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证实，隋炀帝兵败高句丽有隐情，李世民或故意隐藏历史！

隋炀帝亡国，与三征高句丽关系密切，不仅损耗了隋朝国力，而且造成百姓民不聊生，激发了社会矛盾，最终导致隋末农民起义的爆发。

其实，最关键的问题在于：隋炀帝没有成功。比如当年秦始皇，不也南征北战，也是滥用民力，但因为打赢了，所以依然能够维持统治，而隋炀帝却没能成功，损兵折将耗费国力之下，才会引发一系列的负面反应。

按照《隋书》记载，隋炀帝兵败高句丽，第一次因为杨广指挥错误，第二次杨玄感叛乱而退兵，第三次高句丽“诈降”，说是臣服却是不服，却骗过了杨广。但对于第一次兵败高句丽，考古却证实隋炀帝之败另有隐情。

对于隋炀帝第一次征讨高句丽，《隋书》记载的内容令人震撼，估计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之一了，直接涉及战争的人员350余万。

《隋书·帝纪第四》：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餽运者倍之。

按照《隋书》记载，将士113.38万，为大军运输物资的民夫是隋军的两倍，这就高达350余万。如果再算上间接服务人员，隋炀帝为了这一战投入不下500万人，可谓是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之一了，估计高句丽总人口也就500万人。

既然如此，隋炀帝为何惨败而归呢？《隋书》记载来看，主要是隋炀帝指挥失误，比如在攻打辽东城时，隋炀帝要求“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于是每一次隋军就要攻陷辽东成时，高句丽就使诈高喊投降，随后又继续抵抗，如此往复多次，消耗了隋军斗志。

尤其是宇文述九军之败上，当时隋炀帝命令于仲文、宇文述等九支军队渡过辽河追敌军，结果这一战损失让人触目惊心不敢相信：

《隋书》：初，渡辽九军三十万五千人，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

渡过辽河的30.5万将士，最终返回辽东城的只有2700人，这一战损率估计也是千古无二了。即便血腥残酷的长平之战，赵军逃出的将士，估计也不止2700人吧。

这一战失败，从《隋书》记载来看，应该也是隋炀帝的指挥问题，因为他要求“公等进军，当分为三道，有所攻击，必三道相知......又，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擅”，所以导致九军配合出了问题，最终大败。

总而言之，从《隋书》记载来看，隋炀帝第一次兵败高句丽，几乎全部都是隋炀帝的问题。然而，考古证实隋炀帝兵败高句丽却另有隐情！

上世纪至今，辽东、陕西等地挖出了不少隋朝将军古墓，其中不少墓志铭上，就有和隋炀帝第一次征讨高句丽有关。其中，有6块墓志铭的记载揭开了一段被隐藏的秘密！

根据墓志铭记载：至少有6个高级将军非战斗死于涿郡（今河北涿州），其中既有辽东道主将杨雄，也有大将军刘德！

可以想象，这只是考古发现的6个高级将军死于涿州，还有没有被发现的，以及中低级军官和士兵，非战斗减员可能更多，自然而然会对出征高句丽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

让大将军刘德、辽东道主将杨雄等6个高级将军，短时间之内死于同地，显然不是水土不服、不是生老病死，而应该是疾病或小范围的瘟疫之类。虽然得到控制，但对隋军打击不小，对战斗力有较大削弱。对于这一猜想，史书记载也佐证了这一点：

秋，七月......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

当时涿郡是隋军征讨高句丽的大本营，征讨高句丽的前一年，“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粮草大军都向涿郡聚集。

因此，大量人员聚集，农历七月的最热天气，加上又不注重卫生防疫，“死者相枕，臭秽盈路”之下，更容易爆发疫病。结合墓志铭的记载，和史书这一描述，不难想象当时隋军战前经历过一次灾难，导致不少非战斗减员，甚至影响了第一次征讨高句丽。

上图注：隋朝和高句丽一共打过四次，第一次是隋文帝在位时期，但每一次都以涿郡为出击的大本营。

然而对于涿郡存在的非战斗减员灾难，《隋书》却没有记载。有趣的是，比《明史》难产好一些，《隋书》也是难产，李渊在位时，“编修数年过后，仍未成书”，一直到贞观三年，由魏征“总知其务”，主编《隋书》之后，经过7年才编撰成功。鉴于李世民对玄武门事变的颠倒黑白，所以不免让人恶意猜想，李世民对涿郡之事也隐瞒了，目的是抹黑隋炀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