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允宗：从歙县走出去的辛亥革命先驱

汪允宗：从歙县走出去的辛亥革命先驱

司马狂/文

自歙县富堨村，过九如桥，继续往前，有个村子名叫大里。村子后面有一墓，靠山碑上写着“辛亥革命先驱汪允宗”。这里长眠着的，正是从歙县走出去的，辛亥革命先驱汪允宗先生。汪先生虽然是革命先驱，其生平却只有零星的文字记录。本文在搜集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力图还原这个应该被世人所缅怀的前辈，有纰漏和不足之处，欢迎诸位留言补充、指正。

求学经历

汪允宗，名德渊，生于1873年，卒于1918年，以字行天下。用过的笔名很多，有寂照、寂因、胜因、王无生、天谬生、钟麟、金刚智等，之所以把这些笔名都罗列出来，是为了防止后续有发现汪允宗先生大作，因为不识其笔名，而错失了。

现在依然可以在网络上找到汪允宗生前所收藏的一套书，书中盖有两枚印章，一撰“寂照所藏”，另一枚则刻的是“新都今事庐汪氏藏书”。于右任曾写过一首诗，诗名《王无生以顾亭林诗集为赠因书其后》，诗里所说王无生正是汪允宗，而顾亭林则是顾炎武。

生在清末的汪允宗，走的是徽州人耕读传家的传统路子。限于资料，其祖上究竟从事什么营生，目前不得而知。多份资料显示，汪允宗少年就先后拜师本县名儒鲍鸿、“江南大儒”汪宗沂，并且追随汪宗沂去的芜湖中江书院读书。其后，又师从朴学大家俞樾，这又为此后汪允宗和章太炎的亲密关系埋下了伏笔，毕竟大家师出同门。

话说章太炎有很大的烟瘾，有一回烟瘾犯了，身上又没有一毛钱，于是就找汪允宗借钱买烟。为此章太炎还主动写了一张借条“今已不名一钱，乞借银元两枚，以购香烟”。你别说，这张借据若是留存至今，且不说章太炎的字值多少钱，单是这段往事，也足以让人心生羡慕的了。

在芜湖读书的汪允宗，得到当时担任徽宁池太广道道台袁昶的赏识，这袁昶也是科举出身，同光体浙派诗人的代表，他任上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扩建了芜湖中江书院。史料记载汪允宗在芜湖中江书院乃是肄业，至于肄业的具体原因无从考据。袁道台基于对汪允宗的欣赏，将其纳入幕府，成为座上宾。

现在歙县博物馆内，藏有一封汪允宗和许承尧的书信，信中开篇有一句“弟此次赴宁为袁忠节专祠立传事”，信中的袁忠节就是袁昶。光绪26年，袁昶因为直谏反对朝廷用义和团抗击外敌，而被处死。后来朝廷给他平反，并追谥“忠节”。由此信可见，汪允宗对袁昶身后事不一般的关心，更反应出汪允宗重情重义的性格。

虽然袁道台对汪允宗非常器重，但芜湖毕竟非久居之地，幕僚也不是汪允宗真正向往的职业。于是很快，汪允宗考入了江南高等学堂。这个江南高等学堂位于南京，是由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在蒯光典建议下，改储才学堂而创办的。这位蒯光典是江南高等学堂的总办，其人是晚晴著名学者，是革新派、清流派的代表人物。更早之前，张之洞委任蒯为两湖书院西监督，主讲西学。

我们无法确定汪允宗具体入学时间，以及汪在江南高等学堂的具体经历。但是诸位仔细想想，汪允宗本来所学皆为中华文化，入得江南高等学堂，有蒯光典这般革新派人物悉心教授，又岂能不会产生革新的思想呢？

只可惜，蒯光典为人正派，具有革新派的思想，这在当时的朝廷中，属于典型的招黑体质。果不其然，没有多久，在刘鹤《老残游记》中那位清官比贪官还可恨的顽固派代表，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为筹军饷，来到南京。因为出京前大学士徐桐告诉他，江南唯蒯某可语。于是专程来江南高等学堂和蒯光典聊天，结果嘛，可想而知，一个革新派，一个顽固派，自然是谈不到一起去，刚毅大人拂袖而去。底下人一看，好家伙，这把军机大臣得罪了，这学校也别办了。所以，蒯光典只好隐退而去。而在蒯光典走了以后，江南高等学堂很多学生都跟随他而去，继续追随他。这其中，也就有汪允宗！

一个人得意的时候，追随者自然很多。但是一个人在失意的时候，追随者必然会少了很多。而在失意时候，依旧能追随的，那才是真正靠谱的人。正是因为这点，蒯光典对于汪允宗格外喜爱。蒯家所藏书籍，汪允宗可以随便翻阅，这当中就有很多西方著作，自此一扇新的大门，向汪允宗敞开了。不仅如此，蒯光典还引荐许多社会名流给汪允宗认识，更有甚者，连对蒯光典青睐有加的张之洞，也因此认识了汪允宗，并对汪允宗极其推重。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汪允宗求学的经历了，其先入国学门，得歙县鲍、汪两鸿儒所传，后又得俞樾的点拨，可谓国学功底深厚。又先后有袁昶、蒯光典两位学而优则仕的正直官员的器重，这就促成汪允宗对时局、对政治有更透彻的研究。此后，不知是纯粹为了学习，还是因为旁的原因，汪允宗还曾远渡东洋，前往日本游学。只是这段经历在诸多史料中，有时间上的紊乱，故而没有办法详细表述。

革命先驱

上文说，汪允宗留学日本一事，在史料中有冲突，主要是汪允宗先生的公子汪邦武回忆说1902年，汪允宗游学日本。而我在更多史料查到的是，1901年间汪允宗、王季同在打理由蒯光典出资，专以印刻严复翻译书籍为主要事务的金丽斋书坊。也正是在此期间，汪允宗与蔡元培成为至交好友。

1902年4月27日，中国教育会在上海成立，这个组织是由蔡元培发起的，主要是上海和江浙一带的新派人士组成，蔡元培是会长，汪允宗和章太炎、吴稚晖等人同为会员。是年11月5日，南洋公学学生爆发罢学风潮，总计有200余名学生退学。这些退学学生向中国教育会寻求支持，于是中国教育会决定在泥城桥福源里成立爱国学社，用以安顿这些学生。汪允宗出任爱国学社的总务，也就是总账房。此经历，同为中国教育会会员的蒋维乔先生撰写有回忆文章，应当是无误的。前面写的章太炎问汪允宗借钱买烟一事，据蒋维乔先生回忆，也正是在三人同在爱国学社工作期间。

众所周知，蔡元培先生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自1901年起，蔡先生与汪允宗已然是好友。其后，两人共事了许久。若汪邦武的回忆无误的话，1902年成立爱国学社后，汪允宗事务缠身，应该是没有时间去日本的。我们可以大胆的猜测一下，或许是在汪允宗成为中国教育会会员后，蔡先生引荐汪允宗去的日本，并因此结识孙中山先生，那么此行应该时间不长，且是抱有明确目的的。彼时同盟会尚未成立，而此后汪允宗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谈及邹容一事，言称“吾党”，可以反推，1902年时候汪允宗应该就加入了兴中会。这兴中会是同盟会的前身之一，汪允宗是妥妥的中国革命先驱人物啊。据汪邦武回忆，在日本期间，汪允宗与于右任、郭礼徵成为莫逆之交，义结金兰。

1903年，邹容出版《革命军》一书，《苏报》持续向读者推荐《革命军》，并先后刊登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清廷大怒，逮捕了章太炎等人，邹容激于义愤，主动投案。苏报案发后，因为《苏报》是支持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活动的，加上蔡元培、章太炎这些中国教育会会员皆为《苏报》撰稿人，蔡元培被迫出走，爱国学社也被迫解散，中国教育会虽然存在却也只能暂时停止活动。

这个时期的汪允宗，在蔡元培、吴稚晖先后出走，章太炎、邹容相继入狱后，一直积极奔走，试图维系住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并能营救出章、邹二人。奈何，清廷对于苏报一案，坚决从重处理，汪允宗只能四处打点，和徐敬吾两个人一个月入狱看望一次。期间，邹容被狱卒打伤，汪允宗请工部局书记朴兰德出面疏通，才得到一次将邹容送往同仁医院就诊的机会。这段往事，汪允宗在上书孙中山的文章里有详细的描述。

如椽巨笔

1903年冬，苏报案的风头逐渐过去了，蔡元培返回上海。彼时恰逢俄国重新占领奉天，蔡元培就与在沪的中国教育会成员一起，成立了“对俄同志会”，汪允宗顺理成章的加入了对俄同志会。12月15日，对俄同志会机关报《俄事警闻》创刊，汪允宗和蔡元培一起撰述论说，并兼译日文资料。《俄事警闻》创刊号就表明：同人因俄占东省，关系重大，特设《警闻》以唤起国民。同时还刊登了一幅新闻漫画《瓜分中国图》，警告国民，外国人就要来瓜分了。

《俄事警闻》在发行73号之后，更名为《警钟日报》，从1904年2月26日编号另起，正式创刊。3月13日，对俄同志会更名为争存会，蔡元培出任会长并为《警钟日报》主笔。该报4月26日刊登了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中华革命军”的消息，首次公布了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可以说，《警钟日报》绝对是孙中山的喉舌，是国内公开传播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第一家。

《警钟日报》革命的色彩很重，文章直指清廷要害，迅速成为全国舆论中心。其中《中国立宪无望于上》，揭露清廷所谓的立宪骗局。慈禧70大寿的时候，这报上直接发表文章《呜呼！无受无疆》。时至今日，看到这样的标题，想想当时的环境，不由对这些前辈肃然起敬。1904年7月20日，蔡元培因爱国女校事务繁忙，辞任《警钟日报》主笔，交由汪允宗出任。虽然汪在任上时间并不长，但正是从《俄事警闻》到《警钟日报》，汪允宗逐渐成长为一个以笔墨为武器，勇敢反抗腐朽封建统治的革命斗士。

1905年3月25日，《警钟日报》被查封。汪允宗却毫不退缩，继续以手中的笔为武器，转战《中外日报》等报社，在报刊上继续针砭时弊，鼓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因此为清廷所忌惮，数度面临险境。到了1907年，汪允宗的至交好友于右任，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汪允宗加入报社，成为主要撰述者。因为自幼得名师教导，汪允宗学贯中西，文辞优雅，又每每都能切中时政利弊之关键，且笔锋犀利，博通经籍，汪允宗成为《神州日报》的核心人物。该报不用满清光绪年号，而采用天干地支纪年，下面标注西历公元纪年，其革命性一览无余。一经推出，很快日发行量就超万分，成为上海最为畅销的报纸之一。

《神州日报》创办不久，于右任就因故辞职，杨笃生、汪彭年先后接手报社，此后由汪允宗出任报社总编。1909年4月22日，上海英租界内两印度工头强奸乡女刘翠英，汪允宗义愤填膺，在其他报社只敢语焉不详的含糊其辞之下，愤然在《神州日报》揭露了事情的真相。不料这一正义举动，竟然惹来英租界和清廷双方面的迫害。汪允宗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岿然不动，始终坚持抗争到底。上海报界一致声援，并由此成立了中国最早的新闻团体——上海日报工会，大家团结在一起，进行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此事之详细由来，在歙县博物馆所藏汪允宗与许承尧的书信中，有具体的记载。

历史进程中，总有很多人会因为特殊的事情而被铭记，汪允宗就是如此。他被后人谨记的最重要一点就是，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上海的时候，汪允宗按捺不住内心的欣喜，连夜执笔，赶写社论，发表在《神州日报》最重要的版面。文章开头就是“天佑我汉，胡运告终”，这是严独鹤在《上海新闻界》一文里面提到的。只可惜，目前我们只能知道，在上海第一个公开报道武昌起义的是汪允宗，但是这篇佳作的全文，目前我却暂时未曾找到。《神州日报》此文一发，不啻于一声惊雷，原本还在张望的上海报界，纷纷响应，争相报道武昌起义。正是舆论之汹汹，才为后续上海光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汪允宗逝世后，其讣告中有句“自辛亥起义，清室值覆，汪允宗以文字鼓吹之功，实相与始终”。这就是对汪允宗在辛亥革命时期所做贡献，最为中肯的评价。

斯人远去

汪允宗负责《神州日报》时期，虽然报纸经营艰苦，但他始终秉持办报之初心，坚定地扛起民主革命喉舌的使命。被誉为报刊“补白大王”的郑逸梅，就曾经说过，《神州日报》一班人，笔墨雄健，一时称盛。这里顺便补充一句，这一班人里，也有汪允宗的歙县同乡黄宾虹。

《神州日报》影响越来越大，终于让窃国大盗袁世凯坐不住了，他先是许以重金，打算以此来收买当时的社长汪彭年和主编汪允宗，结果两位安徽籍的汪先生都断然拒绝。袁世凯恼羞成怒，见收买不成，直接派出军警，捉拿两人。汪彭年没有事先准备，锒铛入狱。汪允宗则在军警眼皮子底下，乔装成黄包车夫，从自己家的侧门逃离。汪彭年迫于袁世凯的淫威，只能将《神州日报》交由袁世凯指派的孙震东。汪允宗则离开了《神州日报》，与上海的其他同志一道，参加声援西南护国军的工作。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内部陷入派系争斗之中。此后，段祺瑞上台，表面上看是将袁世凯的帝制拨乱反正，又恢复了共和国体。但其本质上依旧是封建军阀的做法，汪允宗眼光独到，没有被其表面功夫所蒙蔽，持续在上海各大报纸上发表文章，揭露段祺瑞和北洋政府的真实面目。如此一来，段祺瑞和北洋政府对汪允宗那真的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

1908年9月间，汪允宗胞弟汪劼宗在大通（疑为铜陵大通）大病不起，于是汪允宗自沪上带着堂侄汪希杜，携一位医生一同前往大通。孰料，汪劼宗吃完医生所开药后，竟然一命呜呼，撒手而去。汪允宗没有多想，因为上海报务繁忙，只能和医生一起返回上海。船到芜湖，汪允宗登岸吃饭，席散而去，方才登轮不久，即感不适，接着腹痛如绞，竟然抽搐而死。其死状甚为惨烈，纯系中毒身亡。兄弟二人，相隔一天，接连暴毙，怎能不令人生疑。据汪邦武回忆，他母亲曾告诉他，父亲是被段祺瑞买通医生毒害的。不过，这也没有真凭实据，只能记录在册，真相究竟如何，或许真的没人知晓了。

汪允宗死后，灵柩运回歙县老家，安葬在大里村。噩耗传来，国人悲愤，其开蒙恩师鲍鸿先生写下挽联“俯首哀歌哭李贺，怕弹古调泣颜回”。鲍老称赞自己这得意门生是“三十年前殷勤问学，一支斑管抵十万甲兵”。同为上海报业大咖的《女报》主编谢震先生，写过一幅悼念汪允宗的字，如今网络上都能找到。汪允宗治丧委员会由于右任领衔，汇集了他生前的诸多革命同志。

颇为可惜的是，汪允宗生前留下的诸多遗稿，大多散佚。汪邦武后来整理了有《孟子辑义》14卷、《马氏南唐书笺》20卷、《新都今事庐笔乘》16卷、《志小录》、《诗词存余》、《寂照随笔》等著作，并且请到于右任、许承尧为汪允宗的遗著作序。许翁之序言，下图可见。于公序言开头为“余自亡命海外，即交允宗”，其他内容，时过境迁，汪邦武也无法全部复述。1956年，汪邦武将整理出来的父亲遗稿原件悉数交由歙县新华书店，转献安徽省博物馆。奈何在十年浩劫间，书稿并《神州日报》同仁照片、汪允宗往来书信、汪氏同盟会证章均被抄没，不知所踪……

本文参考文献：

《父亲汪允宗片段回忆》作者：汪邦武

《汪允宗遗简两则》（汪允宗上书孙中山、汪允宗致章太炎书）作者：汪邦武

2010年版《歙县志》

2000年版《上海新闻志》

《辛亥时期报坛先驱汪允宗》作者：郭静洲、姚长鼎

《蔡元培早期报刊宣传活动论略》作者：王颖吉、李筑

《辛亥前期的上海重要报刊》作者：马建萍

《汪允宗和于右任及其书翰》作者：方少求

《由汪德渊与许承尧的书信说开去》作者：王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