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丨蓝志勇：走在“双一流”奋进的道路上

蓝志勇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一、双一流

2015年，国务院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双一流”）的构想。2017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全国137所高校入选。2020年9月18日，清华大学召开“双一流”建设周期总结专家评议会，邀请校内外专家参会，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经过五年建设，清华大学在引领性、独特性和贡献度方面，展现了我国“双一流”建设新高度，在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方面始终走在最前列，引领了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和发展模式变革，贡献了宝贵经验，在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旗帜作用。综合实力和整体办学水平不断提升，学科建设成效显著，标志性成果突出。办学质量、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声誉持续提升，全面、高质量完成了“双一流”建设任务。

进入21世纪，中国大学在人数规模、资金投入、高水平实验室建设、论文发表数量和学术干劲上，确实进展神速，令世界瞩目。近年来全面推进“双一流”建设，更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波巨浪。当然，也有评论说，是否达标“双一流”，最好是独立评估机构在校外做，让人家说，以免瓜田李下之嫌。也有观点认为，即便人家不说，自己给自己加油打气，梳理回顾奋斗历程，盘点总结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也是很有意义的。事实上，走向“双一流”，不仅仅是成就，更多的是责任和压力。

二、一流的挑战

大学是现代文明社会中最不同凡响的组织之一，是思想、科学技术的前沿，是社会道德正义的培育和守护者，是社会变革的引擎和未来世界的孵化器。在科技发达的今天，高等教育水平已经成为影响一个国家的安全和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建设一流大学不仅仅是大学本身的使命，也是国家的发展诉求。大学要敢于争当先进，勇戴桂冠，有“无我”、“必胜”的勇气和信心。对于清华师生来说，在庆贺双一流建设成就之时，更应该感到的是人民给予的信任、国家赋予的重任和自身肩负的责任。

对于什么是一流，社会上众说纷纭。但大道至简，顾名思义，一流就是最好，就是登封造极、最高层次的标准。过去“四个现代化”的标准，“两弹一星”、“863工程”等都是为跟踪世界发展前沿提出来的，有目标、有方向、有比对，是后进追赶先进，并不谈一流。赶上以后，并驾齐驱，大家都一样，就无所谓一流了。按照辩证法，事物发展到了极致，就应该警惕是否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曾国藩曾说，“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永不骄傲，不为“一流”的名头所累。每一次的成功，就是一次事实上的“归零”，是一段新征程的开始。进入“双一流”行列之时，就是开始自主创新新征程的新“零”点。

站在科学的前沿，进行前人未有的探索，无有可比，标准自然也就难以划定了。花钱多，可以说资源丰富，在新方向上重点投入，挺进尖端；花钱少，可以说经济高效，不浪费资源，性价比高。发表文章多，可以说研究第一，成绩明显；发表文章少，可以说不做低水平重复，而是篇篇精品，质量优先。真正的一流，只有自己知道，是寒江孤钓、十年辛苦，一般人难以理解的；是阳春白雪，和者甚寡，所谓高处不胜寒。一流的科学和思想，需要许许多多这样默默无闻的前沿探路者，做社会甚至同行们都不能理解的研究。

经常，前沿的科学家和思想家需要有自己的共同体，一起用“天书”的方法来讨论“不食人间烟火”的学问，这就是所谓的“大师”云集效应。熟悉科学史的人都看到过一张1927年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五次索尔维会议（Solvay Conference）上物理学家们的合影。出现在照片上的29个科学家中，有17个获得过或在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有机会聚集在一起讨论绝大多数人不懂的问题，是20世纪科学进步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他们汇聚一堂，庆祝物理学在19世纪登峰造极的成就的同时，竟产生了不和谐的声音。在胜利的陶醉和思想碰撞的会议上，出现了爱因斯坦和玻尔（N.Bohr）之争，继而催生出了20世纪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理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第五届索尔维会议合影

有意思的是，这29个人中，当时没有得奖的、特别是后来也始终没有得奖的科学家算不算一流呢？他们是听众，能听懂讨论，也贡献自己的思想。特别是当有争论的时候，谁来评判这两大派别中的“第一”呢？按惯性思维，当然是爱因斯坦。因为他是相对论的创始人，也是早期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基于普朗克的黑体辐射研究，他在1905年提出了狭义相对论，1916年又提出了广义相对论，否定了牛顿力学的绝对时空观，解释了时间和空间的内在联系与统一性，可以说是发展了牛顿力学，提出了量子力学的开创性思维。

但是，爱因斯坦不相信后来哥本哈根学派代表玻尔的新量子力学。玻尔认为核外电子辐射的能量会同时降到低能级上，吸收的能量会跳到高能级的轨道上。这套电子云理论不能描述单个电子的轨迹，只能用概率的方法描述电子云的行为，也无法精确描述和预测单个电子的运动，按经典物理思维，是不完备的理论。因此，爱因斯坦一直不能接受玻尔的理论。他在1919年给波恩的信中写道：“我们应该对新量子论的成功感到羞愧，如果真是像新量子论描述的那样，自然世界就变得没有确定性了。我不相信我们无法精确地预测电子的运动，就只有证明它具有自由意志。”1926年，他又写信给波恩：”我无论如何都相信，上帝不是在掷骰子。”当实验中已经发现，当粒子成对按不同方向变化的比例是非线性、不均等的时候，他又在1949年给贝索的信中写到：“我不是反感量子力学用概率统计的方式分析微观粒子的运动，而是反感他们把这种不确定的概率，当成世界应有的本质。”他还提出了自己对量子纠缠问题的解释。研究发现粒子衰变成为处于叠加态两个纠缠粒子的时候，一旦被观测，波函数坍塌，就有一个确定向上，另外一个就肯定会向下的时候，爱因斯坦还不认输，他提出了自己的假设：观察一个量子的特点，同时知道另一个状态，并不是诡魅的超距作用，就像随机往两个盒子里放一对手套，另一个拿到南极。当打开盒子知道了其中的一个是左手套，就自然知道远在南极那个是右手套，是推理作用的结果。或者说，一定还有一个隐变量，在两个粒子的行为状态之间起到沟通的作用。1935年，爱因斯坦联合罗森等人，提出EPR佯缪理论，质疑量子力学的不完备性。认为量子不能超光速运行（定域论），实验结果不会因为地点和人的观察而改变（实在论），即所谓定域实在论。直到1964年，北爱尔兰物理学家贝尔的贝尔不等式的提出，证明了爱因斯坦所假设的隐变量不存在，才算理论上论证了爱因斯坦的错误。从2016年开始到2018年5月，中国科学家潘建伟领导和参与的10万人的自由意志检验，也证明了爱因斯坦理论的错误。

从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作为学界顶级泰斗和量子力学的创始人，爱因斯坦做了很多努力批评和否定新量子力学，如果他来对玻尔进行评估，他当然会明确地认为玻尔错误。在这样一个前沿性问题的探索过程中，该让谁来决定谁是一流呢？如果让他们相互打分来分配研究资源，会是什么结果呢？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天才和傻瓜之间只有一个小小的不等号，谁都不知道哪天不等号会消失，所谓的标准也就是无所谓标准了。

对“一流”的评价，往往斥诸于数字，这也是近年来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数字不能太过于当真。在甲午战争前，清王朝的海军按炮舰吨位、军队规模等标准计算，在世界上排名第8。但其主力舰队在大东沟黄海海面与排名第11的日本海军相遇，激战五小时，五艘主力舰全部战沉，1000多名官兵阵亡，后来北洋水师的剩余力量在威海卫全军覆没，中日最终签订马关条约，宣告30年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的失败。简单的排名并不是真正的实力，很可能是一个虚幻的美丽泡沫，容易破灭。真正的实力，来自强大的基础和底蕴，来自改革，来自差异性，来自深藏于体制机制之中的包容性和创新力。

当前的大学排名，一部分依赖数据，一部分依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诸如“今日美国”（USA Today）等机构作出的高校排名。其排名依据往往是从生源、资金、师生比、学生就业收入等数据进行比较，这种方式曾被一些西方大学的校长诟病。他们认为，传统名校限制生源，选最聪明和家境好的学生入学，这些学生不教也会出路更好，并不全是大学的功劳。另外，60%的打分来自知名人士的感觉，他们不少会照顾自己学校，或是按自己20到30年前的印象评分。加上不同学校的公关宣传力度不一样，很多排名并不能反映高校现有的实力。不少中国学生冲着一些名校而去，交了大笔学费，结果发现所在的系所只是一个“空壳”，只好以“好的学校交往的人层次高”来自我安慰，但细问起来，自己层次不高的并交不到高水平的朋友。笔者就曾问过一些美国大学的系主任和院长：你一个“一人学科”，也没有多少学生和发表的成果，怎么能在美国排到前几名呢？他告诉我，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不多，他自己当然把自己的分打得很高。所以说，“一流”的评价，其实很有难度，难以做到准确，也不需苛求。有的是真一流，滥竽充数的也不少。在探索前沿的阵地，重要的不是排名，是高密度的知识力、能够参与对话的能力，是强有力的创新文化，是多元与包容、无等级限制、能够发挥一流群体能力的制度环境。如何创造这样一个兼容并蓄的学术共同体，才是一流高校最重要的挑战，要做到这些，需要假以时日，也不是外人能够轻易看透的。

三、一流的特质

“一流”没有标准，但有特质。一流的高等学校一定是一流人才的集聚地，一流思想和研究的碰撞之地。“一流”不仅仅是论文的数量、投入的资金、庞大的学生群，更重要的是无可比拟的群体创新力（innovative synergy），这些能力与以下因素相关。

一流的高校，必有一流的价值标准和丰富的文化底蕴，也就是我们说的除了体制机制外的“软环境”，鼓励创新、容忍不同。前任哈佛大学校长凯瑟琳·佛斯特说过，“大学的成功没有一个特定的模式，正是我们的不同在支撑着我们的强大。”知识密集度和经验密集度高的优秀人才，在一流的环境里，能够感到如鱼得水，有支持、有互动、有挑战、有激励，能够完成他想要完成的工作，不无端受制于莫名其妙的限制。

一流的高校，必然有众多热爱知识、追求真理，努力用知识和技术造福人类文明的有奉献精神的人。学术界也有过优秀的学生该学习什么专业的讨论。在经典物理学统领科学的时候，学生优选学科的顺序是：物理、化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而人文学科的底层是历史和艺术。商业本就不是一个学问，是人际关系和交易能力。进入20世纪末叶，私有化、市场化和跨国公司的出现，大大提高了企业高管的工资水平，对高等学校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时优秀学生在选专业时，次序变成了：商、法、医、工、理、社科、人文、艺术。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学习的目标被功利化了，就像古时候所说的“书中自有颜如玉、黄金屋、宰相门”一样，为的是金榜题名，蟾宫折桂，光宗耀祖，而不是对知识本身的追求。

一流的高校，必须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引路人。一方面有科学的前沿和永不休止的创新前进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必须有强大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作为社会文明的守夜人和社会体制机制变革的开路人。也就是我们说的高尚的政治道德和思想情操。科学技术是工具，既有强大的改造社会的能力，也有强大的破坏能力。在科学技术与市场结合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有国家利用尖端武器侵略他国主权，也有组织用有缺陷或不成熟的能源、数据甚至基因技术掠夺社会财富、奴役他人，破坏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当好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守夜人，需要有强大的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和管理科学的研究来支持。

一流的大学，自然要有一流的学生。如何定义和培养一流的学生，是一流高校最大的挑战。在追赶一流和前沿的时代，需要的是工具型学习能力最强的学生，比如说在同等情况下、按照特定的标准，考分最高的学生。在攀顶登峰的过程中，人们发现，不是考分最高，在应试的漫长“挣扎”中失去了学习兴趣、耗尽了精力、动力的学生，而是对知识有执着追求，有内生动力的学生，才是最后成功的学生。以博士生培养为例，当前的博士生招生，偏重第一学位。一些早年没有机会、早期考分不理想或是其它原因没能考上“985”、“211”的学生，在进入程序之前不少就被刷掉了，因为我们是用统一标准和集体投票的方法决定录取和毕业。博士是非常专业的人才，研究的问题有时要超过本专业的老师。让学术背景和方法背景不同的教师来评审、提问、辅助固然是很好的事情，也是导师组的职责，但让从来没有或很少接触同一领域的学者来投票决定论文研究的选题、对错、甚至能否毕业，还要第一责任人导师回避评审讨论，就是十分荒唐的事情。在跨学科设置和各专业答辩季节雷同的情况下，并不容易找到真正的“小同行”专家，如果导师带领学生做的就是前沿问题，没有别人做过，就更无法合理评审了。笔者熟悉不少所国内外知名高校，知道在有的国内高校中，曾有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的博士生被质问这个问题与政治经济学有什么关系；有老师强行要求做案例研究的学生用经济计量方法来证明一个早就有答案的问题；还有老师质问研究学公共政策的学生说：“我怎么没听说过有‘公共价值理论’？”，完全不知道这是一个有几千年经典哲学底蕴和丰富专业文献基础的概念。还有极个别给学生非学术“下马威”的案例，论文没有看，也看不明白，进门一顿抢白，以显示“师道尊严”和防止学生挑战性的应答。最重要的是，这种委员有投票权和批评权，自上而下的压力性提问很容易伤害刚入学问之门的学生的学术热情。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打一个可能不太准确的比方，猴子和鱼的能力是不应该用一个标准来衡量的。学生的能力禀赋不一样，学习动机不一样，最关键在于他是否有基本素质和内生动力做研究。有些学生为了学位而来，进来发现自己选错了，这时应该有很好的退出机制，使他们不用受来自家庭、同学和社会的压力。大多数只要努力，将自己潜力发挥到最大，并保持研究的热情和动力的学生，就是可用之才。那种一定要学生与有十几年不同学科功力的老师比，还要学生独立创新，是急功近利的高压。当前一些高校，是用5%到10%的概率可能要求100%的实现。如果我们认真看博士生们发的网络消息和微信聊天，看到更多的不是深度的知识探讨，文献共享，或是自由意志的展现，而是关于烦恼、压力、牢骚、师生关系，和就业机会钻营的讨论。不少抄袭、抑郁、甚至更过激的病态行为，就是在这种两头堵、中间放不开的环境下产生的。对如此高层次的人才的培养，不注重学生的内生动力、专业激情，只要机械化和标准化的统一结果，并且在培养的体制机制方面显现出的对学生和导师组的不信任和行政化的管理程序，很难让真正的一流学生脱颖而出。那种偏科、有个性的人才，就更加难以生存了，华罗庚、陈景润这样的非传统人才，就成为了一流高校的不可能。南京大学景凯旋教授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人生的终极目的和意义不是物质的生存，世界本身不是客观实在而是概率。”学生的成功，也各有自己的能级和成功的概率。每一个学生，有不同的才能和不同的学术成熟期，他们都是量子云的组成部分，在特定能量场域的不同的能级运行，支持量子云成功的概率。从社会实践的结果来看，又何尚不是如此。招收真正有一流潜力的学生，形成一流的能量场，容纳学生的不同，是对传统的经典物理时代线性思维管理的挑战。

一流的大学，要有自己的学术执着。巨大的社会趋势和情绪，会对大学产生有强大的影响。大学要有能力保护自己的精英，鼓励他们学有专攻，在最能干的领域里精进。在物理世界，曾有一位享誉世界的中青年理论物理学家发现了“2=0”的粒子现象，并指导使用新材料、新方法发现了“天使粒子”，解决了量子计算的功耗和效率问题，可以在许多关键领域中，包括在量子计算和区块链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这也让他囊括了多项顶级物理学大奖。他本可以凭借他的学术敏锐性、方法论和广博精湛的知识做出更伟大的学术发现，却被卷入做技术开发和运营巨量资本的漩涡，在他不熟悉的领域里深陷，难以自拔，导致了灾难性的结果。对一流学术的消灭，一种是拦阻和扼杀，还有一类其实是不恰当地“捧杀”。一流的大学，需要一流的文化、科研环境和真正的学术执着，功利、市场、技术转让，其实需要另有不同的人才来运行。如果说战马和马戏团表演的马在养法和管理方法上不能一样，基础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研究也不能一样，管理方法和资源配置方法也不能一样。如何甄别这种不同，理解、保护不同的专业精英并持续为他们创造优异的工作环境，是一流大学的真正挑战。

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一流的领导人。大学校长是一个大学最重要的行政官，是大学发展过程中的战略制定者，也是大学高层次人才的使用者，是管理和使用人才的人。我国从传统的计划体制中走来，教师的招聘与安置、教学科研的评估机制、招生与考试乃至学科设置，都有很强的行政化管理的烙印，校园文化、校园管理与建设等许多环节都还在改进和转型的过程中。同时，高校的情况和条件千差万别，一刀切的政策方法难以奏效。一位有远见，有魄力，有改革精神，能够凝聚优秀人才并充分调动他们积极性和聪明才智的校长尤为重要。一位老领导说过：“校长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大学。”大学的事业，是一个优秀大学领导者的终身事业，需要职业化管理。除了国家需要的领导干部，没有任何其它工作该拉走优秀的大学领导人。他们培养和呵护的，是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未来。

一流的大学，在现代世界，必然是文理兼修的大学。自然科学探究大自然和宇宙的奥秘，能促进物质文明生活的进步；人文学科讨论哲学，提炼和升华人类的道德情操，是思想和精神文明的锻造者；而社会科学则是法规制度设计、社会组织变革、改革生产关系的重要推手，是组织文明的中坚力量。不懂科学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不知道社会发展和变化的动力所在；而没有伦理的科学，就没有方向；没有好的法规制度、国家和社会组织的管理，科学和人文都得不到好的发展。另外，学科的发展，也可以从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中得到滋养和启示。社会文明和科学文明之间的互动，如哲学指导科学发现，科学发现推动思维变革等情景，在历史中一再得到展现。所以说，现代人类文明建设和发展需要的三架马车、三大主力，必须要在大学这一重要文明高地中得到统一。历史上，雅典的柏拉图学院对西方哲学的引领，孔子办学对中国道德哲学的影响，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à di Bologna）、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留存和孕育的文艺复兴种子，哈佛大学对美国革命的贡献，赠地学院对美国农业工业的发展，还有中国的北京大学对五四运动的引领，近代革命时期黄埔军校、陕北公学的故事，都是脍炙人口的美谈。未来的方向、未来的发展、未来的创新力量，深藏于一流大学之中。

一流的大学，需要立意进取，不断改革。“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国际上最优秀的大学，都是不断变化创新的结果。知识更新的速度非常快，不是让学生适应老师过去的研究，而是老师集毕生的学术积累，不断研究新问题，进入新领域。不少年逾花甲甚至是耄耋之年的老教授，也是“老骥已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年过八十还在出版研究中国的著作，参加很多学术活动。比较起来，我国大学存在一些独特的、长期遗留的问题，比如近亲繁殖导致高校内部的人事关系盘根错节，校园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学科设置老化，容易与用人单位结成行业同盟，指令性的教育规划和过度行政化的管理，按陈旧的知识结构配置课程和学生，校领导需要管很多教学科研之外的事情，大学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不够强等等。要在全球水平上竞争，赶超日新月异的国际前沿，就需要与时俱进的改革。一流的高等学校，要具备相应的自主管理和改革的能力，走在社会认知的平均水平前面。

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一流的群体来支撑。由于组织管理技术的局限，一流群体的集聚有管理环境和环境生态的局限。就像城市规模过度庞大难以治理，要用竞争性城市群来解决有效集聚和管理技术不足之间的矛盾。差异性竞争是学术成就的良方。所谓“独木不成林，单丝不成线。”如果没有一批同水平的高校来与之竞争，那所谓的好大学便会高处不胜寒，失去继续前进的自觉、动力与后劲，变成徒有空名、经不起评估的花瓶。只有在充分的竞争状态下，学术资源才能在不同的大学间自由流通，有了选择的余地，才能找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从而实现学术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比如说人才，就是最重要的一种资源。清华老校长梅贻琦说过：“大学之道，在于有大师”。而更重要的是，大师不一定要大楼，但要有足够的工作空间和应手的实验室。一流的大学不仅仅看你拥有多少名士，而是这些人在你这里能做什么贡献。试想一下，“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不积极），或者另一个极端，“百谏言不纳”（不起作用），或是大科学家没有好的实验室，这样人才再优秀，也发挥不出作用。所以，找来一条“大鱼”，就要有足够的条件让它翻江倒海，而不是做“活标本”。有了竞争压力，大学才会以更开放和包容的政策吸引和容留优秀人才。美国大学的研究水平之所以世界领先，就是因为他们能吸引并用好最优秀的人才。美国的前沿研究能力，靠四千多所大学为其中的一百多所研究性大学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支撑着许许多多的“一流”。德克萨斯、贝克莱、密歇根、亚利桑那等州立大学，也有能力从哈佛、耶鲁、哥伦比亚、斯坦福等名校挖掘人才。而哈佛、耶鲁、芝加哥、斯坦福也源源不断地从威斯康星、加州洛杉矶分校等高校吸取新生力量。在一流群体竞争的基础上，百舸争流，大学校长各显神通，创造出成就人才的学术科研环境。倘能如此，以中国的人才资源规模，未来能够展现出的学术能力和影响力，即便诺贝尔奖之类的评价标准，估计也只在“一览众山小”的视野之中。

四、结语——战斗正未有穷期

中国的经济和国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人民追求成功和幸福的愿望像今天这样强烈。清华以自己百年的底蕴、认真严谨的精神，聚集了众多热爱专业、勤奋努力的教职工，并通过改革开放以来追逐世界前沿的努力，在全球赢得了自己的声誉，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们并不一定要刻意去和国外哪些大学相比，要比也是比差距、找经验，而不是比声誉。在庆祝“双一流”建设成就的时刻，应该深深认识到，这个“双一流”，不是荣誉和光环，不是骄傲的资本，而是人民给予的信任、国家赋予的重任、和自己必须担当的责任。曾国藩有言：“圣贤成大事者，皆从战战兢兢之心来。”不断攀登科学高峰的勇士，自然是要永不满足，不断努力，披荆斩棘，奋发前行。

高不过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低不过太平洋里的马里亚纳海沟。但是把最高的珠穆朗玛峰放入马里亚纳海沟，珠峰并不能露出海面。这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启示：最雄伟的高峰，也高不过大海的深邃。大海之所以能够成其大，正是因为它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广纳百川。从诞生起就带着民族救亡图存的烙印，经历过浴火重生，有着跨文化基因的清华，一定能够不负使命，在民族复兴、中华富强的新时代，继续以珠穆朗玛的辉煌，以大海的胸襟和谦虚，担起自己的历史重任。晚清诗人龚自珍曾豪迈地说：“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一流的高校就是人才的集聚和培养之地。“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十载奏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厚德载物，“自由之思想，独立之意志”，四大导师对人才要求的标准，对人才的呵护与包容，和恢弘坚韧、立天地之志的学术追求，永远是清华登顶一流，保持一流的跨时代的文化底蕴和精气神。让我们一同携手奋进，“在中华的腾飞、人类文明引领的伟大事业中，再立新功，无愧于自己的伟大使命。”

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清华大学藤影荷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