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宗皇帝和几位文臣的做法得罪了宦官不假，但是宦官势力再大，毕竟上不了台面，表面上的事情还是宰相说了算。当时的宰相是谁呢？是赵郡李氏的李吉甫。为什么强调李吉甫是“赵郡李氏”，这几个字有点来头。从两晋到隋唐，是非常讲究门阀的。那些有传承、有势力的门阀大族往往底蕴深厚，连皇族都不能与之比肩。比如东晋的王谢两家就是世代簪缨，任凭改朝换代，他们都岿然不动，稳稳占据士族圈子。尽管唐朝自开国以来，几位君王一直在想方设法打压门阀势力，提拔新兴贵族，但那些世家大族并没有被雨打风吹去，依然坚挺。在大唐，有一种“五姓七望”的说法，即五种姓氏、七处望郡，这些家族都是当朝最负盛名、最有实力的所在。“崔、卢、李、郑、王”是为“五姓”，但不是所有姓崔、姓李的人都是名门望族。有了高贵的姓氏，还得出身望郡，才算得上货真价实的贵族。当时的人提到卢氏说的必定是范阳卢氏，其他地域的都不算；郑氏也单指荥阳郑氏；天下姓王的人何其多，但只有太原王氏才是正宗；崔氏家族就分清河崔氏和博陵崔氏两支；李氏家族除了出身皇族的陇西李氏之外，剩下的一支就是传统的赵郡李氏。李吉甫是赵郡李氏的嫡系子弟，其父李栖筠是历经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高官，名望显著。李吉甫步入政坛也是借了家族的余荫，在德宗一朝担任太常博士一职。李吉甫这个人出身好，又很有能力，所以升官的速度很快。到了唐宪宗元和二年，他经过多年的政治积累，已经成为当朝宰相。李吉甫的政治立场很明确，希望在有生之年将威胁唐王朝命运的两大毒瘤——专权的宦官和割据的藩镇一一治理。出身世家的李吉甫一直在有策略、有步骤地向着自己的理想迈步。在朝堂之上，他坚决主张削藩，加强中央集权，赢得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同。对于近在咫尺的庞大的宦官势力，他却按兵不动。他知道以自己目前的实力还不能和宦官集团抗衡，那就先忍着，什么时候力量足够强大了，再学习东汉的士大夫们，对骄奢的宦官们来一场彻底的大清洗。
这么一个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肯定是极为自信的人。可是一个人一旦身居高位，缺少强有力的约束，自信很容易膨胀为自负或者变得刚愎自用。元和三年的几位考生为了脱颖而出，绞尽脑汁地列举朝廷的过失，让李吉甫这位当朝宰相十分不满。这几个考生列举的宦官专权、民生凋敝、当权者炽于武功等过失不就等于在说他这个宰相当得不称职吗？李吉甫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质疑自己的执政水平，所以对牛僧孺这几个考生的文章和为人都极为不满。不过，还没等他有所表示，皇上就下令给这几个“口出狂言”的书生升官了。打脸，赤裸裸的打脸啊，是可忍孰不可忍。宰相虽然位高权重，但也不能随意否定皇帝的旨意，为此，李吉甫想到了“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的双管齐下的妙招。他先查询了几位考生的资料，发现牛僧孺和皇甫湜都是河南的县尉级小官，李宗闵也不过是陕西的一个小参谋官，三个人的官职都不值一提。再看看他们的出身，也算不上什么大富大贵。牛僧孺的祖上有一个叫牛弘的曾经做过隋朝的大官，可是两人相隔二百多年，即便有余荫也荫庇不到他这一辈了。李宗闵倒是唐朝宗室，是唐高祖第十三子郑王李元懿的后代。不过，他的祖爷爷李元懿活着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影响力，更何况死了一百多年之后。再看看皇甫湜，李吉甫乐了。这小子的直系亲属没什么可敬畏的，但他的舅舅竟然是复试官王涯。这下好了，身为考生的亲属，王涯竟然不主动避嫌，还亲自把外甥的文章列为一等，这是“举贤不避亲”还是故意授人以柄呢？有了这个发现，李吉甫的底气更足了。他要上朝“告御状”，恳请皇帝收回成命。于是有了这样一幕：皇宫的大殿上，五十岁的宰相李吉甫跪在三十岁的皇帝李纯面前，声泪俱下，请皇帝收回成命。他的大意是：王涯不厚道，明明和考生皇甫湜有亲戚关系，为什么不主动避嫌呢？裴垍是王涯的同事，说不定私下里也得到了王涯的暗示，照顾一下他的外甥。既然这两个复试官都有问题，那么此次策试的成绩就应该作废！虽然他只是哭诉，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但宪宗却看出眼前的李吉甫大有“你要是不答应，我就长跪不起”的架势。如果只有李吉甫方面不满意策试结果，也还好说。可皇甫湜的策文直指中宫，痛批太监干政，这让那些掌握大权的宦官们情何以堪。眼下他们还没有发力，就等着看李吉甫打头阵呢。李吉甫这一仗若是赢了，天下太平；若是输了，没准就是一场新的宫廷政变。到时候不但这些举子们的官职不保，李纯这个皇帝能不能继续当下去都是个未知数。要说这晚唐的帝王们确实悲催，谁登基、谁退位都在大宦官的一念之间。李纯就是很好的例子，他的父亲是被他和宦官们联手赶下台的，他晚年也是因为殴打太监引起这些宦官的不满，被一个叫陈弘志的大太监杀死的。皇帝们好不容易有点理政的心思，还得顾及老臣们的颜面，因为朝堂之上手握重权的人都是祖辈留下来的老人，不能不给也不敢不给他们面子。后宫的大宦官和庙堂的权臣两边都得罪不起，皇帝除了郁闷还是郁闷。“罢罢罢，这一次就依你便是，等我将来坐稳了屁股底下的龙椅，再腾出手来一个一个收拾你们。”想通了这一点，皇帝李纯做出了让步。他给李吉甫面子，命中书省不必下发擢升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等人的任命。既然皇帝都做出让步了，李吉甫知道继续闹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打算收手。可他没有想到，这场政治斗争才刚刚开始。一直隐藏在幕后的大宦官们也在积蓄力量，伺机收拾一些“不听话”的朝臣。宦官无党，他们自成一派，谁对他们有利，就支持谁；谁妨碍了他们的利益，就收拾谁。元和三年的四月份，一个本应该生机勃勃的初夏时节对于唐王朝的文官集团来说，却是一个黑色的四月。先是皇上亲自下令免除了裴垍和王涯翰林学士的职务，将裴垍降级为户部侍郎；王涯则去就任都官员外郎。可怜的王涯，都官员外郎的业务还没熟悉呢，又有一纸调令下来，让他去当虢州司马，也就是去今天河南省灵宝市（县级市）做一名掌管军政的副官。复审考官都被贬了，初审的主考官杨于陵和韦贯之也不能幸免。他们两个也都受到牵连，出京到地方上任职去了。在唐朝，京城官员的地位一向高于地方官，所以原本地位很优渥的两位吏部高官出京外放，心里很不平衡。韦贯之先被“发配”到了西南做果州（今四川省南充市）刺史，赴任途中又被贬到更偏远一点的巴州（今四川省巴中市）做刺史。杨于陵更惨，被打发到岭南，做岭南节度使（辖区为今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治所在广州）去了。在古代，岭南是蛮荒之地，往往是极不招皇帝待见的人才会被发配到岭南。北宋的大文豪苏东坡不就是被一贬再贬，最后终老在海南岛了吗？“黑色四月”的战斗是宰相李吉甫挑起的，他的初衷不过是不满几个后生质疑自己的执政水准，想给他们一个教训。可想不到事情的发展脱离了自己的控制，被宦官们利用，成为打击文官的一个好机会。李吉甫暗自后悔，但在既成事实面前也没辙。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恪尽职守，在自己的位置上多做点实事，避免成为下一次参加“贤良方正科”的考生们攻击的对象。牛僧孺等考生虽然没有被贬官，但因为这件事也没能高升，只能继续在各自的县衙中混日子，然后等待遥遥无期的升迁。因为李吉甫从中作梗，阻挠了他们的仕途，所以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等人默默在心中记恨这个共同的仇人。他们蛰伏的时间越长，对李吉甫的仇恨就越深。有些事情会随着岁月的流逝慢慢淡化，但是仇恨、怨气却会慢慢地积累、发酵，待时机成熟时，引发一场始料未及的风暴。元和九年（814），李吉甫没有等到当年那几位考生的报复就去世了。可他还有一个叫李德裕的儿子马上就要步入政治圈，迎接那些以父亲为仇敌的同僚们的挑战。晚唐著名的“牛李之争”即将拉开大幕。【摘自：《圈子·段子之唐宋官员博弈实录》 十二叔/著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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