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庆女商贩街头捡个小女孩，看报纸才知道是渣滓洞幸存者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在青年路街口处，一个30来岁卖桔子的女商贩，看到一个4岁的小孩一直在摊位面前走来走去，看着桔子想吃又不敢开口，于是蹲在旁边不声不响的发呆。
女商贩一看这孩子在摊位面前蹲了老半天，穿着一条红毛线裤，浑身沾满了草渣子和泥土，感觉很奇怪，快要收摊的时候，她见小女孩依然不离开，知道这是跟父母走丢了。
于是就问小女孩：“小幺妹，你是哪家的孩子呵？你叫啥子名字？”
小女孩蔫蔫地回答说：“我是白公馆的！我叫小波，我弟弟叫小可。”
女商贩不知道白公馆是什么意思，还以为是大户的公馆，以为是孩子走丢了，但是一看孩子的穿着，又不太像有钱人家的孩子。
于是又问道：“你咋个还不回家呢？你不怕你家大人到处找你吗？”
小波回答说：“我妈不知到哪里了，我找不到家了！我弟弟都不见了！”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
女商贩名叫王素珍，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商贩，看着孩子哭，于心不忍，就把孩子领家去了。
在家里吃了顿饱饭，又把儿子的干净衣服拿来给她穿。
王素珍也想把孩子找父母，但是兵荒马乱的，上哪里去寻找，当时听说国民党撤退的时候要把重庆炸了，大家都很担心，就躲到了防空洞里，等到重庆解放后才又开始摆摊。
王素珍以为小波的父母会到捡到小波的地方来找，于是就一直在那里卖桔子。
有一天，王素珍在摊子侧面的墙上看到一张“大公报”，里面有寻人启事，有人边看边念，在寻找一个4岁的小女孩，并且有她失散时穿衣模样。
王素珍一听，这要找的不就是小波嘛！再细看报纸，原来小波是从白公馆里面逃出来的幸存者。
她跑过去问小波：“你是不是叫郭小波啊？幺妹！”
小波点点头说：“我是叫郭小波”
王素珍说：“哎呀，小波呀，你妈妈还登了报到处找你呢！”
王素珍又叫来了丈夫说：“原来我们捡到的这个娃儿，人家还是共产党的孩子呐，看，吃了多少苦啊，我们赶快把她抱去找她妈妈，人家不定急成什么样子呢！”
王素珍夫妇抱起小波赶到寻人启事中说的地点，临江门脱险同志联络处时，才找到小波的母亲郭德贤。
郭德贤听了他们夫妇叙述了小波被他们捡到的传奇遭遇后，连忙表示感谢，如果不是他们，小波可能就丢了。
郭德贤又将自己和小波以前的人生遭遇告诉了王素珍夫妇，把他们夫妇听得双眼发红。
郭德贤1924年出生于重庆云阳一个家庭较为富庶的家庭，在她12岁那年，她在上海读书的哥哥回到家乡，联络进步老师筹划武装起义，她的家里也成了武装起义的秘密联络点，12岁的郭德贤亲眼目睹了哥哥和那些进步人士发动武装起义。
尽管武装起义失败，她的老师也因为暴动而被刽子手杀害，这都促成了郭德贤参加革命的决心。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消极抗战，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正在云阳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郭德贤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她参加了学校的进步团体“自治会”，走上街头，组织同学们上街义演，以为前线奋勇杀敌的将士募捐。
回忆起这段经历，郭德贤后来回忆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因为在学生运动中表现突出，1939年8月，年仅15岁的郭德贤光荣入党，从此，郭德贤开始更加踊跃地加入到革命斗争中来。
由于郭德贤参加的革命活动较多，经常抛头露面，暴露了身份，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当时担任云阳县中心县委书记是彭咏梧，他得到情报后，命令郭德贤转移。
当时郭德贤的母亲重病，她就说等她母亲去世了再走，彭咏梧说最多只能待三天。
母亲去世三天后，郭德贤离开云阳，转移到万县工作。
当年夏天，郭德贤在万县与万县中心县委主要负责人蒲华辅结婚，下半年随蒲华辅去四川泸州工作。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反共意图明显，国共矛盾尖锐化，国民党开始残酷地迫害国统区的地下党人和革命群众，川西党组织受到重创。
1941年下半年，郭德贤随蒲华辅调到成都，自1941年底到1949年1月，郭德贤一直以家庭妇女的身份，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主要负责文件的保管和传递上级指示。
这段时间的斗争是艰苦的，据郭德贤回忆：“上级党组织指示新区委先做好掩护工作，积蓄力量，决不能发生横的关系，只准直线联系。我在乡下找了间茅草房，像农民一样的生活，与他们打成一片。我的主要任务是掩护机关，掩护川西党委负责同志开会和住宿、保存党的文件、印党报……在各种斗争中了解情况，反映街上情况。”
在斗争中，郭德贤也产生过负面情绪，1944年郭德贤在艰苦条件下生下女儿小波，1945年生下儿子小可。
因为当时经济状况比较困难，有要带两个孩子，郭德贤的身体状况很不好，孩子也出现了营养不良的情况。
有一段时间，郭德贤就跟自己的上级、当时川西党委的副书记马识途提出请求，说不愿意做掩护工作了，想做小学教师的工作，这样担子能轻一点。
马识途教育郭德贤说：“能使我们在成都住下去，就是党的力量的保存。”
郭德贤继续安心地做掩护工作，给大家洗衣做饭，管理经费，尽管自己的生活十分贫困，但还是要照顾更多有需要的人。
1947年深秋，国民党要逮捕地下党员萧华清，组织上决定安排她迅速撤离，大约在12月底的时候，郭德贤接到党组织的紧急通知，说萧华清的家属在生活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要立即送些钱去，这个任务就落在了郭德贤的头上。
萧华清的女儿正在成都市立女子中学读高中二年级，因为是住校，不知道外面的情况，突然有一天上课的时候，一个打扮成中学老师模样穿着旗袍，外面套着一件大衣的妇女来到学校，直奔萧华清的家里，将钱送到后说是党给的，转身就走了。
萧华清的女儿肖鸣锵在解放后，才知道冒险来送钱的人就是郭德贤，感激不尽。
郭德贤考虑到，如果同志们连个开会的地方都没有，那肯定是不行的，当时负责的同志大半没有公开的职业，都是以做生意为名，十分容易暴露，为了同志们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干脆就把开会地点定在郭德贤的家里。
川康特委机关设在南门外苦竹林龙江路217号，是一个公馆，里面住着包括蒲华辅在内的三户人家。
当时蒲华辅的公开身份是成城中学的地理和历史教师，郭德贤的公开身份是家庭妇女，人称蒲太太。
1948年4月，重庆发生“挺进报案”，国民党特务大肆抓捕中共地下党，在抓捕的人中，有人经受不住敌人的严刑拷打，最终选择了叛变。
军统特务在破坏了重庆地下党组织后，很快把魔爪伸向了成都，1949年1月初，敌人带着叛徒刘国定来到成都，成天在大街小巷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
1月13日下午，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和委员华健在东门茶馆被捕，在严刑拷打之下，蒲华辅叛变，特委机关遭到破坏，郭德贤的身份也随即暴露，在特务抓捕的名单当中。
回忆起被捕时的情形，依然记忆犹新。
在蒲华辅和华健白天被抓捕后，晚上的时候有几个特务突然砸开郭德贤家的大门，郭德贤急忙将一些重要文件收藏起来，又把其它文件甩到火盆里，等这些事情处理完了，特务们也进了屋，他们也不说话，进屋就翻箱倒柜，小波和小可被吓得紧紧地依偎在郭德贤的怀里。
特务们在搜查了几遍之后，只找出一些地理书籍和地图，对此很失望，随即就将郭德贤和两个孩子软禁在家里。
在抓捕了蒲华辅一家之后，特务开始扩大成果，特务们没有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因此就留下6个特务监视她，妄图继续抓捕前来蒲华辅家里的地下党，尤其是第二天就要来她家开会的特委副书记马识途。
影视剧中国民党特务形象
郭德贤十分焦虑，一整晚都睡不着觉，第二天天一亮，走了4个特务，留下来2个，趁着那两个特务跟邻居聊天的时候，郭德贤就叫看门的丘嫂来帮助她给两个孩子穿衣服。
丘嫂是整个院子里负责打扫卫生的中年妇女，人很好，郭德贤就拿出一块银元给她，请她到后面街上的红房子去，找一个叫马识途的人，把危险告诉他。
丘嫂借着买菜的机会，出了家门后，就去了马识途家里，将情况告诉了马识途，通知他转移，马识途迅速转移还没有被捕的同志。
郭德贤冒险送信，关键时刻挽救了很多同志。
2016年7月26日，已经103岁的马识途在接受采访时谈及那一天的情况时依然清晰地记得：“……我记得很清楚，她救了我。那天，我是准备起床后，吃了早饭去她家开会，还没起床时，听见有人敲大门的声音……我去把门打开了，见是丘嫂……丘嫂说，蒲太太家昨晚来了好多人，把房子占领了，蒲太太让她来告诉我，今天的会不开了……我一听就晓得是啷回事。”
1949年1月20日，郭德贤带着两个孩子，与华健、马秀英等人一道被特务押送到重庆，关进渣滓洞看守所。
刚到渣滓洞的时候，就觉得那里是阴森可怕的地方，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草丛，有一人多高，四周都是国民党的岗哨。
通过跟难友的相处，郭德贤发现被关进来的人都很复杂，不仅有共产党人，还有民主进步人士。
抓捕郭德贤的时候，特务们没有找到有效的证据，郭德贤又一直自称是家庭主妇，不知道丈夫干的工作，特务也拿郭德贤没有办法，但是特务就是没有证据，也不会放人。
由于《挺进报》事件，军统特务相继抓捕了很多地下党，致使渣滓洞都已经住不下了，后来又抓进来一批新的人员后，郭德贤就和一些人被转移到了白公馆看守所。
郭德贤到白公馆的时候，后来创作《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等人已经被关押在那里。
在看守所里，“犯人”们每天都被关押在牢房中，每天只有倒马桶、洗衣服的时候才能出来，算一次放风。
特务们为了防止“犯人”们有交流，都是一个牢房放风完事，另一个牢房的再出来。
牢中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但是难友们的斗志并没有就此消沉，依然以各种形式与敌人战斗。
1949年10月1日，尽管重庆还没有解放，但是胜利的消息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不断传入白公馆。
有一天，大家在放风的时候，有一位难友看到特务办公室没有人，就悄悄溜进去，看到了桌子上的一份报纸，上面不仅刊登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还说新中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回去后，难友把消息告诉了大家。
所有同志都很激动，但是在特务的监视下，大家只能用说悄悄话的那种音量来表达内心的感受。
晚上的时候，难友们还很激动，都睡不着觉，罗广斌就提议说，我们自己做一面五星红旗吧！到时候就拿着这面红旗冲出牢门。
随后，罗广斌、陈然、王朴等同志一起把罗广斌的红花被面用来做红旗，用黄纸剪了五角星。
当时大家只知道是五星红旗，但是并不知道具体的排列方式，大家就根据自己的想法悄悄议论，认为应该把大五角星放中间，四颗小五角星放在四个角，意为大家团结在党的周围。
红旗制作完成后，大家就把它藏在牢房的一块地板下，然而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不断取得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派却开始露出狰狞的一面，从1949年10月份开始，敌人就开始在渣滓洞、白公馆进行了清理工作。
尽管每个人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想到如果大家全部都牺牲在这里，那就无法将狱中的情况带出去，郭德贤看着怀里的两个孩子，更是寝食难安。
那一段日子，看守所送饭的都说：“吃吧，吃不了几顿饱饭了。”
当时郭德贤听说敌人已经挖了三个特别大的坑，以为敌人要活埋大家，心里十分难受。
到11月27日下午，负责看守的特务们就与平时不大一样了，都是全副武装的，还有很多从渣滓洞那边派过来执行杀人任务的。
当时白公馆关押的人虽然关押在一起，但不是一块管理的，郭德贤等人是被西南二处的人抓捕的，按理来说应该关押在渣滓洞，因渣滓洞关不下才被寄押在白公馆，所以杀害的时候就排在了后面。
在牢房中，郭德贤望着熟睡的两个孩子，十分难受，自己牺牲倒不可怕，她担心的是两个小孩子才三四岁就要牺牲了。
这些丧心病狂的特务，早就已经杀红了眼，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
大概下午四点的时候，黄显声将领被提了出去，经常去找黄伯伯玩的小波见特务押着黄显声走了，还跑上前天真地问道：“黄伯伯，是进城吗？”
黄显声以前出去的时候，经常会给小波和小可买糖吃，然而黄显声此时应该知道再也没有机会了，只是回答她：“嗯！”
小波就说：“黄伯伯，给我买糖啊！”
黄显声没有回头，就被特务带走了，10分钟后，大家就听到了一阵枪声，大家知道屠杀开始了。
当时特务们是一次提两个人出去枪杀，从黄显声牺牲后，一直到晚饭后，还在向外提人，被带出牢房的人，都显得十分亢奋，有的喊着口号，有着唱着歌，从容走上刑场。
等待都是煎熬，有时她也抱有侥幸的心理，特务们会放过自己的两个子女吗？想到难友王振华和黎洁霜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小孩，已经被特务们杀害了！
在敌人就要下黑手的时候，黎洁霜恳求刽子手多打自己几枪，把两个孩子留下，然而敌人却叫嚣着斩草要除根。
后来郭德贤等人去帮狱友收尸的时候，看到孩子半个身子都没有了，但那双小手还紧紧地抱着黎洁霜的脖子。
屠杀一直持续到半夜才暂停了下来，他们都不清楚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是渣滓洞的屠杀太慢了，还剩下150多人，不得不把在白公馆的人调走，先去处理那边的事。
二处的特务走的时候，把寄押在白公馆的特务交给杨进兴这波人处理，当郭德贤听到楼道上响起杂乱的脚步声，以为他们要来行凶了。
牢门被打开后，进来的却是罗广斌和李荫枫、周居正，原来杨进兴见外面枪炮太响，认为解放军就要打过来了，完成自己的杀人任务就仓皇逃窜了。
只留下一个叫杨钦典的看守看着他们，后来罗广斌做通了杨钦典的工作，答应放他们出去。
罗广斌进来对着她只简略地说了一句:“郭姐，快走，特务们都撤退了！”
郭德贤也没多问，连忙推醒两个孩子，在难友们的帮助下迅速给两个孩子穿好了衣服。
之前罗广斌已经和难友们商量妥了，身体好的和身体不好的组成小组，一块帮扶逃难，郭德贤背着小可，年轻学生周居正帮着郭德贤背着小波，一块越狱。
然而当他们逃出监狱不远后，敌人发现了，开始追赶他们，并且开枪，大家开始分散逃到歌乐山上，郭德贤与周居正跑散了。
郭德贤领着小可在山中无意踩到了警报装置上，一看，竟然跑到敌人的部队驻地了，幸好这个驻地的敌人刚刚撤走，郭德贤立刻带着小可逃跑，一直到第二天才走出歌乐山，幸好被一个茅草屋的好心老婆婆收留，于是在那安顿下来，等到解放军解放重庆后再进行。
但是她却一直没有周居正的消息，不知道他们是否顺利逃脱，一直到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大路上全是解放军，郭德贤拦住几位战士，向他们简略地说了自己的身份和情况，那些战士听说她是坚持地下斗争的共产党员，不禁对她肃然起敬。
然后告诉她：“同志们，这下好了，我们的大部队都来了！您们吃苦了！现在白市驿机场已被我们占领，前指司令部设在那里，您去那里吧！去那里就等于回家了！”
郭德贤又背着小可疾步走向机场，找到了部队首长，周居正也在那里，但是却没有小波，她才知道，原来小波丢了。
周居正虽然年轻力壮，当时却正在生病，在背着小波跑一段后，体力已经出现不支，后来在乱石中摔了一跤，再起来时，已经找不到小波了，周居正在四处摸索了一阵，怎么也找不到，叫小波也没有声音。
原来当时小波被吓蒙了，摔倒后爬起也没有哭叫，就胡乱地走了起来，跟周居正走散后，十分慌乱，拼命地喊妈妈，后来就来到了“中美合作所”的阅兵场，驻扎在歌乐山附近的国民党部队随即开拔，小波被惊醒后，被一个士兵发现，他们估计小孩子在这无法活命，就给她拉到城里放下车，让她自己去寻出路去了。
后来小波就来到了王素珍的桔子摊位前，被王素珍夫妇收留，当王素珍把孩子送到郭德贤那里时，为了感谢王素珍夫妇，党组织决定奖励王素珍夫妇每人一套崭新的棉军装和10块银元，此后王素珍一家和郭德贤一家就像亲戚一样来往了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