻合而较严重。最明显者，如前本第二十六图《五饼二鱼饷五千人》，中已横断一道。此本为第二十五图，在横断的基础上，又损右上板框。由此可知，此本与前本实为一板所印。在清初重印时，因卷前引言中有明代年号而将其撤去，又调整诸图次序。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号Chinois6751）、意大利西西里图书馆（馆藏号3275）、米兰Trivulziana图书馆（馆藏号B752.7）等，亦有收藏。此外，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藏有一本（馆藏号MS 119），乃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Parrenin,1665-1741）寄归。该本阙《天主降生圣像》与《纳婴起寡婺之殇子》二图，诸图次序排列混乱。又日本东洋文库藏本，亦五十七图，然无第一图协露撒棱都城图，而多出前述巴伐利亚藏本之最末一图，图序亦颇错乱[4]（P73-106）。但从断版的情况来看，此二本也都印于这一时期。
第三，清康熙年间。此时期印本存世较多，其中梵蒂冈图书馆所藏三部（馆藏号BARBERINI ORIENT 134.2，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III 226.3、289.3）与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本（馆藏号52-1049），诸图次序前后一致，编次合理，可作为代表。其签题“天主降生言行纪像”，卷前有艾儒略《天主降生出像经解引》，然末仅题“远西耶稣会士艾儒略敬识，同会阳玛诺、聂伯多、瞿西满同订”，而未署年月与刊刻地，字体亦与崇祯印本不同。全书五十一图，乃在清初印本的基础上又抽去六图，并略调整次序而成。此本的断板漫漶处，较前两个时期的印本更甚。如前二本《耶稣十二龄讲道》有横断一道，然仅自右至中而止。此本则自右至左，横贯板片。又前二本《救伯铎罗妻母病疟》，有极细之横断一道，至此本则发展成为贯通板片之明显断裂。但前二本皆损坏明显的《五饼二鱼饷五千人》，此本反而较完好。经仔细对比，细节与前二本有所不同，当是后来补刻。总的来看，此本当仍是主要利用旧版而略作抽换，并重刻卷前引言而删去明代年号。梵蒂冈藏本中之第二部，乃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Couplet,1622-1692）约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带往罗马，可知其刷印时间不会晚于此。此外还有一些编次混乱之本，主要包括：
1、梵蒂冈图书馆藏，馆藏号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III 247.6。其卷前有艾氏《引》，正文亦五十一图，而排列次序颠倒错乱，各图上且有前人据清初印五十七图本对该本次序所作墨笔校正。
2、梵蒂冈图书馆藏，馆藏号RACCOLTAGENERALE ORIENTE III 247.7。其卷前无艾氏《引》，而有耶稣会徽章页，正文五十一图颠倒尤甚。以上二本皆为传教士康和子（CarolusOrazi de Castorano,1673-1755）捐赠。
3、梵蒂冈图书馆藏，馆藏号BORGIACINESE 443.1。此本为意大利汉学家蒙突奇（AntonioMontucci,1762-1829）旧藏。卷前无艾氏《引》，正文仅四十三图，排列次序与前述具备代表性的五十一图之本基本相同，而阙其中《播种喻》至《起三十八年之瘫》、《预告宗徒受难诸端》至《以宴论天国谕异端昧主》共计八图。
4、耶稣会罗马档案馆藏，馆藏号Jap.Sin.I 187。此本无卷前引言，全书五十三图，《耶稣步海》与《起三十八年之瘫》二图重出，次序与五十一图本颇有不同[5]（P527-582）。
5、法国国家图书馆藏，馆藏号Chinois6752。其卷前有艾儒略引言，全书五十一图，排列次序与耶稣会藏本类似。此本是最早进入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汉籍之一，早在1739年编成的《皇家图书馆写本目录》（CatalogusCodicum Manuscriptorum Bibliothecæ regiæ）中，即已著录了该本[2](P1221)。
以上各本所收诸图或多或少，或排列次序错乱。此或是因重新装订之故，但也有可能是重印时发生的错漏。由此推测，康熙二十一年或只是此本刷印时间的上限，在其后的一段时间内，此本仍在不断刷印。另有部分传本未能亲见，如意大利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本（馆藏号72C.653），据著录为五十一图[6]（P40），当印于此时，但具体情况不详。
图3 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印本
上述三次较集中的刷印，所印诸图虽有多寡，但大致仍为《出像经解》全书。约在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又有人利用《出像经解》的部分书板，印制了一部新的著作《显相十五端玫瑰经》，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有藏。其书于《玫瑰经》十五节的每节之后，均附图像一幅，计有《圣母领上主降孕之报》等十五幅[7]（P263-293）。其经文部分可能为新刻，但此十五幅图像，其断板漫漶处与前述康熙间印本《出像经解》大都相合，特别是《耶稣十二龄讲道》中间横断一道全同，可知即是出于《出像经解》旧板。该本书名页题“泰西耶稣会值会德玛诺、同学毕多明我阅订”，按德玛诺（Romain Hinderer,1668-1744），约于1706年来华，1721-1724年、1725-1729年任中国和日本巡按使[8]（P187），即此本所题“值会”，可知本书当成于这一时期。又题“云间敬一堂梓”，敬一堂在今上海市，《出像经解》的书板，可能后来迁移至彼。
图4 徐家汇藏《显相十五端玫瑰经》
二、西学汉籍重印现象在明清时期的普遍存在
由上文论述可知，《出像经解》一书，约于崇祯十年在福建晋江刻成后，其书板经明清易代而仍旧保存了下来，至少在清康熙末年还在不断刷印。其集中刷印的时期虽大致有三，但每一时期并非只印一次，且还有抽印部分板片的情况，具体印行的次数可能远超想象。这一现象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其书主要为版画，较受欢迎，需求量大，且翻刻也比较困难，有其特殊性。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可反映出以旧版重印的行为，在明清之际西学汉籍的刻印中颇为普遍。
通观目前存世的西学汉籍诸本，可以发现，其中有一部分与《出像经解》的情况类似，刻成之后基本再无翻刻，存世诸本皆出自同一套印板。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LodovicoBuglio, 1606-1682）所译《超性学要》即是如此。该书三十卷，又《目录》四卷，自顺治末年至康熙初年陆续在北京翻译刻印。今梵蒂冈图书馆藏有一部全本（馆藏号RACCOLTAGENERALE ORIENTE III 204-211），字迹清晰，序言、目录、书名页等齐备，且编次合理，应是早期印本。此本为柏应理带归，而本书卷十一前题“柏应理、闵明我订”[9]（P232），可见柏氏为本书订正者之一，故能拥有此早期印本。其余传本尚多，经目验者，即有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号Chinois6906-6909）、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号138650）、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等藏本，皆为后印本，部分版面漫漶不堪。如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卷一第十三页正面一、二行“而知人福者未必知天主盖有多多人以财以乐以名等为福云”二十余字不可辨，三十二页正面大半不可识。此大约是因为本书卷帙较繁，且内容艰涩，读者不多，故无人翻刻，旧板尽管损坏严重，仍不得不用以刷印。至于三百余年后的民国时期，本书方有北平公教教育联合会与上海土山湾印书馆铅印本，而其所据者，仍是前述后印本[1]。另有一些著作虽有翻刻，然所据者乃后印之本。如意大利潘国光（FrancescoBrancati, 1607-1671）著《圣教四规》，初刻本法国国家图书馆有藏（馆藏号Chinois7217），书名页题“云间许府藏板”。梵蒂冈图书馆藏有二部后印本，第一部（馆藏号BORGIACINESE 324.15a）书名页已无刻板地，当是修去或作了撤换，但字迹尚清晰。第二部（馆藏号RACCOLTAGENERALE ORIENTE III 224.12）则无书名页，版面已开始漫漶，刷印时间较第一部为晚。梵蒂冈另有翻刻本一部（馆藏号BORGIACINESE 324.15b），明显是自上述第二部后印本出，因本书第十页正面二至三行“必应守吾王耶稣所定之规”，初刻本与后印本之一皆同，第二部“守”字已残损，至翻刻本则“守”误作“官”。此必是据后印本翻刻时，因此字不清而致误。由此可见，本书当是刻成后在一段时间内经过若干次重印，方出现翻刻之本。当然，也有一些影响力较大的著作，出现后较短时间内即有多种版本问世。如西班牙庞迪我（Diegode Pantoja,1571-1618）著《七克》，仅在明代后期即有至少三个版本：一为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汪汝淳杭州刻本，后被收入《天学初函》。二为樊鼎遇四川德阳刻本，其本已佚，仅有樊氏跋文保存下来[10]（P243），刻印时间大约与汪本相去不远。三为明末福建钦一堂刻本，今藏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号Chinois7179）。至于清代，又有自钦一堂本出之康熙三十三年（1694）北京领报堂本。但尽管有如此之多的新刻之本，汪本于明末清初却仍在重印，似乎没有受到太多影响，且在清代也出现了根据重印本翻刻的版本[2]。重印行为在明清西学汉籍刻印过程中的普遍存在和重要作用，也由此可见。
《出像经解》的书板在清代刷印时，因有所忌讳，故对带有明代年号的序言作了处理，或将其撤去，或予以改刻。类似的情况，在其他一些经历明清易代的西学汉籍重印本中亦有体现。例如，同为艾儒略所著《性学觕述》，于南明时在福建刻印。今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馆藏号Chinois3409），其卷前有朱时亨序，末题“丙戌春三月”，“丙戌”上空二格，且有修板痕迹，很可能是原有“隆武”二字而被修去，已经是入清后的印本，但书名页背面犹题“隆武二年岁次丙戌正月既望”。至于梵蒂冈图书馆藏本（馆藏号RACCOLTAGENERALE ORIENTE III 223.3-4），则在其基础上又重刻并抽换了书名页，删去“隆武”二字[11]（P446）。
同时，《出像经解》在重印过程中，曾调整图式数量与次序，并修补更换板片，此种伴随着内容修订与补板的重印也颇为常见，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调整内容。例如，前述《超性学要》，梵蒂冈图书馆藏较早印本有《目录》四卷，按照支、段、论、章四级，列出了全书详目。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后印本，则在详目前增出简目一种，只有支、段、论，而无论下各章之标题。如第一大支第一段第一论为《天学论》，详目此下有《性学外尚须有他学否》至《天学为辩驳之学否》五章标题，简目则无。此可能是因为详目太繁，故重印时别刻简目，方便检索。
第二，增补阙文。例如，意大利卫匡国（MartinMartini,1614-1661）著《真主灵性理证》，梵蒂冈图书馆藏清初刻本（馆藏号RACCOLTAGENERALE ORIENTE III 223.1）卷下第三十页正面，有七字墨钉：“三，天□□人□图荣名之□者，因宇内诸人有不识真主，亦不识人灵永存，□□□图荣名之心，□□进于善而退于恶焉。”[12](P291)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后印本（馆藏号Chinois 6931）则已将阙文补足，作：“三，天主予人以图荣名之性者，因宇内诸人有不识真主，亦不识人灵永存，故予以图荣名之心，使之进于善而退于恶焉。”
图7 《真主灵性理证》之早期印本与重印本
第三，修正讹误。例如，意大利高一志（Alfonso Vagnone,1566-1640）所著《童幼教育》，梵蒂冈图书馆藏有明末刻本（馆藏号RACCOLTA GENERALE ORIENTE III 212.3），卷中有不少朱笔校正讹误之处。如卷上《教之主第三》“为亲之爱，为邦之戮”，“爱”字改“忧”[13]（P36），甚是。同为梵蒂冈所藏的后印本（馆藏号BORGIACINESE 334.5）即将此字挖改成“忧”。
第四，修补板片漫漶处。例如，梵蒂冈图书馆藏有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天主实义》之后印本（馆藏号BORGIA CINESE 332.1-2），本书曾被收入《天学初函》，经对比，梵蒂冈藏本即是用《天学初函》旧板刷印者。《天学初函》本卷下第五十七页正面五至八行板片损坏，“为本业”、“最尊位”等字均有残损[14]（P603），而梵蒂冈藏本此处即有修补痕迹。
此外，《出像经解》在重印过程中，板片曾有迁移，此种现象亦不少见。如梵蒂冈图书馆藏有庞迪我《七克》之明刻清印本（馆藏号RACCOLTAGENERALE ORIENTE III 213.1-7），乃用明万历间汪汝淳杭州刻本旧板刷印。而书衣多钤“敬一堂印”，并贴有刻印识语，末署“敬一堂识”。此敬一堂应即前述《出像经解》书板在清代的存放地，盖《七克》书板后亦由杭州迁至彼处，并于此刷印。
三、西方传教士对西学汉籍重印行为的推动
从中国印刷史的角度而言，《出像经解》等一批西学类典籍的广泛重印，在印刷事业发达的明清时期，本身并非十分特异的现象。但如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推究其背后的原因，便可发现，一部分明清间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在刊刻西学著作过程中，对雕版印刷技术的原理已有清晰的认识，并主动地保存书板以供反复刷印。由此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西学汉籍重印行为的大量出现。
作为最早来华的传教士之一，利玛窦对雕版印刷术，即已有详细描述。其在《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中记载：
从此段叙述中可以看出，利玛窦不仅知晓中国常用的印书法为雕版印刷，且对其具体操作也比较了解，如在刻板前需先有写样，所刻之书板为阳文反字。利氏之后，其他来华的传教士对雕版印刷术也多有提及。如西班牙庞迪我谓：“每张书页使用一块板，上面排满双页的汉字。这种方法看似十分困难，但他们使用一套简单易行的手段完成，既省时又经济。”[16]（P521）葡萄牙曾德昭（AlvaroSemedo,1585-1658）则谓：“他们的字刻在木板上，作者可要求他想要用的字体，或大或小或中等；要么他把手稿交给刻印匠，按手稿大小制版，把手稿反贴在板上，然后按字刻印，极方便和准确，不致出错。他们印的书不像我们的有两面，只有一面，但他们的书看起来像两面刻印，其原因是，白的一面折叠在内。”[17]（P43）与利氏相比，庞、曾二人进一步阐明，每块雕版所刻者为两个半页，印成后的书页自中间折叠，使有字一面向外，对利氏未涉及到的细节又有补充。
正是在对雕版印刷术具备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利氏等人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此项技术的一个优点，即可以比较方便地挖改并多次刷印。如利玛窦即说：
类似的说法，在曾德昭《大中国志》中也有出现：“（他们大量印刷的）著作一直完整保留在木板上，可以随意重印，不必再花费什么，也不必再费力制版，像我们的印刷那样。”[17]（P43）另有些传教士虽然所述不如利、曾二人清晰，但仍可窥出其对雕版印刷这一特性的熟悉。如法国马若瑟（JosephHenry-Marie de Prémare,1666-1736）说：“（印刷用的）刻字木板是整片的，它们被刷子磨损后，就再刻新的。”[18]（P284）换而言之，如果板片未磨损，就可以用之反复刷印，对这一点，马若瑟应该是清楚的。其在给法国学者傅尔蒙（ÉtienneFourmont,1683-1745）的信件中，曾详细介绍过雕版印刷术[19]（P59），通晓此理也并不意外。甚至一些从未来过中国的欧洲学者，也通过传教士的介绍，明白书板可以多次印刷。如法国杜赫德（Jean-BaptisteDu Halde,1674-1743）在《中华帝国全志》中即提到，尽管雕版印刷需要刻制很多板片，但板片一旦刻好，便可随时用于刷印更多部图书，而不必再行排版。即使在印制三四万部之后，仍可以通过修板，使板片使用更长时间[20]（P373）。
在与中国士人交往的过程中，传教士出于传播天主教与西方知识的目的，常常要赠送其所译述的西学类典籍。故一些熟悉雕版印刷术特性的传教士，即有意识地将书板保存下来，随用随印。如利玛窦提到《天主教要》时说：
《天主教要》今传本多为后世翻刻，内容也有增删，利氏所述印本可能并未流传下来。但其记载的拥有书板、纸张与印刷工人，可以方便地刷印此书的情况，当属实情，且重印次数也应不少。类似的情况在当时颇不鲜见，如比利玛窦来华还要稍早的罗明坚（MicheleRuggieri,1543-1607），所著《天主实录》，刻成后大受欢迎，故“神父们又增印了数千册，使我们圣教的名声得以更快、更远地在对他毫无了解的中国人中传播”[15](P103)。这显然是因印板保存在其手中，故可以随时增印。今耶稣会罗马档案馆藏有《天主实录》初刻本二部，一部印较早，另一部为修板后印[22]，可证其至少刷印过两次。戴遂良（LéonWieger,1856-1933）曾引金尼阁（NicolasTrigault,1577-1628）之说，谓江南的传教士曾保存《天主实录》的书板并多次重印[23]（P95-96），则由传教士主导的对此书的重印行为，可能远不止两三次。甚至可能到利玛窦《天主实义》出现并取而代之，《天主实录》方停止重印。而《天主实义》的早期刻本同样有重印现象。今日本内阁文库与意大利卡萨纳特图书馆，各藏有明刻《天主实义》一部。经比对，此二本乃一板所印，但卡萨纳特藏本有修板痕迹，乃后印本[24]。卡萨纳特藏本之后附有拉丁文手书十余页，学界多以为出自利玛窦之手，故此本即便非初刻，也是利氏曾经手过的早期刻本之一，此修板重印行为大约亦由其主导。
利玛窦之后，传教士保存西学书籍雕版并以之重印的行为日益普遍，并逐渐形成了以教堂为主的书板储存中心。以北京而言，德国汤若望（Johann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在明清易代之际，曾从宣武门天主堂抢救出“约三千卷的欧洲书籍，以及为印刷中国书籍所用之刻板”[25]（P223）。这其中应包括《崇祯历书》的板片，故汤氏在顺治元年上清廷奏疏中即言“至于翻译已刻修历书板，数架充栋”[26]（P2045）。此套板片后经挖改增补，更名《西洋新法历书》，于清代重印。而道光二十年八月，清政府在北京正佛寺起获西学书籍板片多达一千五百余块，此批板片即清代前期北京耶稣会天主堂所刊刻并收藏者，至道光间屡次易手，且已被劈去烧火数千块[27]（P106-107）。可见禁教之前教堂储存书板之多。又如，意大利卫匡国（MartinoMartini,1614-1661）于清顺治末年，曾在巡抚佟国器的帮助下，在杭州建立了一所教堂，并“请人修建了一个宽敞的房间，位于花园的一角以避免火灾，用来保存珍贵的木版。这些木版上刻有神父们许多优秀的作品，总价值超过2000两银子”[28]（P177）。至康熙三十年（1691），浙江巡抚张鹏翮下令杭州禁教时，特意提出“毁教堂，破书板”[29]（P357），由此可推测其收藏书板之规模。清代收藏《出像经解》与《七克》书板的上海敬一堂，也应是一处比较主要的板片储存地。传教士正是依托这些历代积累下来的书板，大规模地开展西学汉籍的重印、挖改、抽印等工作。
结 语
西学汉籍作为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和产物，其内容虽多源自西方，而形制却多为中式，故能具备雕版印刷品的诸多特征。重印现象的存在即为其一。通过对以《出像经解》为代表的西学汉籍重印情况的考察，可见其雕版保存时间之长与刷印之频繁。这反映出西学汉籍在明清时期印行数量之大与传播之广泛，可能远超想象。西人记述其所印之书，每言数千至数万册，如方守义（Jacques-François-Dieudonnd'Ollières,1722-1780）《圣事要理》，据云曾印五万册，流传遍及中国[18]（P203）。如考虑重印的因素，则这一数字并非不可能。另一方面，西学汉籍在重印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挖改，其情况多种多样。就主体而言，有作者本人所改者，亦有后世所改者。就内容而言，有补阙正讹者，有修正说法者，亦有改易避讳文字者。这也体现出传教士对著述的重视，尽管大部分西学书籍在出版前，均需经过同会者“三次看详”，但在重印时，仍会作一定校订，以期臻于完善，及适应新的形势。
此外，因西学汉籍的重印极为普遍，故在此类典籍的版本鉴定中，应注意对重印本的甄别。目前学界对西学汉籍的版本鉴定较为滞后，或以其序跋所题著录“某某年序刻本”，或以其馆藏著录“某某图书馆藏本”，或笼统著录“明刻本”、“清刻本”甚至“旧刻本”。上文已阐明，以旧板反复刷印的现象在西学汉籍中广泛存在，甚至如《出像经解》般始终一板的情况都时有出现，故鉴定时应对是否为重印本的问题予以特别重视。通过对现存诸本的比对，相当一部分传本不仅能知其为重印，且可考得其印行的大致时间，从而使其在版本序列中获得明确的定位，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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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基金项目：北京外国语大学“双一流”建设科研项目“明清西学汉籍序跋目录类著作研究”（YY19ZZB016）。
[1]按：据张金寿《论超性学要各版本之同异》（《善本书题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701-719页），北平公教教育联合会铅印本乃以西湾子天主堂旧藏本为底本排印。西湾子本今不知去向，但检北平本，其阙文处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全同，可知所据者必为后印本。土山湾铅印本据张金寿文，乃以徐家汇藏本为底本。徐家汇本今尚存，字迹多漫漶，亦为后印本。
[2]重印本与翻刻本今均藏梵蒂冈图书馆，详细情况可参见谢辉《陈垣校勘〈七克〉述略》，《汉学研究》总第26集，学苑出版社，2019年，第305-314页。
注：本文发表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谢辉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