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成蔚丨彭宗孟《侍御公诗集》考论
彭宗孟《侍御公诗集》考论
黄成蔚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罗振玉旧藏抄本彭宗孟《侍御公诗集》进行系统研究，在文献文本深研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料参证分析，还原出了彭宗孟的交游网络，从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晚明东林党对立面的浙党成员，不仅不是像传统认知的那样一味在政治斗争上党同伐异，反而与不少东林党成员也保持着较为友好密切的关系，在生活上更喜与僧道频繁往来。进而将彭宗孟向往归隐与厌弃党争的真实创作风格与思想倾向呈现了出来。同时，彭宗孟作为清初著名文学家彭孙遹的祖父，其“宗唐”诗风对海盐彭氏的文学旨趣塑造也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本文将这条贯穿明末清初的家族文学传承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将此前较少为学界所关注的彭宗孟及其作品，更加客观全面地予以论述。
关键词：浙党；彭宗孟；《侍御公诗集》；彭孙遹
晚明党争从万历中期开始愈演愈烈，参与者也越来越多。除了最主要的东林党之外，还有其对立面阵营：“有齐、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齐则给事中亓诗教、周永春，御史韩浚。楚则给事中官应震、吴亮嗣。浙则给事中姚宗文、御史刘廷元。而汤宾尹辈阴为之主。其党给事中赵兴邦、张延登、徐绍吉、商周祚，御史骆骎曾、过庭训、房壮丽、牟志夔、唐世济、金汝谐、彭宗孟、田生金、李徵仪、董元儒、李嵩辈，与相倡和，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1]传统史学称他们为“齐、楚、浙、昆、宣党”，其中一大部分人因与东林党的现实斗争需要而在天启年间投靠了魏忠贤阵营，还被冠以了“阉党”之名，受到歧视。因而他们的著作及其价值长期无法得到正视与研究，甚至湮没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
但晚明党争的实质和历代党争并无多少差别，都是士大夫之间的朋党之争，因政见、地域或师门之别而党同伐异，齐、楚、浙、昆、宣党和阉党如此，东林党亦如此。而这些阵营中的士大夫，就其人格与才华而论，都是贤愚不均的，不应简单地予以一概否定。而浙党成员彭宗孟就是其中颇值得注意的一位。彭宗孟作为晚明浙党重要成员，《明史》却并未为他立传，除了上文引述的一段文字中提及了他之外，只有在介绍其子彭期生时顺带说了“期生，字观我，海盐人，御史宗孟子”[2]。
彭宗孟的事迹在康熙和光绪两部《海盐县志》里却记载颇详。其中《〔康熙〕海盐县志》的主修者彭孙贻就是彭宗孟之孙[3]，彭孙贻当对其祖父的生平事迹有更多的了解，也乐于为其祖父立传扬名。且《〔康熙〕海盐县志》对彭宗孟的事迹并未有过多美化，还是以事实为依据进行记述的，因此内容较为可信。而其后的《〔光绪〕海盐县志》则大部分因袭了《〔康熙〕海盐县志》的内容，仅略有增补。从两志中彭宗孟的传记可知：彭宗孟字孟公，祖上世袭昭毅将军一职，其父彭绍贤即袭此武职。彭宗孟是彭绍贤的长子，却“避世爵不就，读书成进士”[4]，中万历二十九年(1601)三甲第207名进士[5]，初选朝城县令，有政声，后以御史巡按湖广，忤旨乞归，从此不仕。著有《侍御公诗集》与《江上杂疏》各一卷，其中《侍御公诗集》更是彭宗孟文学创作之集成。虽然两部《海盐县志》已将彭宗孟的大致生平进行了介绍，但诸如其交游、党争心理及诗歌创作理念等皆未言及，而这些正是还原彭宗孟在晚明党争与文坛中地位的重要因素。《侍御公诗集》恰可起到补阙之作用，帮助我们更清晰而深入地对彭宗孟进行研究。
一 、《侍御公诗集》的版本信息
由于之前针对彭宗孟的研究成果阙如，因此学界对其著作的关注与了解程度也相对比较匮乏。其笔记《江上杂疏》于1937年被商务印书馆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出版，流传相对较广。但《侍御公诗集》则一直未得公之于众，后收入《罗氏雪堂藏书遗珍》，原书现藏于辽宁省图书馆，堪称珍本。集前有对彭宗孟的简介及明末兵部尚书熊明遇写于崇祯十六年（1643）孟夏的序各一篇，其中简介的作者已不可考，集后有跋一篇，文甚短，兹录于下：“顷得此于闺人夹刺间，爪侵蠹蚀，殆不胜手指，其刻木今世不传，晒时当手录一编，示我同好。癸酉冬日豹隐居士书。”[6]可见此书原有刻本，但其后遭蠹蚀而朽烂，经豹隐居士抄录，即今所见之清抄本，而原刻本已不知所踪。
此清抄本具体抄于何时，本可据“豹隐居士”而定，但“豹隐居士”为别号，非抄录者真名。查《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增补本）》，别号中有“豹隐”二字者有七位，分别是“豹隐陈大齐、豹隐山房史悠厚、豹隐堂吴宗渭、豹隐堂赵城、豹隐堂赵连城、豹隐楼罗湘林、豹隐庐丁传靖”[7]。其中可考者为陈大齐、赵连城与丁传靖三人：陈大齐生于晚清，实乃民国时人，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职，与彭宗孟同为浙江海盐人，似较有机会获得诗集稿本；赵连城[8]著有《豹隐堂集》八卷，为清同治杏花村舍刻本，可知赵连城生活的时代当在清同治年间左右；丁传靖为晚清著名藏书家与作家，但其生于清同治八年（1870），卒于1930年，跋文写成时间为“癸酉冬日”，而丁传靖所经历过的癸酉年只有1873年，此时尚且三岁，而后一个癸酉年为1933年，已经去世，因而此跋文当不可能出自丁传靖之手。
此书中有多处避讳字，如七言律诗《将入楚境寄诸旧好及君山弟》中句“飘飘六传御□氛，校猎旌旗亦浪闻”，其中“校”字缺末笔，应为原明末刻本中避明熹宗朱由校之名讳；而五言古诗《赠刘少彝》中句“巧肠夺玄功，笔阵矫纵横”与七言律诗《前登岱（其六）》中句“依镇东皇檀帝孙，玄功走望更称尊”，则同缺“玄”字末笔，应为清抄本中避清圣祖玄烨之名讳。可知原刻本当刻成于明朝灭亡之前，而抄本当抄于康熙帝登基之后，抄录者或为保持原书样貌，未将避明熹宗之讳字改过来，因此才会出现清抄本上避明清两代帝王名讳的情况。从中亦可推断，陈大齐生于1886年，其所经历的第一个癸酉年当是1933年，若是他所抄，则抄录于1933年的抄本不能算作清抄本，就算被罗振玉误认为清抄本，则1933年清朝已经灭亡，陈大齐非满清遗老，他在抄录中也无需再为清朝皇帝避讳，所以抄本出自陈大齐之手的可能性亦可排除。至于其余五位别号为“豹隐”者，由于可考线索有限，未能确指，但此抄本诞生于康熙以后当属无疑。
集中共收诗292首，按诗体顺序编排，依次为五言古诗4首、七言古诗3首、五言律诗24首、五言排律7首、七言律诗193首、七言排律1首、五言绝句2首、七言绝句58首，其中七言律诗体量最大，占全集66％有馀。七言律诗大体能看出时间顺序，第一首可确知时间者为《庚子除夕抵都门与刘少彝相劳》，此年为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1600），可知彭宗孟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除夕进京准备参加殿试，并于次年中进士。最后一首纪年诗为《戊辰元旦立春值今上改元》，作于明思宗崇祯元年（1628），此时彭宗孟已辞官回乡多年，纪年诗前后跨度近三十年，从中基本可以勾勒出彭宗孟的仕宦和生活轨迹。
二、彭宗孟的交游唱和研究
综观彭宗孟的交游唱和情况，大致有僧道、同年、同僚与亲属几类，遍布彭宗孟生活的各个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浙党成员的彭宗孟，不仅与齐楚浙党同僚及其亲属多有来往，与反对派东林党成员亦颇多交游。诗题中所出现的人物，有姓名可确考者就达32人（见表1），还有只知字号而未详姓名者，在此不予计入。
另有未详姓名，但知其法号或出家人身份的僧道，在此列表2以示：
细观彭宗孟诗集中的交游情况，一个事实得以渐渐清晰，即晚明党争是有其复杂性的，特别是一些齐楚浙党成员，并非如《明史》中所记“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与东林党如此势同水火，反过来东林党中的许多成员也并没有如此厌弃齐楚浙党成员，作为个体的人，抛开党争中的政治因素，在生活中主导交游取向的还是文人士大夫之间的认同感。从表中可知，彭宗孟的交游唱和活动确实夹杂着党争成分，如齐党的周永春，阉党重臣魏广微，浙党张延登、唐世济、毛一鹭等人。其中固然有后来投靠魏忠贤，加入阉党的魏广微、唐世济和毛一鹭，但从彭宗孟交游唱和对象略可推断，彭宗孟之所以与他们有唱和交往，不能说没有党争因素，但更多的却是同乡和同年的友谊，如与周永春同为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与张延登、唐世济和毛一鹭则同为浙江老乡，而魏广微此时供职翰林院，尚未加入魏忠贤阉党集团，若单论才华，魏广微翰林出身，且仅比彭宗孟晚一科中进士[13]，有着文人之间的认同感亦属正常，甚至在诗中有句“共推接武名臣业，但可疏荣事好传”句，对魏广微颇寄期望。这一交游取向在彭宗孟诗集的其他诗作中亦不难看出。而作为齐楚浙党反对派的东林党，彭宗孟与他们依然保持着唱和交往，如为诗集写序的熊明遇，东林党人马之骐、陈于廷与东林党早期重要成员沈思孝之子沈士皋等。一个传统认识中浙党成员的交游唱和关系网渐渐清晰全面起来了。
三、不同心境中的不同诗风
彭宗孟诗作的风格是随着他不同的心境而变化着的，这些风格的并存，显示出彭宗孟在党争漩涡中的矛盾处境。总的来看，彭宗孟最为突出的诗风体现在两方面：一者为对归隐与佛道境界的向往；另一者为身处党争之中的无奈与愤懑心绪的表露。而身陷晚明党争的士大夫们，也多因党争而遭受这种矛盾心境的折磨。
从诗集中可以看出，彭宗孟与僧道频繁往来，特别是创作了较多有关佛道内容的诗作。其中有与僧道唱和的，有咏叹寺院景色的，还有阐述佛道义理的，这方面的诗作就多达33首，有《银山参无相上人口占一偈印可》《功德废寺》《登玉山寺俄而大风》《为萍踪上人题卷》《过鹤林寺古竹院》《招隐寺》《寿黄羽士竹楼》《香山寺》《碧云寺》《同茅玉英年兄同游灵岩》《登云岫绝顶望海（二首）》《云岫禅林（二首）》《答赠月支上人》《赠僧游五台山》《甘露寺》《晚晴过银山禅堂示知休萍踪二上人》《焦山寺（二首）》《客江千日过晓公兰若题字颇多于其行再成一律》《立夏前一日同孙年兄郊外寓目观西城法座》《碧云流觞因而假宿》《登太和绝顶（四首）》《登塔》《天竺礼大士》《永岳陶文五十寿言兼举子》[14]《银山雄踞江浔，岿然独出，金山意少逊之，玉山则坏土矣。余戏谓萍踪：“山本无情，乃复以物性贵贱生分别大小心耶？”萍踪笑谓余：“山何自知，人自分别耳。”因成一偈》《赠知休上人》《题画赠贞白上人》等。同时，彭宗孟也多有表露向往远避朝政纷扰，归隐林泉的愿望，并的确在盛年辞官，这方面的诗作亦为数不少，有《山家》[15]《山行》[16]《行春》[17]《除夕谢丈见枉讶余岁事冷寂拈韵答之》[18]《方图归未得》《归思》《壬子元旦试笔》[19]《戊午元旦》[20]《家园杂言（二首）》[21]《客有问余近事者走笔答之》[22]等。
随着晚明党争的加剧，国事日非，士大夫们“过去曾经信仰、陶醉并努力追求的社会理想、人生理想、审美理想等，现在看来是那样的幼稚、荒谬、可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纷纷把目光转向自我，觉得只有个人的精神自由、甚至个人的感官享受等，才是唯一实在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23]。如彭宗孟《戊午元旦》一诗，他为了减轻楚地百姓的赋税负担，与朝廷据理力争，但反而忤旨遭切责，原本的人生理想和儒家正统价值理念在现实政治环境的打击下渐趋崩塌，因而他只能将目光转向自我的自由，寻求出世归隐的道路。而他亲近僧道、习悟佛理，正是这种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出世倾向的、寻求自我的浪漫主义文学，恰与符合传统儒家价值理念的、追求积极入世的复古派文学，成为晚明文学的两大主流。受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影响的诗人们“大量咏叹佛道思想，高谈学佛学道的心得体会，以至形成一种时代风尚”[24]，当然，在此并不是说彭宗孟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晚明浪漫主义诗人，而是说浪漫主义因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和心境的变化，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他，成了他诗作的主要风格之一。同时，不独齐楚浙党成员的诗风，但凡陷入晚明党争的诗人作家，其作品亦大多存在浪漫主义风格因素，这是时代的印记，虽然东林党人在传统观念中多是心系天下之臣，但他们的诗作中也有不少亲近佛道，向往避世归隐、目光转向自我的浪漫主义元素。
彭宗孟身处晚明党争的漩涡之中，并身受党争之害，他在诗中也多有反映其对党争的不满与愤懑之情，这也成了他诗歌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亦是晚明特定历史时代中，许多被卷入党争的士大夫们或多或少所共有的心境和诗文创作主题。如果说亲近僧道、向往归隐成就了彭宗孟浪漫主义诗歌的创作，那么对党争不满心绪的流露，则体现出他对世事的关切与无奈。而对现实政治的关切与无奈，又与从治平天下的理想回归关注自我的浪漫主义创作倾向密切相关。
彭宗孟诗中明显流露出党争与仕宦纠葛者，大多创作于其出仕阶段。有五律《与周声仲谈吕年兄事有感》，七律《放剧园亭客有促余赴留铨任者答赋》《除夕谢丈见枉讶余岁事冷寂拈韵答之》《候补久格自嘲》与《贺孝延进士以母老乞南得刑部走笔赠之》。其中大多出自七律部分，而在彭宗孟的诗作中，由于七律数量占比最大，因此也倾注了彭宗孟最多的创作精力。彭宗孟虽然没有对其七律诗进行有意识的编年，但可以清楚地看到，自从彭宗孟赶考抵京的万历二十八年（1600）作《庚子除夕抵都门与刘少彝相劳》一诗后，历经十八年，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辞官，作《戊午元旦》一诗，之间或有告假暂归，但总体来看都是处于出仕阶段，而彭宗孟亦往往会在这些年的元旦和除夕作诗纪念，无意中给诗作进行了编年。从诗集中可以看出，彭宗孟在出仕阶段皆有诗纪念每年的元旦和除夕，而在此阶段的其他诗作大多夹于元旦和除夕诗之间，因而编年较为容易。当彭宗孟致仕归隐之后，有明确纪年的诗仅有《丙寅元旦》《丁卯除夕守岁》和《戊辰元旦立春今上改元》三首，赶考抵京之前则未有纪年之诗。所以，《放剧园亭客有促余赴留铨任者答赋》一诗位于《己酉元旦立春》与《己酉除夕》之间；《除夕谢丈见枉讶余岁事冷寂拈韵答之》一诗位于《己酉除夕》与《庚戌元旦》之间，可知亦作于己酉除夕当日；《候补久格自嘲》和《贺孝延进士以母老乞南得刑部走笔赠之》二诗皆位于《辛亥元旦》与《辛亥除夕表弟贺孝延比部过集》之间，可见这些诗都是彭宗孟出仕阶段对朝政的心得体会。而五律《与周声仲谈吕年兄事有感》一诗，从诗题可知亦是作于中进士以后。
其中《与周声仲谈吕年兄事有感》一诗就反映了一场晚明激烈的党争。事关浙党领袖沈一贯，而同为浙党的彭宗孟自然也不能免，此诗即其党争心境的吐露：
吏议关何事，时清忌楚吟。右文元盛世，薄技悔童心。
避去名都尽，藏来器自深。非君能顾曲，不敢觅知音。
彭宗孟是归属于浙党阵营的，而浙党的创建人就是沈一贯，史载晚明“党论渐兴。浙人与公论忤，由一贯始”[25]。彭宗孟万历二十九年（1601）中进士，此年九月，沈一贯即进位为内阁首辅，史载“会志皋于九月卒，一贯遂当国。初，志皋病久，一贯屡请增阁臣。及是乃简用沈鲤、朱赓，而事皆取决于一贯。寻进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26]。其实按《明史·宰辅年表》，自从万历二十六年（1598）内阁次辅张位罢官闲住，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九月赵志皋病卒，内阁中仅有辅臣赵志皋和沈一贯两人，而赵志皋一直处于养病状态[27]，遂导致“事皆取决于一贯”，即拥有了等同于内阁首辅的实权，因而作为浙江同乡的彭宗孟得以在此时中进士，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曾受到沈一贯直接或间接的提携，但于沈一贯掌权时中进士，后又归属于以沈一贯为首的浙党集团，其中亦不可谓没有渊源。
在诗歌首句“吏议关何事，时清忌楚吟”中，就暗藏着激烈的党争情况。从诗歌的创作时间来看，诗中所指的党争事件应当是以万历三十三年（1605）之乙巳京察为核心的一系列政治冲突[28]，在此番党争活动中，以沈一贯为首的浙党成员与政敌们发生了激烈的对抗。所谓京察，就是对官员的定期考核，因此官员的升降沉浮皆系于此，京察制度自明宪宗成化年间始，到万历年间已成定制，一般每六年进行一次，逢巳、亥之年即行京察。由于京察关乎官员的沉浮去留，万历中期以后，京察制度就被党争双方所利用，成了打击敌对势力的政治武器。
乙巳京察中党争的导火线源于“楚王案”，史载：“（万历）三十一年（1603），楚府镇国将军华趆讦楚王华奎为假王。一贯纳王重贿，令通政司格其疏数月余，先上华奎劾华趆欺罔四罪疏。（郭）正域，楚人，颇闻假王事有状，请行勘虚实以定罪案。一贯持之。正域以楚王馈遗书上，帝不省。及抚按臣会勘并廷臣集议疏入，一贯力右王，嗾给事中钱梦皋、杨应文劾正域，勒归听勘，华趆等皆得罪。”[29]郭正域是另一位阁臣沈鲤的亲信，二人都与东林党人相交颇厚，认同于东林党的政见，因此与浙党为敌。郭正域与沈鲤本欲借“楚王案”打击沈一贯，却遭浙党反攻，最终以沈一贯全胜告终，遂心有不甘，欲借乙巳京察再度出手。京察由沈鲤亲信温纯主持，史载：“始，都御史温纯劾御史于永清及给事中姚文蔚，语稍涉一贯。给事中钟兆斗为一贯论纯，御史汤兆京复劾兆斗而直纯。纯十七疏求去，一贯佯揭留纯。岁至乙巳，大察京朝官。纯与（杨）时乔主其事，梦皋、兆斗皆在黜中。一贯怒，言于帝，以京察疏留中。久之，乃尽留给事、御史之被察者，且许纯致仕去。于是主事刘元珍、庞时雍，南京御史朱吾弼力争之，谓二百余年计典无特留者。时南察疏亦留中，后迫众议始下。一贯自是积不为公论所与。弹劾日众，因谢病不出。三十四年（1606）七月，给事中陈嘉训、御史孙居相复连章劾其奸贪。一贯愤，益求去。帝为黜嘉训，夺居相俸，允一贯归，鲤亦同时罢。”[30]党争的结果是沈一贯与沈鲤两败俱伤。
现存史料中虽尚未找到彭宗孟在乙巳京察中遭到打击的记载，但他作为沈一贯浙党成员，亲历了激烈的党争，目睹了沈一贯之败与朝局的动荡，发出“吏议关何事，时清忌楚吟”的慨叹，借楚吟以表对党争的不满与哀怨之情。但彭宗孟作为一位正直的士大夫，虽然面临着被政敌借京察以打击的危险，却依旧以豁达磊落之心面对吏议。这种哀怨与豁达相交织的情感，正是彭宗孟身处党争中的真实心境写照，最后只能是“避去名都尽，藏来器自深。非君能顾曲，不敢觅知音”，放下心中的抱负，走向避世的林泉，感叹知音难觅、世事多艰，借诗歌来宣泄一腔无奈与纠结。因此，彭宗孟诗中凡涉及党争者，多少会带有一些愤懑避世的情绪。又如《放剧园亭客有促余赴留铨任者答赋》一诗：
面对同僚们催促自己赴任，彭宗孟并没有感到欣喜，反而觉得朝中党争官员如同聒噪的黄鹂，使自己烦扰。同时，虽然家乡浙江出了许多朝廷公卿，并形成了势力庞大的浙党，但自己却不想被卷入其中。党争中官员们的进退，往往与自己所在的党派荣辱与共，因此如果出仕，也往往会被认为靠己党势力而进，彭宗孟已经厌烦了党争，不愿意被党争左右自己的仕途，因此说出了“我自家园多阀阅，肯容捷径使人疑”之语，无奈与不平之情跃然纸上。面对逼人的党争形势，彭宗孟只能感叹“年华欲焕任难攀，那遣尘氛到石关。幽兴转于为圃熟，野情只解看云还”[31]与“移官我亦曾南国，悔落京尘逐路歧”[32]。万历三十九年（1611）辛亥京察，浙党随着沈一贯罢归而渐趋失势，京察大权落入东林党手中，于是对浙党成员进行打击，彭宗孟自然受到波及，但他依然以豁达与不屑的心境冷对党争，于当年作《候补久格自嘲》，将不满与愤懑随着嬉笑怒骂宣泄出来：
彭宗孟的内心深处是厌恶党争的，但又无奈被卷入了党争之中。他所交游之人中有齐楚浙党成员，也有东林党成员，他只想做一个为国为民的官员，不想在党争中耗尽光阴与才华。他复杂矛盾的心路历程，也只有通过自己的诗作得以表露，一个真实的彭宗孟，与传统史家眼中“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之徒大相径庭。
在党争漩涡中沉浮的彭宗孟，虽然对仕途的抱负渐渐幻灭了，但作为文人士大夫的他，依然注重对家族后辈们的教育和培养。特别是在他的孙辈中，出了彭孙贻和彭孙遹堂兄弟，彭孙贻长于史学，而在文学上，则彭孙遹的成就较为显著。彭孙遹于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鸿词科第一名，官至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明史》馆总裁，成为清初文坛上的一代领袖人物。关于祖父对乡人亲族学养的深刻影响，彭孙遹曾在《重修海盐学宫序》一文中回忆道：“窃念自祖父以来，由乡校以宾兴于国者，于今盖三世矣，其沐浴于学校之泽者，不可谓不深且厚矣。”[33]特别是对自己的子孙，从彭宗孟诗《病中闻龙孙[34]诵书声志喜》中，即可见其殷殷关切之情：
听到自己孙辈的诵书声，甚至感到病情恢复都有了起色，可见心情之愉悦。彭孙遹亦在《盤城游草序》中说：“然予窃有以为龙孙慰者，予家自侍御公以风流被服，兄弟姑姊妹若而人，才质皆不后于人。”[35]海盐彭氏后辈学养的积累，彭宗孟实导其先，功不可没。
彭宗孟由于诗集长期湮没，未受到学界重视，因此少有对他诗风的总结与评述。但从受其影响颇深的彭孙遹诗中，或可梳理出海盐彭氏自彭宗孟以来的诗风传承。对彭孙遹的诗风，历来认为是颇具唐风的。如清初邓汉仪《慎墨堂诗话》评价彭孙遹的诗风道：“羡门丽秀逸之才，兹为应制，亦复云霞珠玉，摇笔而生。能不以延清见许。”[36]延清即唐初宫廷诗人宋之问的字，邓汉仪认为彭孙遹的应制诗不让唐人宋之问，亦可证明彭孙遹诗作唐风馥郁。又王士禛《渔洋诗话》评彭孙遹诗风道：“余尝喜讽诵之，谓刘文房、郎君胄无以过也。”[37]将彭孙遹比作中唐著名诗人刘长卿和郎士元，亦可见彭孙遹之诗颇宗唐风。且《两浙诗话》载：“羡门工诗词，与新城王阮亭齐名，时有'彭王’之称。”[38]王士禛在清初力倡“神韵说”，是宗唐的一代诗坛盟主，彭孙遹与他齐名，亦可知其诗风之旨归。
彭孙遹诗风宗唐，应当是受到了彭宗孟这位家族文脉始祖的影响。虽然有关彭宗孟诗风的直接记述很少，但亦可从彭宗孟诗作中读出一丝唐风。关于明末清初诗坛的宗向问题，大致有唐宋之争，而唐宋诗风之别，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已明确指出：“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珀，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39]综观彭宗孟诗，但凡咏物写景，总以吟咏意象为尚，并未在诗中以文字、才学和议论相标榜，韵律流畅且不喜用典，可见与宋人诗风是存在明显区别的。如七绝《途中杂咏（其二）》一诗：
不仅意向蕴藉，意在言外，毫无议论用典之桎梏。且首句亦可看出受到了唐代李白名作《清平调》中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的影响。现在虽很难找到彭宗孟诗风宗向的直接证据，但从他现存诗作来看，其诗风近唐而远宋，当属可证。也正因为彭宗孟如此之诗风，才对其孙彭孙遹产生了较深的影响。
四、结语
[1]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6161页。
[2]张廷玉等：《明史》，第7115页。
[3]按潘光旦所列“海盐彭氏家族世系表”，彭宗孟生子彭期生，彭期生生子彭孙贻。另，彭宗孟复有子彭原广，彭原广生子彭孙遹，下文中还将提及（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19页）。
[4]彭孙贻、童申祉：《〔康熙〕海盐县志》，上海书店，1993年，第224页。
[5]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582页。
[6]彭宗孟：《侍御公诗集》，辽宁省图书馆藏罗振玉旧藏清抄本，卷末。
[7]杨廷福、杨同甫：《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增补本）》（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04页。
[8]按，赵连城在其所著《豹隐堂集》中作者题名为“赵莲城”，可知本为一人，现统一从“赵连城”之名。
[9]诗题中“茅玉英”真名未详，但可知此诗是彭宗孟写给进士同年的，而与彭宗孟万历二十九年（1601）同榜进士中，茅姓者唯有茅瑞徵一人，故推断茅玉英即茅瑞徵。
[10]张廷玉等：《明史》，第6161页，有“齐则给事中亓诗教、周永春，御史韩浚”。
[11]张廷玉等：《明史》，第7846页，有“自秉谦、广微当国，政归忠贤。”
[12]张廷玉等：《明史》，第6161页，有“浙则给事中姚宗文、御史刘廷元。而汤宾尹辈阴为之主。其党给事中赵兴邦、张延登、徐绍吉、商周祚，御史骆骎曾、过庭训、房壮丽、牟志夔、唐世济、金汝谐、彭宗孟、田生金、李徵仪、董元儒、李嵩辈，与相倡和，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第6163页有“而浙人唐世济、董元儒遂助嘉遇排击。”第6825页有“都御史唐世济荐霍维华”，霍维华为崇祯帝钦定阉党逆案中人，可知唐世济与阉党成员霍维华亦有交情。第7933页“而（温）体仁阴护其事，又用御史史范、高捷及侍郎唐世济、副都御史张捷等为腹心”，可知唐世济以为温体仁集团重要成员。
[13]按《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下），魏广微中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同属阉党的毛一鹭与其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584页。
[14]诗有“漫说彭籛多道术，何如弘景有丹方”句。
[15]诗有“拟向此中携室住，重来异境恐难求”句。
[16]诗有“但得胜游常借客，不须归办买山钱”句。
[17]诗有“近日耕余人足否，再从父老话桑麻”句。
[18]诗有“幽兴转于为圃熟，野情只解看云还”句。
[19]诗有“赖是偶容藏拙日，寂寥偏爱子云居”句。
[20]诗有“巴峡春回江涨急，家山雪后海云低。萋萋莫赋王孙草，拟办轻帆下五湖”句。又有自注曰：“余以疏免藩田，蒙恩罚治切责，尚未得代，往遇岁节，请代多得旨。”可见彭宗孟思归心切。又王彬修，徐用仪纂《〔光绪〕海盐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上海书店，1993年，第838页载：“（彭宗孟）巡按湖广，纠参承天守备内监杜茂，故纵爪牙盗葬显陵山麓，内𡧟为之敛焰。福藩膳田多派楚省，额数不足部檄，括废藩产，宗孟疏争括地非祖制，奉旨切责，再上疏，夺俸。司道惧欲加楚赋以充额，宗孟曰：'异日就封者以为例，楚赋将日重，使者宁以身任责。’三上疏争之，神宗稍悟，终不加谴。施秉苗与民争田，哄黔抚张鹤鸣，檄楚师夹剿，公屡与争，谓黔患在仲苗，彼施秉黑苗争田小哄，一有司事耳，未可骚动全楚。黔抚怒，上疏愤诟，楚师终不出，施秉苗旋戢黔，后果发难仲苗。乙卯，赠解额，藩司请加征，宗孟曰：'民力竭矣，岂可再加括赎锾充之？’是年各省俱加赋，楚独否。向来巡方币岁，瓜期易人更代，神宗末年倦勤，丛脞章奏鲜所报可，即棘试多愆期焉。宗孟既以膳田忤旨，请代疏屡上，候命四年，留中竟不下，仍以亲老乞归，拜疏即行。”可见彭宗孟为民谋利反遭切责，致使其灰心而寻求弃官归隐。
[21]诗有“占得人间丘壑长，不妨巢许买青山”句。
[22]诗有“壮志久摒非伏骥，童心难遣是雕虫。人疑幻迹藏名外，老爱闲身习懒中”句。
[23]廖可斌：《明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399页。
[24]廖可斌：《明代文学思潮史》，第496页。
[25]张廷玉等：《明史》，第5758页。
[26]张廷玉等：《明史》，第5756页。
[27]张廷玉等：《明史》，第3372页。
[28]《与周声仲谈吕年兄事有感》的前一首诗《过周声仲年兄夜话奉和（其二）》中有句“千里怀人梦，三年去国思”，“去国”一词可理解为离开都城，也可理解为离开家乡。彭宗孟万历二十八年（1600）除夕入京参加科举考试，次年中进士。按《〔光绪〕海盐县志》：“万历庚子、辛丑联捷成进士，谒选得朝城县”（《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上海书店，1993年，第838页）。由此可知彭宗孟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赴任朝城县令。因此无论是离开都城还是家乡，当万历三十三年（1605）乙巳京察之时，三年之数皆可成立。且《与周声仲谈吕年兄事有感》与《过周声仲年兄夜话奉和（两首）》依次排列，交游人物亦相同，可以推断其创作时间不会相隔太久，此诗作于乙巳京察前后当属无疑。
[29]张廷玉等：《明史》，第5758页。
[30]张廷玉等：《明史》，第5758—5759页。
[31]语出彭宗孟诗《除夕谢丈见枉讶余岁事冷寂拈韵答之》。
[32]语出彭宗孟诗《贺孝延进士以母老乞南得刑部走笔赠之》。
[33]彭孙遹撰，霍希胜点校：《彭孙遹集》（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87页。
[34]龙孙，即陈遇辰的字，陈遇辰亦海盐人氏，陈、彭两家为姻亲世交。按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中“海盐彭氏家族世系表”所列，彭孙婧与彭孙遹同为彭宗孟子彭原广与妻刘氏所出，而陈遇辰之妻即为彭宗婧，因此陈遇辰乃彭孙遹的姐夫。两家既为姻亲世交，故陈遇辰自幼与彭家孙辈子女多有往来，受到彭宗孟的影响，被当做孙辈一样教养。
[35]彭孙遹撰，霍希胜点校：《彭孙遹集》（中），第489页。
[36]邓汉仪撰，陆林、王卓华点校：《慎墨堂诗话》（四），中华书局，2017年，第1522页。
[37]王士禛撰，丁福保汇辑：《渔洋诗话》，《清诗话》（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71页。
[38]陶元藻编，俞志慧点校：《全浙诗话》（下），中华书局，2013年，第1212页。
[39]严羽撰，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6页。
注：本文发表于《文献》2021第2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黄成蔚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