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回忆：只要背后说了张氏的怪话，过几天必然“失踪”

作者：朱炳东

张氏到鄂豫皖根据地后，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听不得不同意见，哪怕意见是对的。先后有邝继勋、曾中生、许继慎、周维炯等杰出红军将领被张杀害。不仅如此，还肆意“扩大化”，连徐向前元帅的妻子也被处死。

为了监视部队干部战士的行动和言行，由保卫局长领导，给各部队派遣了一名“特派员”。（大部分是保卫局成员），实际是张氏的“耳目”。并成立了一个特别组织，并不对外公开，成员都由基层战士担任。其任务主要是发现部队中有谁说对张氏不满的话；有谁的行动可疑；有反对的苗头，直接向特派员汇报，每周一次。这个组织有自己的特殊介绍信，调换单位时，介绍信也同时带走，到别的单位后，由新的特派员来领导。

1933年1月，在四川巴中参加红四方面军的邹俊程回忆说：当时自己出身苦，没有文化，只有15岁，加上性格活泼，部队里四川兵多，有群众基础，被发展为组员。保卫委员动员他参加特别小组时，再三说明：“你的任务很光荣，直接保卫张主席，这是一条无形的巩固红军的战线。”单纯的年轻战士受上级器重，倍感荣耀。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

一般来说，干工作都需要有点文化的人。为什么要找不识字的战士呢？原来张氏认为：有文化的人，就不是穷人，易动摇，不可靠，不是地主富农，就是特务。他借口部队的“纯洁化”“无产化”，在招收新兵时，首先问识不识字，识字的一律不要。回答犹犹豫豫的，立刻被怀疑有问题，抓起来严刑拷打和逼供。

邹俊程有一个同乡，在总部特务营当战士。两人在家时，两家的茅草房只隔一道山梁，看得见喊得应，经常在一起割草、放牛，都是穷人。不同的是，那个同乡的父母咬牙供他读了两年书，参军时，他看红军招兵，识字的不要，就说不认得字，才当了红军。一次特务营出早操，他在家搞卫生，到秘书房间里打扫时，看见桌上放着纸笔，忍不住随手写了几个字，没有毁掉，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到处追查，最后查出是邹俊程同乡写的。马上被抓捕起来，严刑拷打，逼他承认自己是特务，被处决了。这种做法，直接影响了部队“扩红”，许多当地青年，因为识几个字，不敢报名参加红军。

当时鄂豫皖根据地被张氏搞丢了，鄂豫皖红军也受到损失，西进到川西北，各种议论都有，张氏不是虚心接受批评，而是要保卫干部命令部队里面的特别小组，汇报哪些人议论张氏的错误。问题是：张氏的指挥失误，把基础很好的鄂豫皖根据地搞丢了，干部战士背井离乡，家属被敌人杀害、迫害，部队肯定有怨气。许世友将军在回忆录说：只要有人说怪话，对张的指挥不满，过几天必然“失踪”。而许世友只喝酒，二话不说，喝了就睡，也就没人来找麻烦。

邹俊程也听到了一些干部战士的议论，对张氏的指挥水平产生质疑。邹俊程认为，这些话都是维护红军的心里话，就没有去汇报。时间长了，“特派员”对邹俊程工作表示不满。正在这时，有个南通籍的战士与邹俊程很说得来，不习惯红军艰苦生活，想开小差，拉邹俊程一起走。邹俊程认为，穷苦人离开了红军没有出路，也是耻辱。劝他不要跑，但他就是不听，邹俊程只得向特派员汇报了。邹俊程希望组织能帮助教育他，他只是不习惯部队的艰苦生活，与叛变的性质截然不同。谁知，他被关押起来后就“失踪”了。

有一个女红军，参加红军后，把原先裹着的小脚放开了，周围的人开玩笑，这玩笑却害了她的性命！消息传到张氏那里，女同志立刻被逮捕了。逼她供出莫须有的组织，以后人们再没有见过她。

两个同村入伍的战士，一起上山去玩，说着知心话，吃着家乡带了的花生。却被判为张氏所说的“小集团”，他认为这种两三个人悄悄地在一起的“小集团”，最有“特务”的嫌疑。两个战士被抓起来审问、拷打，让他们供出同谋。他们经受不了刑讯，就胡乱说了几个同乡。结果，这两个人连同供出的人一道“失踪”了。

邹俊程有个叔伯哥哥，叫周天顺。一次在闲谈中说了一句：“当兵吃粮，爹妈没有生。”这是巴中的一句土话。意思是吃了当兵粮的人，拿枪打仗害人，说不定哪天就死在外乡，永远不会回家了，家里只当爹妈没生过一样。这种兵，都是指的蒋军和土匪。这句无意说出来的话，立刻使他这个叔伯哥哥成了“审查对象”，抓了起来。两个月后，他也“失踪”了。

后来，邹俊程才搞清楚这些人“失踪”的真相。一天夜里，他与特别小组的人参加处决一个“犯人”。这个人家庭是富农，参军时瞒过了这一背景。说闲话时，不小心说家里有十几亩田，农忙季节，要请短工帮忙。立即有人将这一情况报告了特派员，被认为是特务，晚上被秘密处决。第二天，宣布此人“开小差逃跑”。邹俊程这才知道，只要查出家庭出身不是贫农、雇农，说错了话；有不满言论，“行动可疑”的人，都在半夜里被特派员叫醒，以找“谈话”为名，悄悄处决了。

尽管这样的“处决”是秘密的，越来越多人的“失踪”，使干部战士也有所察觉。部队那时有句流传很广的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找谈话。”特派员的权力很大，不受同级领导的约束，只接受上级保卫部门的命令。凡是被特派员找去的人，有去无回。这使得干部们小心翼翼，不敢暴露思想。战士们消极失望，逃跑回家的增多，留队的也不敢彼此往来。

张氏不分青红皂白杀人多，也就怕被别人杀。他的行踪只有少数随从才知道，一举一动都十分诡秘。张氏也不允许战士们认识他，有个曾给张氏喂过马的战士，和几个人在路上遇见张氏，立刻惊喜地喊了声：“张主席……”事后就被枪决了。罪名就是他有意暴露张主席的身份、威胁了首长的安全。

上行下效，当时张氏的许多部属，对犯了点错误的人也动辄处决。口碑不错的四方面军后勤部长郑义栽，只因马夫失职，马跑到地里吃了蚕豆，二话不说，提着手枪就把马夫拉到马啃蚕豆苗的地里“崩”了。

还有某位将领，通信员把命令传错了，使连长离开阵地来到指挥所，他见了大怒，认为这个连长怕死，一枪毙了。待通信员回来，一问缘由，又把通信员毙了。

张氏在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骄横惯了，所以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不甘屈居人下，以我为尊，后来的狂妄自大行为，绝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