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阳：“让” 荀慧生先生唱“直隶梆子”吧！
“让” 荀慧生先生唱“直隶梆子”吧！——刘新阳
近日，先后在今年第二、三期的《百戏斋》上拜读了周桓先生的《荀慧生没唱过“河北梆子”》与甄光俊先生的《事实是不能改变的》两篇文章。对此，笔者不揣冒昧，很想略陈鄙见，说说我的个人看法。
荀慧生先生
关于“荀慧生与河北梆子”的议题，五年前笔者即在《中国京剧》上有所了解，前后的《荀慧生唱陕西梆子之说辩误》、《究竟谁误》、《奇文共欣赏疑意相与析——答周桓先生》等文章，笔者也都曾经非常认真拜读过，而且至今记得还比较清楚。据笔者所知，“河北梆子”正式被定名是在1952年，尽管《中国戏曲剧种手册》中把“河北梆子”又叫做“京梆子”、“卫梆子”、“直隶梆子”和“秦腔”，但此前在老艺人的口中却大致只称其为“梆子”或“秦腔”，由此可见《手册》中说河北梆子的前身是“山陕梆子”是毫无疑问的，正是因为河北梆子的前身是“秦腔”——陕西梆子，所以在建国前与“河北梆子”被正式定名前的一个时期内，它也曾被广泛地称为“秦腔”，这也是戏曲史上前后会有两个“秦腔”（即陕西梆子和河北梆子，建国后，相关部门对戏曲剧种的名称加以规范，被定名的河北梆子才停止使用了“秦腔”的叫法）的根本原因，只是如果不深入了解戏曲史的普通戏迷不会注意到这个问题，有时反而容易造成混淆。
至于荀慧生先生开蒙以及“正乐三杰（艳）”坐科那会儿学的是什么梆子，我揣测可能是由“山陕梆子”发展至“河北梆子”之间的一个极其特殊的“过渡”或“雏形”剧种（就像1790—1840年间的“花部”或“乱弹”在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称为“京剧”一样），否则荀先生为什么会当着原河北省副省长高树勋的面说“我这个河北梆子剧院院长，可没学过河北梆子”这样的话。其实，荀先生这么说也不见得没有原因，毕竟民国十七年（1928年）以前尚无“河北省”一说，所以在荀先生初学梆子的时候，我估计他本人也根本就没听说过有“河北梆子”这个词儿，想来这也是荀先生会说他学的不是“河北梆子”的原因。例如今天已习惯称为“中文”的一词，过去也确实曾被称为“国文”和“汉文”，尽管从字面上看略有“咬文嚼字”的嫌疑，但是荀先生所要表达的意图却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荀先生在公开发表的一些文章中说他幼年学的是“河北梆子”，想来也是所谓“从俗”的办法，正像今天如果把“中文”再说成为“国文”或“汉文”，反倒容易造成歧义了。
倘依笔者拙见，如果把荀先生在幼年时学习的这个“过渡”或“雏形”剧种称为“直隶梆子”，可能会在定义、称谓和区别上更贴切一点。假使是这样，我想周、甄二位的所要讨论的问题可能也就不再是问题了。
我个人以为，今天能够订阅《百戏斋》的读者与能够为《百戏斋》撰稿的作者，在当今都是很可贵的，因为他们都是深爱并极度关切当今戏曲发展与命运的人，也正是因为这个简单和无私的原因，才使得这些可能在一定范围内不受“欢迎”的人因《百戏斋》而走到了一起。因此，《百戏斋》的全体同仁还需精诚团结、上下一心，齐心协力地发表个人的看法，表露自己的心声，并敢于向当今戏曲界搞“歪门邪道”的人和事说“不”！
2007年4月12日
关 于荀慧生先生唱“梆子”问题的一点补充
前日写了一篇《“让” 荀慧生先生唱“直隶梆子”吧！》的小文，后来看到了友人大乐（扶风新韵）的《也谈荀慧生先生所唱“梆子”的问题》，又给笔者带来了一点启发，现将可能也是不对的补充意见整理如下。至于先前随笔写成的《“让” 荀慧生先生唱“直隶梆子”吧！》，则待他日再与本文综合、修改，并另拟文题再成一文。
无可厚非，荀慧生先生在改工京剧之前曾经学、演过梆子，但现在问题的焦点却是荀先生究竟唱的是什么“梆子”。要搞清这个问题，我觉得只能从教荀先生唱“梆子”的师傅入手进行探求。而不应简单地由河北梆子形成的大致时间决定。例如，河北梆子最初形成于清“道光年间（1820—1850）”（见《中国戏曲剧种手册》），但生于1853年的侯俊山以“十三旦”走红时唱的却还是山西北路梆子。
荀的梆子师父是庞启发（艺名庞艳云），而庞启发的师父则是侯俊山（艺名十三旦），然在几乎所有的戏曲工具书中都把侯俊山定义为“山西梆子、河北梆子演员”，侯俊山最初学的是山西的北路梆子是毫无疑问的，只是“宣统三年（1911年）返张家口定居，后期以演河北梆子为主”（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第120页），可见他在1911年以前唱的大抵还是山西的北路梆子（尽管在20世纪初，侯唱的也许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北路梆子，但至少也不应是绝对意义上的河北梆子），而荀先生得太老师侯俊山的指点却是在1910年随师父进京之后。由于在时间上，各种梆子腔的演变和形成不可能是“一刀切”出来的（例如，通常认为京剧形成的时间大致是在1840年左右，但它却不等于“京剧”是被鸦片战争“打”出来的），因此荀先生这时唱的至少也应该是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梆子，即其中既有北路梆子的血统，又有后来河北梆子的雏形。由于在在“河北梆子”被正式定名之前还出现了“京梆子”、“卫梆子”和“口梆子”等不同地区的不同的叫法，而北京、天津和张家口等地实际又都属于河北（即直隶），所以我觉得在理论、规范和划分上称这一时期的梆子是“直隶梆子”还是相对比较合适的。
在这里我还想说，荀慧生先生并不是一名专门研究“河北梆子”历史的研究员，也不是教授《中国戏曲史》或《戏曲史论》的专职教师，因而他在戏曲史论和戏曲理论等方面也必然不可能达到今天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或中国艺术研究院与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教授的那个水平。加之，荀先生个人幼年学习梆子的那个时期又恰是河北梆子和梆子艺人在衍变、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所以要让荀先生为他学的这种“特殊”的梆子准确定义，显然也是不切合实际的。
以上是笔者在学习过程中一点不成熟的看法，还请诸位方家批评指正。
2007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