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杀”字的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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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杀”字的读音
邓元昌
刘新阳先生《谈“杀”字的读音》一文，把奚派《甘露寺》中“杀”字读做“傻”音的来龙去脉及理论根据引经据典，讲得很清楚，也很有道理，毫无疑问。刘先生的探求精神令人尊敬。
刘先生也承认“'杀’字唱阴平可以，唱做上声也不错”。我的意见是既然都不错，“劝千岁杀字休出口”那样重要的开头一句，一个“杀”字，为甚麽要选择“傻”呢？读了“傻”底下的“字”字必然读做“子”，听起来就是“傻子”，多别扭啊，况且张嘴头一句就走低音，也不响亮，虽然是有根据和“道理”。当然，这样说似乎有些矫情，演员有选择的自由。
但艺术是感性的东西，是感觉和感知，尤其是京剧，该讲理时讲理，不讲理时是很不讲“道理”的，一切为了好听好看的需要（这也是一种道理）。不是有些太讲“道理”的大导演，倘若要排一出汉代故事剧，就不能穿明代的袍服吗，先要查一查沈从文的《古代服饰研究》等经典书目，再设计些不汉不明的衣裳；京剧中的枪也没道理，怎麽都是园头的没尖？所以您注意到了吗，《野猪林》拍电影时林冲的枪换成了尖的；唱也是一样：比如《击鼓骂曹》“手中缺少杀人刀”，再有道理也要唱“沙”，走高音，才有气势。《辕门斩子》“宋营中来了个杀人的夜叉”唱做“傻”走低音，是让穆桂英吓的；《状元媒》“到此时顾不得抛头露面”，要高唱“'刀’此时……”，才能显示出是“顾不得…”。《凤还巢》“母亲不必心太偏”，梅先生原唱“'mu’亲不必…”，可能也有道理，但后来改了，听着舒服就好，不都是按着“道理”唱。张建国唱的幸好是大家熟透了的“劝千岁”，不熟悉的还有字幕，才不至误会为“傻子”。
正如刘新阳先生所说：“毕竟皮黄音韵长期以来，由于口传心授和师承，理解不同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使其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无法与绝对规范，统一的'平水韵’相比。”还莫说远为金代官韵流行于元明清的“平水韵”，就是现在普通话的标准韵，也不一定都按道理去念。如“一心一意”这个词，我们就读作“'异’心'移’意”，即便是最标准的播音员也不读做“'衣’心'衣’意”，念着费劲，听着别扭，有的时候某派的创始人当初怎麽念的，传人就要怎麽念，即使知道错了也不能改，改了便有不敬之嫌，甚至把它当作某派的特点。比如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李少春先生的《大雪飘》，他误把“往事萦怀”念做了“荣”怀；把“牢城营”误为“牢营城”（误读是常有的，本不算甚麽事情）。但这一段已有四代传人演唱，绝大多数照旧。我曾问过一位演唱者，他说老师就是这样唱的，我怎麽敢改。莫非改了就不自信是李派了？后来才明白一点：学流派主要是学老师“怎麽”唱，至于唱是“什麽”倒不是太重要。这话扯远了，与“杀，傻”无关了。
因为自己人不懂间韵学，所以觉得这件事情仿佛是永远说不清楚的，总有例外作为反证。音韵学确是个大道理，（本人表态，坚决反对不讲尖团字，上口字，唱念的音韵等京剧的大道理。）具体的细节还是以听着舒服不别扭为好。当然，流派不同各有特色，怎麽唱观众认可就好，或暂时不理解，听惯了就好了。不必都是马派的“劝千岁”。和谐社会，合而不同。作为观众，说说而已。感谢刘新阳先生认真精神，也要感谢《百戏斋》给大家交流的平台。没有《百戏斋》还真没地方讲理去。
——2007年第1期《百戏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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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杀”字的读音说开去
——与邓元昌先生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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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阳
近读著名书画家邓元昌先生大作《再谈“杀”字的读音》，承邓先生谬奖不佞“探求精神令人尊敬”，实不敢当。
关于艺术的观点问题确实不是一个“1+1=2”的简单公式，此中的个性彰显尤为突出，所以在艺术观点方面的见仁见智也很普遍，如白石老人与柳子谷先生都画虾且风格不尽相同，但我们却很难说他们中的哪一位画得不对，实际上这样一来便没有了原则上绝对的“对”与“错”的概念。奚派的《甘露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个道理，奚派的风格不同于擅用京音的马派艺术，因而它有独到的一面。例如这个“杀”—“傻”的问题，奚啸伯先生根据可考的入声变调原则，唱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甘露寺》，至少说明在他的“皮黄音韵观”中重视入声字的地位和唱法，这较过去戏班中处理入声字的所谓“入声无倒字”原则（即把入声字唱成任何音都不算错）显然更为系统化和理论化。因而在这个问题上既不能随意地依“马”否“奚”，也不能简单地据“奚”而否“马”。此外，我个人一向反对传统剧目的“样板化”，在我看来这势必会束缚京剧剧目及艺术流派的创造和发展，所以窃以为更重要、更难得的一点是，从奚啸伯到欧阳中石以及张建国等先生的演唱，创造、保留并传承了一种不同于马派风格的京剧《甘露寺》的唱法（与此相近的还有奚啸伯与李少春两位先生在风格上各不相同的现代京剧《白毛女》等），应该说这是奚派艺术在不同流派的剧目创造中做出的贡献。至于对仁智所见的处理办法而产生的不同意见，则应放在此外的另一个范畴中去讨论。
实际上，长期以来不同的观众对不同流派的剧目及传人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评判原则及标准。我个人对待此类问题则有一个所谓“八字方针”的原则，即“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仅以邓先生所举《野猪林》的“往事'荣’怀”为例，如果套用笔者的这个标准来看，李少春先生在《野猪林》中的“往事'荣’怀”确实值得商榷。后辈演员效仿先贤虽称得上“持之有故”（因为少春先生就这么唱），却无法做到“言之成理”，因为“萦”属“於营切”（ying），怎么读也不会“变音”为“荣”（rong），同时“荣怀”也没有可讲的道理。所以我个人赞同邓先生的观点，建议演员把李少春先生唱的“往事'荣’怀”改为“往事'萦’怀”。记得在一次电视转播的戏曲晚会中，李浩天先生曾彩唱《野猪林》中“大雪飘”一段，通过仔细辨听，笔者确定他唱的是“萦”字的上口音——“吟”（yin）。笔者非常赞赏李浩天先生这种实事求是和不为亲者讳的做法，并希望他能够把这种理念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
此外再岔开一句话，邓先生在文章中还指出“一心一意”的读音为“'异’心'移’意”，其实这么读也还是有一定规律可寻的，这里牵扯到现代汉语及普通话中所谓“一、七、八、不的变调”问题。单就“一”字而论，在去声前它应读作阳平（如一旦、一见如故），而在阴平、阳平和上声前它则应读作去声（如一天、一年、一点）。这样一来，邓先生“'异’心'移’意”的读法便成为了“一心一意”这个词的标准读音，假使不这么读反而不够标准了。
最后笔者在感谢邓先生给不佞提供了一个饶舌的机会外，还要同邓先生一道向《百戏斋》表示衷心地感谢，至于感谢的理由邓先生在前一篇文章中已经讲过，笔者在此也就不重复了。 2007年2月2日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