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本与认同：“大一统”视野下盐井历史书写——以康熙《黑盐井志》为例
盐井志作为地方志的一种，是专门记录盐井地情的志书，仅见于云南一省。目前，学界除在论著中广泛引用盐井志的史料外，对盐井志的修纂过程、编纂体例、文本特色以及所反映的地域文化等内容缺乏关注。本文拟以康熙《黑盐井志》为中心，探讨清代“大一统”视野下盐井历史书写的文本特色及其所反映的地域文化认同，以求教于诸方家。
清朝采取了多样的文化策略，通过一系列方志、典籍等图书编纂活动，塑造“大一统”概念的文化内涵[1]。清朝建立后，为迅速了解各地山川形势、风土民情，以巩固统治政权，诏令各地开展修志活动。康熙十一年（1672），大学士卫周祚上奏纂修《大清一统志》称：“各省《通志》宜修，如天下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宜汇集成帙，名曰通志，诚一代文献也。”卫周祚指出，当时“各直省尚未编修，甚属缺典”，不足以彰显大清一统的“兴隆盛治”，建议以抚臣贾汉复进呈以纂修告竣的《河南通志》《陕西通志》为契机，“请敕下各省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成书，总发翰林院，汇为《大清一统志》”。为纂修《大清一统志》收集资料，康熙帝采纳卫周祚的奏议，“诏天下直省、府、州、县咸修辑志书，于是直省有司各设馆，饩集高材生以从事”[2]。由此可知，初修《大清一统志》形成定议后，整体程序是：从朝廷到地方，自上而下逐级谕令修志，并颁布以《河南通志》《陕西通志》为纂修范本；州县志成而修府志，府志成而修通志，自下而上，逐级汇纂，最终修成《大清一统志》。
黑井的名字，最早出现在元代《混一方舆胜览》中：“云南盐井四十余所，推姚州白井、威楚黑井最佳。”[3]据此可知，黑井在元代已是声名远播。清朝初期，由于黑井地区的移民逐渐增加，井盐开发越来越盛，黑井也成为云南最重要的盐井之一。在《大清一统志》纂修大背景的影响下，地处边陲的黑井开始编修盐井志，康熙《黑盐井志》“序”开篇即曰：“我皇上特命儒臣，纂修一统志，诏天下各进省志，益为天下万世国计民生、久安长治计也。”可见，《大清一统志》的纂修是助推黑盐井修志的直接动因。其进而指出：“志之云者，凡以为敷政立教之本也。必也顺其地之所宜，因其人之所就，酌之于古，而得其可久；准之于今，而得其可通。弊之所起，虽细不遗；利之所兴，虽细必载，于以上之。当宁披图展卷，如在目前，则志之能事其庶几焉。苟徒攟摭旧闻，铺张轶事。则考证于见闻，未必曲合人情；取信于简编，未必适符，事会袭成说以掩饰其无能。为之，具是不若无志者之相安也。如是，则黑井志乌容以不作乎？”[4]这表明了全国编修《大清一统志》直接推动了黑盐井修志，而修志的目的在于兴利除弊，“乌容以不作”。
康熙《黑盐井志》由盐课提举司提举沈懋价主修。而盐课提举司作为嵌在王朝常规行政建置中的“特区”，是掌管食盐产运销的机构，主要职能不在管民而是纳赋，因此其辖境内的民户及井司内所涉田土、捐输、差银、命盗案件等主要归所在州、县处理，而提举则只是协助办理。随着清朝的建立，提举司的地位与职能再次明确化，最终“复归直隶”[5]。那么，在《大清一统志》纂修的大背景下，以纳赋为主要工作的盐课提举司为什么要为黑盐井纂修志书呢？时任盐课提举司提举的沈懋价认为：第一，黑盐井地理位置独特。他说：“云南远在天末，在州县有地丁，而在各井有盐课。州县之地势平衍，而各井之疆域险隘，故，不独各井与州县不同，而黑井尤与八井不同也。若不条而分之，缕而晰之，又乌知黑井之形势、人民、物产、课额若此哉。”[6]第二，黑盐井缴纳赋税的数额巨大。“黑井一隅，距会城三百五十里，以滇视井，则井弹丸耳。而课额则当云南地丁之半，而八井则什百焉。故人之言赋税者，率以黑井为巨擘，而徵求倍于他井，煎盐多，办课重，而疆域形势，卒不之察，又遑问其山川、风气、土产、物宜、民生、利弊、政事得失乎。”[7]第三，有关黑盐井的文献记载过于简略，且缺乏实地考察，记述存在疏误。沈氏曰：“二帝三王之代邈矣。难稽秦汉迄今，传闻可考，旧亦载之府志。然志矣而不精，其究失之也误。亦尝载之通志，然精矣而不备，其究失之也略。故有以他处事，而载之黑井者。又有以黑井事，而载之他处者。是非府志与通志之互相牴牾而好为是误与略也。府志，则纂修于逆氛初靖之日，文献无徵，典章不备，其时、其人仓卒以应。部限通志，则续修于乱略削平之后，又以府志为进退，虽其体要所存，章明较著，然取精多，用物弘，卷帖浩繁，有不得不略者，无惑也。盐课之外，他不之及也。嗟乎！使盐课之外，余无可述，亦何以办课？饷甲于两迤，而成其为黑井也。盖不亲历其地，不身当其事，不久之以日月，不考之于故老，鲜有不扪龠揣烛者，耳闻不如目见，良有以也。”[8]基于以上三个方面对黑盐井历史和现状的认识，沈懋价觉得自己奉命选派“来视井地十季，于兹人情、土俗，不为不知；地方盐政，不为不悉；而又当圣天子久道化成之会，礼明乐备之日，而不能以忧国忧民之隐，立体达用，不系一官之重轻，不谋一井之安危，恐不学无术，终贻同官之讥也”[9]。由于黑盐井文献阙略，沈懋价担任黑盐井盐课提举两年半时间，了解当地风土人情，熟悉盐政，在朝廷长期倡导、教化成功、礼明乐备之际，如果自己不学无术，肯定会让同僚讥笑，所以将修志视为一种地域认同的自觉行为。
康熙《黑盐井志》由候选训导杨璿主纂。杨璿是黑盐井的地方士人，他“生于斯，长于斯，饘斯、粥斯、吾数世恒托于斯”。由于长期生活在黑盐井，杨璿对“其星野、地舆则其旧所观察也。山川、疆域则旧所钓游，旧所跋履也。建设、学校则其所奉令承教者。气候、风俗则其所薰陶渐染者。官师、人物、乡贤、名宦、孝义、节烈则其所歌咏传述，则效取法者。井区、坊界、桥梁、道路、胜景、祠庙，则其所往来进退，瞻仰登眺者。铺哨、兵防则资其卫焉。义仓、义田则资其养焉。至于盐政，则一井之生齿所系以衣食”[10]。作为当地人，杨璿非常熟悉黑盐井的地理环境、风俗物产、城池学校、古迹庙宇、人物乡贤及黑井盐政等多方面情况，有着强烈的地域认同感，主持编纂黑盐井志也是他的一种自觉行为。他说：“予自蚤岁，有志缀缉，顾百忧熏心，三馀少暇，吹竽不竞，汲绠空悬，岂复敢以斯文自诡。且以蓬户桑枢之子，妄谈治世安民之略，识者鄙焉。”[11]那么，杨璿早年就有为黑盐井修志的想法，但是顾虑其出身贫苦，学养不够，担心让别人认为粗鄙浅陋，修志时机不成熟。而恰恰就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也就是沈懋价主政盐课提举两年半之际，“念井志阙略，无以信今而传后也，属予（杨璿）编辑”。于是，杨璿“近承沈公之指，兼以同人之托，旁搜远绍，汇别门分，首以巨公之奏䟽，次及先正讨论，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得失传是非者，采而录之”[12]，施展才华，致力于纂修志书。
明清时期，随着方志编纂的经常化与制度化，在对地方历史不断追溯和书写的过程中，以方志编纂者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其地方文化意识被不断唤醒和强化。在帝国文化版图中为家乡争取一席之地，是大多数方志编纂者的文化自觉和目标追求9。通过沈懋价、杨璿二人的序言可以看出，《黑盐井志》正是在朝廷《大清一统志》纂修的大背景下，地方官与地方士人双方都有自觉修志的意识，认同黑盐井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地域文化特点，二者协作，“凡以为井也。井之形势、利弊、盐课、政事。上自星野，下及风俗，纤悉具载，本末兼该”。志书修成，黑盐井“地无不可治之时。而为井司者，亦可以告无罪于天下、鬼神矣”[13]。这说明沈懋价作为黑盐井的地方官，充分认识到志书对于黑盐井地区的重要性，修纂完成可以“无罪于天下、鬼神”。
正是由于黑盐井的地方官与士人都强烈意识到“黑井一隅”也是国史之所应俱存，如果不能及时搜集资料和编纂成志，就会导致史事遗漏或失传。于是，《黑盐井志》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与系统。自康熙《黑盐井志》修成后，朱璋纂修乾隆《黑盐井志》八卷，王定柱纂修嘉庆《黑盐井志》二十七卷，李良年修光绪《黑盐井志》四十卷（抄本），这些黑盐井志系统记录了黑井的地理环境、物产风俗、城池庙宇、学校文化、人物乡贤及黑井盐政等多方面情况，对了解黑井古代社会有着重要价值。
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区的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劳作，以及社会历史的演进中积淀而成的。无论是名胜古迹、历史文化遗存、地方传说等显性文化，还是社会风俗、思维习惯、道德传统和价值观等隐性文化，无一不渗透着浓郁的地域色彩11。黑井，作为内陆的盐矿地区，“距会城三百五十里”，从云南看黑井，其仅为弹丸之地，从依附于楚雄府定远县到直隶于云南布政使司，均非独立政区。康熙四十二年（1703）五月，提督学政王之枢曰：“黑井虽属弹丸，其中人材繁盛之处，原当一邑，而课税甲滇。”[14]学政也认为，黑盐井地虽小，但课税甲滇，原当一邑。而康熙《黑盐井志》的修纂者则认为，黑井是一个独立的“政区”，拥有独立的地域文化。康熙《黑盐井志》分八卷三十一类目，依次为：天文、舆图、疆域（形势附）、山川、古迹、胜景、物产、风俗、气候、祥异、建设、城池、秩官、名宦、关哨、井兵、坛庙、仓廒、水道、学校、义仓、祀典、人物、贡选、乡贤、文行、孝义、列女、流寓、黑井盐政（沿革附）、艺文。从这些卷目可以看出，志书中除突出黑盐井的盐政特色外，还记叙地理、山川、沿革、地域文化环境及风俗特点，将地理与文化风俗有机地结合，描绘出了一幅黑盐井纵贯古今的地域文化图景，从而构建了具有综合性与理论性的地域文化阐释学。
地方志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地域文化是地方志的主体。所谓地方特色与时代特色，其实主要的也就是地域文化特色[15]。地方志得以在中国传承下来，本身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方志的传承就是文化传统的延续，或者说方志就属于地域文化范畴[16]。从康熙《黑盐井志》来看，“盐井”为盐井志的特色地域文化。志书中专列“黑井盐政”一卷，从井名、额课、公费、额征、杂费、沿革、盐法、行盐地方、薪本役食等方面，全方位记录黑盐井的历史与现状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这些都属于广义的社会文化范畴。而黑井的社会文化与其自然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盐井志书是黑井地域文化的最佳载体。康熙《黑盐井志》“盐法”曰：“滇产九井，而黑井居其首。煎煮有菹薪之费也，挽运有牛马之劳也，以视夫出于海，载于舡者径庭矣！此滇之盐政所以异于淮浙之盐政也。”[17]这里明确指出云南盐政与淮浙盐政的不同之处，亦即一方水土培育了一方独特的地域文化，也可以说，《黑盐井志》就是黑井的一部地域文化发展史。
地域文化是由特定区域的地理环境、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以及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18]。在《黑盐井志》中，修志者从以下方面构建黑盐井的地域文化图景：第一，通过“舆图”“疆域”反映黑盐井的地理环境与地域分布。“舆图”小序云：“朝廷设一官，即有一官之土地赋课。相同职守，斯在土地不同，故舆图亦不同也。”其认为，地方官的职守相同，而所在的地域不同，舆图也就不同。该志进一步指出：“我皇上继天立极，中外一统，四海九州，具在幅员，蒙古乌斯，且敕绘备览，矧云南久沐皇仁，而黑井一隅，课甲两迤，虽其所入，不足当内府之毫末，然较之全滇，则亦财赋奥区也。爰绘成图，以俟采风者。”17因为全国一统，蒙古、西藏都奉敕绘图，云南久受天子的德化，而黑井对于云南而言更是财货赋税的腹地，必须绘制舆图，以等待史官采风。所以，志书绘制《黑盐井西岸图》《黑盐井东岸图》各一幅，标注司治、盐课司、盐井、坊、山等重要地点。
第二，在“疆域”中，修志者俨然认为黑井是独立的“实土之区”，“平畴旷野，广厦夏屋，不亚于通都大邑也”，其地“东至神树哨二里，接壤定远县松坪界；南至白土坡，接定远县三道河、广通县界；西至白塔一里，接壤定远县界；北至苍蝇沟、伏隆井五里，接壤定远县界”18。详细记录了黑井的疆域四至，俨然以独立的“行政区域”“自居”。
第三，通过“学校”反映黑井人才培育情况。黑井于明代万历四十五年（1617）卜建文庙，天启二年（1622）“署井司马良德请照各省盐司事例，详定考案，建学设官，巡抚都御史闵宏学具题。八月，奉旨设学正一员，例照州制。”[19]可见黑井设学正一员，例照州制。修志者指出：“今我皇上，崇文重道，加意人材。所在学宫，俾有司以时修理，且训士有文，育财有额。或置义学，或设书院，其所以作养造就之意至厚，有牧民之责者，讵敢忽诸上之□□皇酞，下之倡道风俗，皆于学校是望，而士游其中者，当自思其重，而不敢忽可也。”[20]纂修者认为建立义学、书院是治民官吏的责任，培育人才，倡导风俗是学校的希望所在，为士人提供学习场所是非常重要的，因而不敢忽视学校记述，志书中详细记录了黑盐井文庙、义学及龙江书院情况。
第四，通过“人物”“贡选”“乡贤”“文行”“孝义”“列女”“艺文”等梳理自身的地域文化传承。“人物”曰：“自有云南以来，其人物不多见，而黑井之人概见，是岂教化之未被与抑，亦风气之未开也。不择地，豪杰之兴不待文，如果砥行砺节，刮垢挽近，矫首天壤，则勋庸功烈，彪炳当时，行谊文章；祀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大行名细，行受细名，行成于己，名成于人。”此即对为什么要记录黑盐井的人物阐明了意图，当前“正井诸人士，争目淬厉，立德、立功、立言以求表见之一时也。不然，生长财赋之区，饱暖肥耳，晏安乐逸，苟免侥幸，面见颜厚面，迄名之不成，行之不力，上怨天，下尤人，不又重负兹土也哉”[21]。那么，正值黑井人士不激励磨炼，立德、立功、立言的大好时机，如果不能彰显声名，就会辜负生长的这片土地。所以，在“人物”“贡选”中，分进士、举人、武举、廪膳、增广、附学、武学、赞礼等八类，记录人物130余人；分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巡按、按察司等二十二类，补遗收录迁移黑盐井造丁人员60余人，以求“人材与地方之相轻重如”。在“乡贤”中列明代苏仪、杨真、李友直、李銮、李朝阳等五人，主纂杨璿认为：“以上五人，前后中式文章科目，为井地开风气，虽行事不少㮣见”，但是在黑盐井“开辟之初”，而能考中科举，“不可泯没”，因此“入之乡贤，俾后之读书者，有所兴起焉”[22]，以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在“文行”中记录文章与德行并优的七人事迹，乡党称他们“孝弟朋友，服其信义”，与其“托之空言，不如见之实事”，这些人“或托之诗歌，或写之词赋，其性情衷曲”，那么在千百年以后，会“令人爱之慕之”，也不枉“身履其地，亲见其人”，以让“文行”事迹传诸后世[23]。在“孝义”中，记录以孝义著称的王諹简传，曰：“王諹，岁贡，任大理府学教授，虚心积学，性友爱，诸兄与语，视听惟谨，兄病笃吁天，请代割股，和药以进者，再兄寻没，哀毁无已，抚其兄子女，嫁娶成立，不啻如己出。”[24]聊聊数语勾画了一个为兄割肉和药、兄亡抚养其子女的孝悌人物形象。在“列女”中，记录13位列女的简要事迹，认为黑盐井的女子“生长闺阁之中，缔结罗之好，仰侍舅姑，俯亲针黹”，或“遭逢贫贱，自分糟糠，织履北窗，馌饷南亩，饭粗粝，羹藜藿”，或“事出意外，变生凡席，昊天不吊，良人云殂，仰天槌心”，她们“贫贱以俱老，乡里不知其名，疏远不蒙其面，安常处顺，亦不自知其家庭之乐也”。所以，记录列女以让“党闾歆羡称道”[25]。纵观康熙《黑盐井志》，“艺文”几近一半，“关于地方利弊者，登之不遗”，收录有关黑盐井的碑记、奏疏、诗词曲赋，足见修志者对黑盐井地区艺文作品保存的重视。
费孝通认为：“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26]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指出：“一个社会要想从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是根本不可想象的，离开文化传统的基础而求变、求新，其结果必然招致失败。”[27]地域文化具有稳定性和传承性，它是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在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因素等多种要素的作用下，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逐步孕育和形成的。正是因为其形成要素和机制均具有特殊性，所以造成了地域文化发展中表现较强的形态上的稳定性、历史发展上的传承性和文化外观上的独特性[28]。康熙《黑盐井志》通过具体的记述，全面反映黑井历史上形成的文化认同，充分揭示地域文化的独特性、稳定性、传承性、发展性等特点。如“建设”曰：“滇之有井，其来旧矣。混沌未分，水土莫辨，不知所谓盐也又安有所谓井。井者出盐处也。禹随山刊木，九州攸同，其见于青州曰：厥贡盐。又见于洪范曰：润下作咸。后之人又因其地而别之，东曰斥，西曰卤，要之皆盐也。其时，听民自取用耳。周礼盐人掌盐之政，令以供百事之盐，以下贡上，以资食用，无征榷，亦无专司。迄后，风气日开，嗜欲日烦，居其地者，视卤之所出峪之，使深导之，使宽别其源流，加以匡郭，谓之曰井。又因其无以收藏致远也，乃取沮薪火之煅炼成质，遂名曰盐。唐虞以前邈乎莫考。”[29]修志者引经据典对黑盐井的源头做了系统梳理，又曰：“自夏、商、周、秦、汉、蜀、晋、宋、齐、梁、陈、隋、唐、五代，其地非不设官也。官之名不传也。元明以前附羁縻，葆就之列，其名与地不能尽合，代远事湮，约略可考。”[30]其认为由于不设专职官员治理，则造成黑盐井“代远事湮，约略可考”，进而指出：“南中志，南广蜻蛉，俱有盐官。蜻蛉为姚州，南广则黑井也。又曰：黑于五色中最长，故名其井之大者。白于五色中最著，又名其井。之次者又十二支分之，黑井牛、白井羊、洛井马，而若狼、若孤、若朕、若鹅，则末也。故，九井以黑为首而井自设官以来，出治有署，育才有学，积贮有仓，出盐有井，事神有坛庙，传命有邮递，便行旅有关梁，通运行有地方。今古相仍，规模粗具，例得互考，备载以附于皇舆之末。”[31]可见，黑井地域文化有漫长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在历史时间与空间里具有相对独特性、稳定性。
地域文化有相对稳定性的一面，也有相对变化的一面，融静态性与动态性一体。康熙《黑盐井志》通过“风俗”反映黑井风俗习惯变迁：“自明初谪戍来者，有游宦寄籍者，有商贾置业者，有就近赁居者，故冠、婚、丧、祭，与中州不相远。男不镃基，女不抒轴。习尚繁华，人多慷慨。以信义相高，耻词讼，喜读书，立门户。男不及冠不婚，女不及笄不嫁。不论财丧祭悉用家礼，如新婚之餪，新丧之复挽，近不知讪，笈不辍口。”[32]可以看到，明代黑井地方的风俗习惯，与中原地区无异。因此，“自有明三百年，迄国朝六十七年。生齿日繁，风气日开，教化大行，文章渐著，人物气象，卓有可观。”[33]然而，无奈的是“俗尚波糜士者不能竟其志，农者不能卒其业，工者每葼废，商者多怠惰，其入有限，其出无穷，以致悲叹穷庐，遂成枯落。以故尽一生之日，而卒无再传之蓄也”[34]。由于“俗尚”波及黑盐井地区，导致当地民众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发生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求“守土者，主持教化于上，倡导鼓舞于下。障百川而东之，挽狂澜于既倒。勤以作其气，俭以厚其藏。积日以月，积月以岁，渐之以仁，摩之以义”，如果这样的话，“安知后日之井地，不科甲接踵，家给人足”[35]。这一过程表明，黑井地域风俗文化的动态性，黑井风俗在传播的过程中受“俗尚”的影响而不断变化更新。那么，黑盐井独立地域文化意识的不断强化，最终导致的结果是黑盐井由盐课提举司管辖的“特区”变成真正的独立区划。这一过程是在民国初年完成的，民国二年（1913）政府将产盐的黑、猴、琅、阿四井合并成立盐兴县。这既是黑井作为“财赋奥区”独立运作的结果，也是这一区域新的地域文化观形成的最终标志。
综上所述，参与纂修黑井志书的地方官与当地士人，都自觉认同黑井地域文化。在全国轰轰烈烈的《大清一统志》编修热潮中，他们不想黑井这样有着悠久历史的“弹丸之地”，被疏远或边缘化。在“大一统”的文化背景下，自觉超越狭隘的地域局限，把黑井区域文化图景主动融入国家统一文化规划之中，以致力于建构地域文化，从而表达了“大一统”不仅是独立政区意识形态的自觉渴望，同时也是“非独立政区”官绅士人发自内心的文化认同。因此，有清一代，黑井先后四次修纂《黑盐井志》，在不同的历史时空洞悉地域文化的“巨细缓急，前后上下，其因、其创、其损、其益”30，既客观记录了地域文化相对稳定的传统，又阐明了地域文化的变化更新。可贵的是，修志者在构建黑井地域文化时，以发展眼光处理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同时，又能感知黑井独特地域文化的形成，是由于环境、群体、风俗、时代等多元要素综合交织的结果，这正是《黑盐井志》构建地域文化的精髓所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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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沈懋价.康熙黑盐井志：建设[M].李希林，主点校.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30.
[34] 沈懋价.康熙黑盐井志：风俗[M].李希林，主点校.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25.
[35] 沈懋价.康熙黑盐井志：序[M].李希林，主点校.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7.
陈郑云（1987—），男，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原载于《盐业史研究》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