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是唐以前中国佛像最主要的策源地（二）

04

西晋（265---316年，三四世纪）正值印度佛教美术发生巨大变革，三世纪贵霜帝国衰落、解体，贵霜王朝的犍陀罗和马图拉佛教美术也随之结束，四世纪犍陀罗发展成后犍陀罗（4---7世纪），马图拉发展成后马图拉（笈多王朝（4---7世纪）的马图拉佛教美术），二者都是进一步本土化。后犍陀罗受马图拉影响，以阿富汗巴米扬艺术为代表，更加中亚化，把希腊人面貌改成中亚人，长脸变圆脸，厚衣变薄衣。马图拉更加印度化，丰满圆润，衣薄透体，是印度美术的黄金时代。二者分别影响中国西北和东南的佛教美术。

西晋建都洛阳、长安，东西两京有佛寺近两百所，“寺庙图像崇于京邑”（僧佑《出三藏记集》）。

马图拉风格佛陀坐像，约2世纪前半期，马图拉政府博物馆藏。

这时外国来华高僧主要有竺法护，他祖籍月氏，世居敦煌，世称“敦煌菩萨”，曾游历西域，可能带回中亚犍陀罗佛像，影响敦煌石窟开凿。后又去长安、洛阳、江左（江南）弘法。

中国高僧西行求法最早的是朱士行，他是河南禹县人，260年从西安出发，去于阗（新疆和田）取经，282年令弟子将于阗佛经带回洛阳。他八十岁死于于阗。不知带回的于阗佛经中是否有佛像？后来隋唐时于阗画法再传中国，属后犍陀罗系统。

西晋最伟大的画家是卫协，他学于曹不兴，常画佛像、神仙、肖像、人物故事、文学插图等，被时人尊为“画圣”。尤其是佛像，他画的《七佛图》生动传神，“冠绝当代”。南齐谢赫说他“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开创密体，使中国画精致化。顾恺之对他大为倾倒，自叹不如，说他“伟而有情势”，“巧密于情思”，并拜他为师。中国佛像从卫协以后开始不断精致工整，一改以前（东汉、三国）粗疏简括之旧貌，影响东晋、十六国佛教美术。

05

东晋（317---420年，四五世纪）建都南京，偏安江南，北方五胡十六国战乱频繁，佛教在江南大发展，仍以南京为中心。北方十六国逐鹿中原，竞相进行汉化改革，积极学习南方东晋汉人文化、典章制度，东晋佛像成为北方的样板。十六国后期逐渐安定下来，佛教美术开始发展。东晋十六国时，大量印度和中亚高僧来华弘法，他们分别通过东南海路和西北陆路带来佛经、佛像。

例如南京瓦棺寺供奉的玉佛像就是狮子国（斯里兰卡）国王义熙二年（406年）贡献的。与戴逵制作的佛像和顾恺之画的维摩诘壁画并称“瓦棺三绝”，“三绝”同时，可惜都没有流传下来。五世纪初的斯里兰卡玉佛当为笈多（4---7世纪）佛像，当时笈多佛像风行南亚，广泛影响到东南亚和中国。

笈多式佛像

再如东晋高僧道安（314---385年，四世纪）是河北冀县人，一生带徒弟各处弘法，他讲经时，法会上罗列佛像，其中就有外国佛像，据说是前秦皇帝苻坚送给他的。苻坚的佛像可能是从西北陆路来到后犍陀罗佛像。

可见当时外国佛像（梵像）广泛流行，为中国佛教美术提供了大量样本，中国佛教美术就是这样不断引进，不断改造，不断创新中发展起来的。

东晋最伟大的画家是顾恺之（345---407年，四五世纪），他是无锡人，他与他的老师卫协都是中国最早的插图艺术大师（参见拙作《中国插图艺术史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他还是中国佛画大师，曾在南京瓦棺寺画壁画《维摩诘》，清赢示病，隐几忘言，非常传神，简直就是东晋名士，因此轰动一时，是上述“瓦棺三绝”之一。他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画裴楷添三毫，画谢鲲置丘壑，这些都说明他注重“以形写神”，对中国画发展有重大影响。其画笔迹周密，紧劲连绵，如春蚕吐丝，如春云浮空，如流水行地，非常自然。总之他注重传神，画风细密，对外国佛像进行中国化、精致化、文人化改造，把外国佛像画成中国文人士大夫，广泛影响到十六国后期、南朝刘宋的佛教美术。他继承了卫协，启发了陆探微。可惜他画的佛画没有流传下来。

戴逵（？---396年，四世纪后期），与顾恺之同时略早，也是东晋大画家，大雕塑家，安徽宿县人，主要活动于南京、郯县（浙江嵊县），也是佛教艺术家，曾为南京瓦棺寺制造佛像，也是上述“瓦棺三绝”之一。相传他为会稽山阴（绍兴）灵宝寺制作丈六大木雕佛像及胁侍菩萨像时，藏在幕后，听取群众意见，反复修改，也是对外国佛像进行中国化改造。谢赫说他的画“情韵连绵，风趣巧拔，善图贤王，百工所范”，成为佛像样本。戴逵还创造了干漆夹纻佛像（行像，抬着游行）。其子也是佛教艺术家，父子俩创作的中国化、文人化的佛像影响到十六国后期和北魏前期佛像。可惜作品没有流传下来。

中国佛像不论大（石窟造像）小（金铜小佛（包括菩萨）像），最早都出现在十六国时期，大多是五世纪的，极少几个是四世纪的。这是因为佛像东汉传入，西晋时短不安，东晋才安定下来，文化建设（包括佛教美术建设）才开始起步，影响到北方已是十六国后期了。东晋顾恺之、戴逵所创造的中国化、精致化、文人化的佛像，作为当时风范、样板，直接影响了北方十六国后期的石窟艺术，也就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批石窟艺术，诸如敦煌、麦积山、炳灵寺等石窟。这三个石窟都在甘肃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上，东接内陆（北方和南方，北方胡人以南方汉人为正统文化），西接新疆（新疆受中亚后犍陀罗艺术影响），是东西方文化交融之地。

敦煌莫高窟，据文献记载，前秦沙门乐僔建元二年（366年，四世纪中叶）开窟造像，是敦煌石窟创始人。第二个开窟造像的是法良，是十六国时的禅僧，西行求法，路过敦煌，二人都是自东向西，带来内陆佛像样本。莫高窟现存最早的石窟是十六国晚期北凉（401---439年，五世纪前期）时的，有268、272、275等窟。北凉佛（包括菩萨）像圆脸，大眼，薄唇，上裸下裙，衣薄透体，衣纹有韵律感，可见中亚后犍陀罗影响，但是整个看上去，又表现出中国艺术端庄典雅的风采，说明受东晋顾恺之影响，正在中国化、精致化、文人化的改造过程中。敦煌画、塑一致，彩塑、壁画互相影响（移植），同步发展，风格一样，只是一平面，一立体而已。

顾恺之的横卷分段连环画式构图（例如他画的《洛神赋图卷》），一改汉画单幅画构图，是中国插图史上的一大飞跃，广泛影响到十六国后期、南北朝壁画（参见拙作《中国插图艺术史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自然也影响到敦煌北凉壁画。例如第275窟本生和佛传壁画，本生壁画描绘尸毗王本生故事，就画了割肉和贸鸽两个情节。佛传壁画描绘佛传故事，就画了太子出游四门四个情节（后因后世修建，破坏了一部分情节，现仅存出西门见老人），可见顾恺之对敦煌壁画的影响。这种顾氏连环画式构图，北魏时又发展成异事同图的构图形式。敦煌北魏前期基本上沿袭北凉艺术，也受顾恺之影响。

麦积山石窟和炳灵寺石窟现存最早的佛像，也是十六国后期的，情况与敦煌大致相近，也受到东晋顾恺之中国化影响。

河西走廊北魏前期（五世纪）沿袭十六国后期，也受顾恺之影响。

中原石窟开凿晚于新疆和河西走廊，新疆开窟最早是三四世纪，河西走廊开窟最早是四五世纪，中原开窟最早是五六世纪，一般说来，后面那个数字比较准确，前面那个数字是最早开窟时间，或已不存，或存极少。新疆受中亚后犍陀罗影响，并将这个影响传给河西走廊和中原。北方中原受南方六朝影响，并将这个影响传给河西走廊和新疆。

中原最早的石窟是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大同是北魏旧都，代表北魏前期文化。北魏以孝文帝汉化改革（471---499年）为界，以前是北魏前期（五世纪），以后是北魏后期（六世纪）。云冈石窟前期佛像以昙曜五窟为代表，即第16、17、18、19、20窟，都作于五世纪，开窟建设时曾调集东西南北各方工匠，例如439年北魏灭北凉时，迁凉州（甘肃武威）人到大同，参与云冈石窟建设。

云岗石窟

云冈早期昙曜五窟大佛，身躯魁梧，面相方圆，高鼻，大眼，薄唇，神情肃穆，衣薄透体，衣纹有韵律感，整个看上去，雄浑庄重，既有后犍陀罗影响（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又有东晋顾恺之中国化改造。当然中国化改造不如巴米扬影响明显。顾恺之画风不仅影响到佛教美术，还影响到工艺美术，例如与云冈石窟同时（北魏）同地（大同）的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画屏风，上画孝子、列女故事，其中列女部分与顾恺之画风相近，可能就是以顾恺之的画为底本（样本)制作的（参见拙作《中国工艺美术史纲》，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出版）。

06

南北朝（386---589年，4---6世纪），南朝与北朝对峙并存。南朝经历了宋（420---479年）齐（479---502年）梁（502---557年）陈（557---589年）四朝。北朝北魏386年建立，439年统一北方，534年分裂为东魏、西魏，后北齐代东魏，北周代西魏，577年北周灭北齐，581年隋灭北周，北朝结束，589年隋灭陈，南北朝结束。

南朝宋、齐、梁、陈，首都都建在南京，南朝佛教与佛教美术大发展，南京寺庙林立，成百上千，（唐人杜牧说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只是唐时所见），如此大规模地寺庙建设，可见当时南京佛教美术之盛，艺术家之多，自然是南北朝佛教艺术中心，自然是北朝佛教美术的样板，何况南朝汉人政权一直被北朝胡人政权奉为正统文化。南朝各朝都与印度笈多王朝有外交往来，互派使节，互赠礼品，印度笈多佛像经东南海路不断传入中国，首先到南京，梁时（6世纪前半）影响到张僧繇。

北朝统治者都是鲜卑人，积极吸收汉族文化，进行汉化改革，由原来的狩猎、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化。北魏前期就已启用汉人，仿汉改革，439年统一北方，493年北魏孝文帝进一步汉化改革，迁都洛阳，疆域广拓，威播西域，达到鼎盛。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东魏、西魏二十几年基本上沿袭北魏后期。后北齐代东魏，北周代西魏。北齐学南朝，北周学北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北周改革变强，兼并北齐，再度统一北方，最后581年为隋所灭。北朝石窟艺术发达，主要是向南朝学习，主要有敦煌、麦积山、炳灵寺、云冈、龙门、天龙山、山东、河北等石窟。

南朝最伟大的画家是陆探微和张僧繇，他俩与上述东吴曹不兴、东晋顾恺之合称“六朝四大家”，在中国美术史上有深远影响。

陆探微（？---约485年，五世纪中期），南朝宋、齐时苏州人，活跃于南京宫廷，擅画佛像、肖像、插图。学于顾恺之，与顾恺之并称“顾、陆”，都画“密体”。其画“笔迹周密，劲利像锥刀”，直线造型，方正有力，人物“秀骨清像”，生动传神，笔势连绵不断，称为“一笔画”，谢赫评为上品。南京、丹阳五处南朝陵墓中，都出土有砖印壁画《竹林七贤和荣启期》，可能是根据陆探微的作品绘制的（参见拙作《中国壁画史纲》，文物出版社1995年出版）。其子也擅画佛像，已经中国化了。

《双佛并坐像》，北魏熙平三年（518年，6世纪），现藏法国吉美博物馆，属陆家样。

陆探微“秀骨清像，褒衣博带”式的中国佛像，直接影响了南朝齐梁造像，当时南京上千佛寺都风行陆探微式的中国佛像，并作为首都范式，影响到南朝石窟造像和家中礼拜的小佛像（金铜、石雕、木雕等），并以华夏正统样板影响到北方北朝佛像，影响最大，实为罕见。

《佛立像》，南梁普通四年（523年，6世纪），四川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现藏四川博物馆，属陆家样。九人组合，开风气之先。

非常遗憾的是南朝佛像毁灭殆尽，石窟造像，例如南京栖霞山石窟和浙江新昌石窟，是南朝仅有的两个石窟，都是齐梁高僧僧佑（445---518年，五六世纪）完成，当为陆氏“秀骨清像”风格。但十分遗憾的是，因后世重修，面目全非。真正的南朝佛像今天仅见家中礼拜的小佛像，但现存极少，凤毛麟角。“礼失求之于野”，中心文化失传了，就得到外围、边远地区去寻找中心文化，南朝南京佛像失传，就得到四川、北方去寻找。

《佛立像》，北魏后期（6世纪），山东临淄龙泉寺遗址出土，现藏青岛博物馆，属陆家样。

四川成都万佛寺佛像，就能说明这个问题，万佛寺佛像始于刘宋，盛于齐梁，例如梁普通四年（523年）康胜造佛立像碑，佛有6头身长，修长优雅，“秀骨清像，褒衣博带”，表现出陆探微风格。此佛像9人组合，有佛、菩萨、弟子、天王、力士，万佛寺有些佛像组合，多达10几人，这在当时北方十分罕见，（北方后来才有），说明南朝引领北朝，开风气之先，此佛像现藏四川博物馆。再如成都北面茂县出土的齐永明元年（483年）造的佛坐像，“秀骨清像，褒衣博带”，慈眉善目，含笑幽玄，佛座垂裳，如同名士，呈现出陆氏风格（样式），而此时陆探微还活着，影响之快，令人惊讶。此佛像现藏四川博物馆。

《佛坐像》，南齐永明元年（483年，5世纪），四川茂县出土，现藏四川博物馆，属陆家样。秀骨清像，褒衣博带。

陆探微样式作为南朝南京正统风范广泛影响到北方北魏后期、东魏、西魏佛像，可谓影响深远。仍以敦煌为例，莫高窟北魏佛像，北魏以孝文帝汉化改革（471---499年，五世纪后期）为界，以前是北魏前期（五世纪），以后是北魏后期（六世纪）。北魏前期（五世纪）佛像，继承十六国北凉遗风，衣薄透体，沉静安详，既有后犍陀罗影响，又有顾恺之文人化改造，例如第254、257、259窟彩塑。

第259窟 北壁 禅定佛 北魏

北魏后期和西魏佛像（六世纪），学习南朝，进一步汉化，更加修长优雅，“秀骨清像，褒衣博带”，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文人化了，呈现出陆探微风范。例如第248窟（北魏后期）、437窟（北魏后期）、432窟（西魏）窟彩塑。敦煌壁画情况也是如此。麦积山、炳灵寺石窟情况也是如此。由于河西走廊距离南朝首都南京较远，南京信息传来较慢。

中原信息传播就快多了，例如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进行汉化改革，全面学习南朝文化，所以以此为界，前期（五世纪）主要是鲜卑文化，后期（六世纪）主要是南朝汉文化。旧都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主要是北魏前期佛像，即昙曜五窟（第16---20窟大佛，五世纪），身躯魁梧，面相方圆，高鼻，大眼，薄唇，神情肃穆，雄浑庄重，表现出后犍陀罗（例如阿富汗巴米扬大佛）遗风和东晋顾恺之中国化改造双重影响。

龙门石窟

新都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北魏佛像，主要表现在古阳洞、宾阳洞、莲花洞等，佛像面相清瘦，衣纹稠密，表现出北魏后期（6世纪）风格，可见陆氏“秀骨清像，褒衣博带”影响。此外宾阳洞内有《维摩诘》浮雕，而顾恺之、陆探微也都画过《维摩诘》，不知是否有联系？洛阳龙门石窟附近的巩县石窟，也创建于北魏后期（五六世纪），东魏、北齐、隋唐继续建设，情况大体如龙门石窟，只是浮雕更精彩。

山东离南京最近，信息传播最快，最典型的就是青州龙兴寺佛像，青州龙兴寺佛像最早作品是北魏晚期（529年）的，最晚作品是北宋（1026年）的，跨越了500年。其中北魏晚期、东魏、北齐造像最多，北魏晚期、东魏造像，多为石雕，一佛二菩萨三尊像，高浮雕，彩绘贴金，很华丽，眉清目秀，嘴角含笑，“秀骨清像，褒衣博带”，完全中国化了，可见陆探微风格影响。

《一佛二菩萨三尊像》，东魏天平三年（536年，6世纪），山东青州龙兴寺，属陆家样，同北魏后期。

陆氏风格不仅风行全中国，而且还传到了朝鲜、日本。

522年南朝梁佛像雕塑师司马达一家东渡日本，带去梁朝流行的陆氏中国佛像，成为日本佛教造像始祖。他在奈良高市坂田原建草庵，安置佛像，在日本影响很大。他孙子鞍作止利擅长制造金铜佛像，被尊为“止利佛师”，形成了日本雕塑史上的鞍作派艺术，使日本美术摆脱了蒙昧状态的古坟美术，产生了质的飞跃，进入了飞鸟佛教美术时期。

止利佛师的代表作是奈良法隆寺（世界仅存最早的木构建筑）金堂本尊释迦三尊像，作于623年，是日本最早的佛像，依照家传佛像样本制作的，是他家移居日本百年之后制作的，面部清瘦，眼呈杏仁形，嘴角含笑，如仰月形，身穿汉式通肩袈裟，台座布纹垂叠如云，富有韵律感，完全是陆探微“秀骨清像，褒衣博带”风格。

金堂释迦如来

陆探微风格产生于五世纪后期，而止利造像时已是七世纪前期（初唐，而这时中国正在流行张僧繇张家样），可见日本比中国晚了一百多年。此外法隆寺梦殿观音、百济观音（二观音都是木雕，都作于七世纪）和玉虫厨子上的漆画菩萨都是修长优雅，也可见陆氏“秀骨清像”影响。

可见陆探微是位有重大国际影响的艺术大师，他开创的陆家样，影响深远。可是中国古代佛像四大样（曹不兴、张僧繇、吴道子、周昉）中，却没有陆家样，看来应该加上去，合称“五大样”。

综上所述，三世纪康僧会带来印度马图拉佛像，他的学生曹不兴引进，形成了“曹衣出水”的曹家样，经曹不兴的学生卫协，卫协的学生顾恺之不断改造，使之中国化，顾恺之的学生陆探微又开创了“秀骨清像”陆家样，完成了中国文人式的佛像，广泛影响到北方、河西和朝、日。印度马图拉佛像就是这样经不断引进，不断改造，不断中国化，不断创新的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中国佛像。这期间走的都是东南海路，南京就是海路的终点。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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