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蛇的故事/胡定兵

文/胡定兵

我和蛇的故事

学校大门外硕果仅存的一块田野（以前是四面环野），绿油油的小麦长势正劲，田垄地头，金黄灿烂的油菜花瓣，此时已凋谢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挺拔饱满的长长的果实。置身这熟悉而陌生的庄稼地旁，孩提时的一段往事，悄然浮上心头。

有阵子，我放学一到家，丢下书包，找根树枝，就跑到附近的菜籽棵里捉蛇去了。油菜的茎干很高，我站在里面，完全给淹没了。我猫着腰钻进去，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左右扫视，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手中的树枝，既是探蛇的工具，也是防身的武器。一旦发现“猎物”，立即实施 “抓捕”，或者往边上的渠里撵，此时渠已干涸，地势开阔，易于擒拿。诡异的是，有些东西当你不需要时，它会不期而遇；当你需要时，它却销声匿迹。在乡间，蛇本来挺多的，但是当我们想要去捉时，才发现原来也是一“蛇”难求。

人多蛇少的日子总是枯燥，还是一个大哥哥用他强悍的捉蛇技艺，打破了乏味和沉闷，同时让我们大开眼界。只见他用脚踩住蛇七寸处，再用手拎起蛇尾，然后松脚，倒挂着的蛇拼命挣扎，他快速地抖动手臂，慢慢地，蛇的身体变成一条直线，晃起来就像没有了骨头的“软丝瓜子”。接着，他再次把蛇放到地上用脚踩住，仅露出蛇头，左手换过右手，右手拇指在上，食指朝下，从右侧抹过蛇头，紧紧捏住，蛇还吐着“长信子”，但已被毫无惧色的他提了起来，吓得我们连连倒退。

一石激起千层浪。“双手擒蛇”的绝活就此传开了，不少小伙伴相继模仿起来。同是捉蛇人，我也不甘人后，如法炮制，当了一回“男子汉”。但时隔多日，我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人生仅此一次。换在今天，借我几个胆，敢情也干不了，那时的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可能应了那句话：无知者无畏吧。

那时最幸福的时刻便是捉到蛇了。我把它装在一个白色的蛇皮口袋里，扎紧袋口，脚下生风，一口气跑到叫“桥西”的庄上，那里有一户人家专门收蛇。我看到那么多蛇封在一个个袋子里，发出“吱吱啦啦”蠕动的声音，不免担心起来——万一蛇咬破口袋跑出来怎么办？我也不管那么多了，攥着钱，一溜小跑，来到庄上一个“挑糖担子”家。锤子与刀片一碰，发出“叮”的一声响，一块扁扁长长的麦芽糖已经到我手中。迫不及待的我咬上一口——那脆脆的、酥酥的、甜甜的感觉——顿时涌遍全身。那个饕餮馋状，如今想来，不禁羞赧。

我知道，那时有人干起了捉蛇的营生。为此，他们专门制作了捉蛇的工具，那是一个有三块竹片拼起来的家伙，像个大号的钳子，最前端被刻成锯齿状，捉蛇时，只需抓住长柄双手一合，蛇就插翅难逃了。这物件，我只见过，却没有用过，也是永远的憾事。

捉蛇的日子，对我来说，只是小小的一个段落。很快，我就“金盆洗手”——不干了。其实原因很简单。我听人说——一旦蛇被你捉住后，它的兄弟姊妹能闻出你的气息，会一路尾随而来，选择某个晚上对你发动突然袭击。我还听说——在东荡的芦苇深处，有一条巨蟒，碗口那么粗，撑船的篙子那么长，曾吃掉一个小孩。对于幼年的我来说，我分不清这些消息的真假，但自从进到我的耳朵后，我害怕了。那片芦苇荡，成了我生命的禁区，即使偶尔从边上路过，我也是提心吊胆的。坦白说，我不再捉蛇，是怕遭到蛇的报复。

其实，那年头，“蛇伤人”事件只是偶有传闻，我却从未见过。在农村，几乎每家都有所谓“家蛇”，老人说，“家蛇”是绝对不能打的，不然，就会遭致厄运。人们不敢打它，就用铁锹把它铲走，可它依旧摸回你的家，无论被送多远。我亲眼见过父亲多次把蛇送走，可是家中却从来就没有断过蛇。它或躲在阴暗角落，或在你家坛坛罐罐处缠绕着，甚至趁你午睡时从你的床边游过，如果你默不作声，它也会悄悄地游走，我曾不止一次地遇过这情形。有一回，我在屋檐下掏麻雀，摸到一个软绵绵又粗糙的东西，也没多想，费着劲拽出半截来，一看是条红赤练子（肚皮是红色的一种蛇），连忙撒手，吓得差点从同伴的肩上栽下来。在我侵扰它那么长时间里，它竟没有伤我一根毫毛。可见，蛇并不是天然与人为敌的。

很多年过去了，我从农村到了城里，蛇几乎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一次，参加朋友一个饭局，我发现蛇被制成美味端到桌上，那一刻，我产生严重不适的心理反应，朋友把一块蛇肉夹到我碗里，我无法拂其好意，却已完全丧失吞咽的能力。那种心情是复杂的。蛇的形象在我心中早已定格——无论经过怎样蒸煮炸炒——都无法激活我的味蕾。关键是，它没有对人类有害（即使有伤人情形，恐怕多半也是人的侵犯在先），为什么遭到无端杀戮呢？我们都是大自然的朋友，和谐共生才是我们应有的相处之道吧。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艾里希·弗洛姆在其《健全的社会》一书中写道：人是宇宙中最重要的东西，但同时又不比一只苍蝇或一片草叶更重要。我以为，这句话值得每个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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