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之——天灾因素
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殉国，大明亡。
同年，满清入关，占得天下，建立大清，同时为后世的电视剧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说起明亡清兴，很多人是不同意用“捡漏”这个词的，今天咱们也不用，咱们讲事实。我们这篇文章只讲明亡的其中一个因素，即天灾方面。
中国近代气象学家竺可桢在《中国历史上的旱灾》曾说过：“除晋和南北朝以外，雨量特别少者为明代，当时旱灾之总数各世纪之冠。”
我们前面的文章《清朝时期人口增长是否代表社会的进步》中提起过，明朝时期玉米、土豆、番薯、番茄、辣椒等食物传入中国。
但却还没来得及完全普及开来，明朝就已经灭亡。
其实，明朝财政方面出了很大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很多年了，一直可以缝缝补补的继续前进。但为什么到了崇祯年间，就会缝补不住了呢？
那是因为，在之前，并没有发生像崇祯所面临的问题：叛乱规模之大，牵扯民众之广，都冠绝明朝。而且，平叛之后，没多长时间就又会死灰复燃，并且越闹越大。
导致明末华北地区崩溃的直接原因，天灾绝对值得一提。
《汉南续郡志》中也记载了相同的情况：
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
崇祯的运气还真的不怎么好，从即位之初就开始闹灾荒，一直闹到了民不聊生，国家彻底崩溃，而且明朝的底蕴，被万历消耗了不少，而后魏忠贤又一阵折腾，人心方面其实早已经出现了问题。
说到这里插一句，从万历在位期间的种种表现来看，征收矿税、与文官对抗等，其实他早已认识到了国家财政和党争等问题所在，我个人认为他如果励精图治，以万历的能力是可以解决，或者至少解决一部分的，不至于崇祯上台以后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烂摊子。但万历什么都没做，只是苟且的混日子，我认为他是一个被低估的皇帝，同时也是最可恨的。后面有时间了好好说说万历。
说回崇祯帝。从上表可以看出，1636年以前，即1627-1635年，受灾最严重的，是陕西和河南，其中又属陕北受灾最重。一直到1643年，此次先后经历了差不多20年的大旱，在部分地区才开始减轻。
崇祯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
'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文中“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真是当时农民为了活命表现的真实描写了。
李自成是哪里人呢，据记载是陕西榆林米脂县人，我对地理有点分不太清，就搜了一下：
陕北，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李自成《登极诏》里说：'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崇祯所说的' 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看起来李自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同意的，因为崇祯的德行和作为，自登基以来是有目共睹的。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的文章中说：
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败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且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
我们来看一下受灾图：
这种情况，我只能用一句老话来形容，那就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大部分地区都在受灾，又能靠哪里救灾呢？
在《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中，就对崇祯年间的气象变异情况有过详细的记载：1635年“北旱南水，飞蝗遍野，多地大饥”，1640年“自淮而北至畿南，树皮食尽”，1641年，全国“大旱、大蝗、大饥、大乱，人相食”。
当时已经不是能不能收上银子的问题了，而是根本就没有粮食了。
而东北地区的水资源是远远高于华北和西北地区的
也就是说，内陆在闹灾荒的时候，东北地区是受到天气波及最小的地方。但可笑的是，老天爷把最好的天气，给了不种地的人。
于是就发生了，种地的人没有粮食吃，而可以种地的地方却又不种地，没事了还进来抢一把。
这如果在太平光景不算什么，因为明朝几百年就是这么抗过来的，但是在百姓没吃的，朝廷没银子的时候，谁能受得了？
说了天灾，还有一个方面，鼠疫。
崇祯十四年开始，发生过一场历时四年的大旱，而伴随着大旱的，是一场席卷全国的鼠疫。
因为天气的严寒与干旱，导致百姓们没有东西吃，所以就有人去挖鼠洞，因为老鼠洞一般都会囤积粮食。我是农村出身，就这种事，我小时候还见人干过，我亲眼见到过一个老鼠洞挖出来的粮食可以装半个麻袋。
吃老鼠在早前盗下的粮食，可以解一时之危，但老鼠洞都挖的差不多了以后呢，人们就只好连老鼠都吃了，更甚至是“人吃人”！这就导致病毒进入人体，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鼠疫。
《明史》记载：
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病死。
这种被称为“疙瘩病”的鼠疫，在崇祯十四年，传到了北京，崇祯十六年时，开始大面积爆发。
1643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自八月至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史料记载：
“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1644年春天，由1643年夏秋间发生的腺鼠疫转化为肺鼠疫。
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十室九空。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一些染病的村庄甚至无一人存活。
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同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今山西等地），史料记载：“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
李自成进到北京时，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北京根本已经无力组织抵抗，甚至差点就成为一座死城。
清人抱阳生在《甲申朝事小计》卷6中提到崇祯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
“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鼠疫也被传染进了李自成的军队当中，这也是农民军之所以溃败的这么迅速，并且战斗力持续降低的一个原因。
后金军取得天下真的是因为他们骁勇善战吗？
我的看法并不这么认为，第一，后金军人数并不多，如果关内没有天灾，他们是进不得关的，事实上就算天灾人祸之时，如果不是吴三桂开闸，后金同样攻不进来，顶多绕路劫掠一番，而不敢长呆。第二，明军战斗力并不弱，与后金野战也并不逊色，缺少的是政府全力支持而已。有了足够的钱粮，打造关宁铁骑并不是什么难事。
“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狠剽悍……诸军愤恨此贼，一战挫之。”
袁崇焕虽然不在了，因为篇幅问题这里也不讨论他该不该被杀。我想说的是，除了袁崇焕，明朝可以打仗的将领还是很多的，钱粮到位，再造几个李成梁也未尝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