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眼中的理想女性
契诃夫的小说《宝贝儿》首次发表在1899年1月3日的《家庭》杂志上。1899年1月24日，文学家戈尔布诺夫-波沙多夫在给契诃夫的信中说，托尔斯泰十分喜欢《宝贝儿》：“他差不多朗诵了四遍，兴致越来越高。”在1899年1月14日、1月15日和1月24日的日记中，托尔斯泰的夫人也记载了丈夫当众朗诵《宝贝儿》的情形。1904年契诃夫去世，1906年托尔斯泰将《宝贝儿》收入自己编辑的《阅读丛书》中，并在后记中对该小说做了解读，再次表达了他对这部小说的喜爱之情。1910年作家谢尔盖延科也讲到托尔斯泰对《宝贝儿》的喜爱，说托尔斯泰“兴奋地讲起《宝贝儿》，而且单凭记忆读出整句整句的话”。《宝贝儿》之所以让托尔斯泰爱不释手，一个主要原因是他把宝贝儿奥莲卡当成了心目中的理想女性。
《宝贝儿》的主人公奥莲卡是一位八品文官的女儿。她先是爱上剧团经理人库金，婚后“凡是库金讲到剧院和演员的话，她统统学说一遍”。库金不幸去世后，奥莲卡又爱上了木材厂经理普斯托瓦洛夫，婚后也过得很好，“丈夫怎么想，她也就怎么想”。六年后，木材厂经理因病去世，奥莲卡又爱上兽医斯米尔宁。过了不久，兽医随军队开拔，孤单的奥莲卡“什么见解都没有了”。最后，兽医退休，带来十岁的儿子萨沙，奥莲卡又快乐起来，“开始讲到老师、功课、课本，她讲的话正好就是萨沙讲过的”。托尔斯泰认为，契诃夫“意在嘲笑”宝贝儿，却“情不自禁地给那可爱的人披上那么奇妙的光辉，使她永久成为典范，表明妇女能成为怎样的人，使自己幸福，而且使命中注定要同她一起生活的人也幸福”。
在坚信契诃夫塑造了一个女性典范形象之后，托尔斯泰进一步指出：“宝贝儿的灵魂，以及那种把全身心献给她所爱之人的忠诚，并不可笑，而是神圣的，惊人的。”在托尔斯泰眼中，女主人公的生命意义就在于家庭幸福，在于对丈夫的忠诚。据此考察小说中有关宝贝儿奥莲卡的描写，却无从得出托尔斯泰所阐发的这些观点。小说中的奥莲卡总模仿别人说话，没有自己的想法，但这类描写至多也只是展示了女人的依附性而已，何来“嘲笑”之说？宝贝儿的依附性表现为“她老得爱一个人，不这样就不行”。需要明确的是，这种爱是宽泛的，并不局限于夫妻之爱、家庭之爱。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奥莲卡爱过她爸爸，爱过她的姑妈，还爱过她的法语教师。在小说结尾，兽医的儿子萨沙来到她家，她的爱又有了目标：“她的脸在最近半年当中变得年轻了，微微笑着，喜气洋洋，遇见她的人瞧着她，都感到愉快……”可见，在塑造宝贝儿奥莲卡这个形象时，契诃夫虽然指出她缺乏主见，但并无嘲笑和讽刺之意，仍将宝贝儿描绘成一个充满生命活力、人见人爱的女性形象。简言之，契诃夫将宝贝儿塑造成一个具有依附性的女人，托尔斯泰却视之为贤妻良母的典范。
在《阅读丛书》后记中，托尔斯泰认为契诃夫实属“歪打正着”：把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物塑造成了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典范。为了让小说内容“适应自己的观点”，托尔斯泰对《宝贝儿》做了一些删节。譬如，托尔斯泰删掉了下面这段文字——“等到他挨近她，看清她的脖子和丰满结实的肩膀，他就举起双手轻轻一拍，说：‘宝贝儿！’”剧团经理人库金爱上了奥莲卡，二人结了婚。库金看到奥莲卡身上洋溢着生命活力，有感而发，脱口说出了“宝贝儿”这个称谓。库金表达的与其说是夫妻之爱，不如说是对生命之美的赞叹！托尔斯泰删掉揭示“宝贝儿”这一称谓来源的这段话，旨在让人无视契诃夫对奥莲卡生命活力的赞美，从而凸显出宝贝儿忠诚于丈夫、家庭幸福至上所具有的道德意义。
在托尔斯泰看来，《宝贝儿》讲述的是婚姻与家庭问题，他对这部作品的偏爱盖源于此。婚姻与家庭是托尔斯泰长期思考的一个问题，什克洛夫斯基曾说过：“托尔斯泰是个关心婚姻问题、被这些问题宰割得血流遍体的人。”1863年—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塑造了一个经典女性形象娜塔莎。娜塔莎对安德烈的爱曾经那么炽热，但当她爱上皮埃尔时，似乎全然忘却了过往的一切，这让安德烈的妹妹玛丽亚一时接受不了：“难道她对我哥哥的爱情就那么淡漠，这样快就把他给忘掉了。”然而，玛丽亚并没生气，因为她看到后者身上“洋溢着一种复苏的生命力”，“娜塔莎以全部身心和所有的真诚沉湎于这一新的感情之中，她并不想掩饰它，她现在没有悲哀，而只有高兴和快乐”。爱情能让娜塔莎“复苏”，并且新的爱情能“覆盖”旧的爱情。在宝贝儿奥莲卡那里，情况有些类似，区别在于爱情的对象换成了依附的对象：剧团经理人库金、木材厂经理普斯托瓦洛夫、兽医斯米尔宁和兽医之子萨沙。娜塔莎婚后将全部心思都用在了家庭上：“只有老伯爵夫人凭着母性的本能懂得，娜塔莎的热情都出于她需要家庭，需要丈夫。”托尔斯泰借老伯爵夫人之口，夸赞娜塔莎是“贤妻良母”。契诃夫塑造的奥莲卡在小说结尾再次获得肯定，重新被人唤作“宝贝儿”。不难看出，娜塔莎与奥莲卡二者之间有着某些共通性，而这些共通性吸引着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创作于19世纪60年代，契诃夫的《宝贝儿》则创作于90年代，二者相差了三十多年。《宝贝儿》给托尔斯泰带来的惊喜，无异于他为娜塔莎找到了失散三十多年的姐妹。《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在婚后变得“既不可亲，也不可爱”，而且“要使丈夫完全属于她，属于这个家”。契诃夫笔下的宝贝儿奥莲卡则不然，一旦遇到施爱的对象，就会精神焕发，光彩照人。按照托尔斯泰对《宝贝儿》的理解，奥莲卡无形之中成了娜塔莎的升级版，被解读成为保障婚姻和家庭幸福的理想女性。
（作者：胡学星，系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