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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冲击、飞机停航、贸易停滞、南极气温破纪录、大数据、权利平等、气候变化、欧元、5G……世界在变，进入21世纪以后似乎被按下了加速键。
197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充满活力。此情此景仿佛仅见于1914年前的那个时代。那时的定律仍适用于今天。现代人有能力激起千层浪，并日夜辛勤劳作，最终渡过重重难关。
今天，爆炸的信息让人们难以理清看似突然的变化究竟从何而来。历史学家试图从历史的源头开始系统追溯当代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是如何以及何时出现的？哪些是真正的新问题？哪些问题在历史上已有先例？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让我们重新审视“当代”，历史学家独特的视角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
有两股新的潮流取而代之，影响着21世纪早期……这种新的经济通过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建立在国家退出和市场力量释放的基础之上……文化经济化的溢出效应会遍布在功能逻辑社会越来越广阔的区域中以及市场组织的原则里……○ “更快、更高、更远”，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像以前一样，世界大战和法西斯独裁政权的时代影响着集体记忆。对当代的理解基准期已经逐渐失去了其意义。相反，伴随着加速化、全球化和数字化世界的经验出现了两个新的参考时间：20世纪70和80年代。在这个年代，力量被释放，出现了世界3.0；在1914年之前，则是世界2.0时代。第一次全球化带来了全球贸易、全球资本流动和世界性的移民，同时还有新加速的体验。电是在19世纪后期数字化，同汽车、飞机，还有六天自行车赛和重新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一起走向了“更快、更高、更远”。最迟从查尔斯·达尔文开始，人类产生的历史不再是因为上帝创造人类，而是回归于自然法则，这使得世界1.0时代这个原本被大家所相信的确定性不复存在。众所周知，人类不愿意“在宇宙中孤单”，所以人类创造了新的确定性。“对整体的渴望”推动了从候鸟协会一直到改革教育学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最后对“人民共同体”的渴望被纳粹分子所利用。一个“纯种的”、“不分阶级的”社会乌托邦就是对现代危机的回答。但是在西方民主中对确定性的追寻也一以贯之。专家把社会的形象塑造成社会技术型模式，从斯堪的纳维亚的“人民家园”到第三世界优生的概念与发展独裁，再到凯恩斯的“全球控制”。○ 凯恩斯提出的宏观经济学被认为是20世纪知识界的三个革命之一这些20世纪的秩序蓝图影响了直到1973年趋势转型前的整个20世纪，同战后繁荣的经典现代一同走向结束，就像它在19世纪后期展现出来的一样。有两股新的潮流取而代之，影响着21世纪早期。一方面，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被市场导向型的政策经济所取代，这种新的经济通过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建立在国家退出和市场力量释放的基础之上。这种交易导向型的股东价值资本主义模型与数字化和全球繁荣的推力一起扩大。文化经济化的溢出效应会遍布在功能逻辑社会越来越广阔的区域中以及市场组织的原则里。它们会加入市场导向型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行列中，并占据所有的竞争、排名、评级、数量与份额。1973年危机的第二个结果是后现代。米歇尔·福柯提高了要求，“不一样地思考”，让-弗郎索瓦·利奥塔揭露普遍共识是排除偏差的工具。他们的结论是对整体的再次拒绝：“宏大叙事失去了它的可信度。”之后则是从中发展出的加强了的社会多元化和遗留下来的现代秩序观念的解构——民族、性别的顺序或者是来自“西方”的纲领。在巴黎大学讨论课中首先看起来像学术玻璃球游戏的事物，在社会和政治中以令人惊叹的涓滴效应传播开来。利奥塔错了，如果他认为不仅整体性还有对它们的追求也丧失了，因此后现代不同于经典现代的话。相反，“对整体的渴望”被证明在世纪之交没有被破坏，并且在遗留下来的现代秩序观念的解构中看出一个新的结构：融合文化。多元化管理和反歧视被作为新的准则，平等被作为目标而确立下来。这是对在遗留下来的现代秩序中被歧视和排除的人类的主动补偿……文化包容倾向于社会以结果为导向、国家进行管理代替社会自我管理的理念。尼采充满挑衅的问题，在什么条件下人类创造出“善恶的价值判断”，包含了其基本思想：秩序不是被给予的，而是被创造的。它被固定在公开可说和可做事物的框架内。它预先规定人们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它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在不断改变，至少是通过权力冲突或者通过变化着的条件而进行改变。70年代从凯恩斯主义到市场导向型的重新定位就是这类框架变化。这个框架被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撼动。另一种趋势随着新一次的框架改变——即1973年之后的第二个趋势转折——占据了支配地位。这种趋势也同样从80年代开始显示出来：融合文化。遗留下来的现代秩序观念的解构从生活方式、性生活或性别关系来看，被作为解放了的多元化而受到欢迎：“什么都行！”多元化本身很明显长此以往下去还是微不足道的。自相矛盾的正是成为了整体观念的多样化。多元化管理和反歧视被作为新的准则，平等被作为目标而确立下来。这是对在遗留下来的现代秩序中被歧视和排除的人类的主动补偿。这些人拥有其他肤色或是残疾人、同性恋以及有其他性向的人，特别还有妇女。性别成为接受社会不平等的优先类别。关于哪种歧视是被认为需要消除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关于公共秩序冲突的权力问题。塔尔科特·帕森斯早就确定，排外会像“逻辑阴影”一样接替每一次包容。在这种情况下，阴影存在于传统家庭形式的话语边缘化中，在这种传统家庭里不上班的母亲在家里培养她们的孩子。文化包容导致社会多元化和开放性、标准化和解放的增强。同时框架的改变规定了可说的事物的新界限以及接受了被压制的包容性的意识形态训练。文化包容下，人们对自由的理解也在改变，它表现在德语的“平等”一词从“平等的权利”到“平等的地位”的语言变化。西方自由在1990年之后的社会－文化多元化中产生，它创造出新的方向需求，在没有限制的经济自由中，在2008年深陷于诚信危机之中。市场自由化在国家责任中结束，风险与赢利都从责任中被分离，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给个人责任的基础以沉重打击。结果是进行重新定位，改变为平等多样性和弥补劣势的国家温和自由。文化包容倾向于社会以结果为导向、国家进行管理代替社会自我管理的理念。这种自由思想的改变是从另一种层面上进行观察，组合成一种包容性的发展；在个人责任和竞争力之上建立的欧洲货币联盟的原则随欧债危机而转向为连带责任和转移支付联盟的路线，在政治经济学上则回归为国家干预友好型的宏观经济。变化的推动者主要由三种力量构成：技术－经济发展，思想、言论和行动的统治框架以及事件、危机和外部冲击……世界的变化走向何方？一个目标是不可能看出来的，最可能被观察到的是去除边界和增加边界的运动与反运动。古典时期紧随着狂飙突进运动，“对整体的渴望”和20世纪宏大的秩序草图也追随着19世纪晚期遗留下来的确定性的瓦解，文化包容出现在80年代的市场自由管理和加速多元化之后。历史的变化交替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更加高级的方向，既不是朝着衰落的方向，也不是走向一个更好的世界。有的只是很多的困难和惊喜。旧的问题不会被新的替代，而是它们相互叠加交织在一起变得越来越复杂。路径依赖出现了路径改变，连续性也发生了修正。变化的推动者主要由三种力量构成：技术－经济发展，思想、言论和行动的统治框架以及事件、危机和外部冲击。也就是说，很多未知数都在游戏当中，越来越多的数据和计算能力并不能协助取得可靠的预测。更确切地说，预言的故事如此令人震惊。从“工作团体的结束”到弗朗茨·贝肯鲍尔1990年的预言，德国国家队在这一年将不可战胜、无与伦比。历史观点表示出对预测的怀疑，它与自恃成比例增长，而自恃就可以预言。所以会有这样的疑问：如何对待历史变化的不确定性。在这里历史随时准备好与经验相悖。一方面，现代的人类、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总是在变化着的环境下展现出惊人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20世纪才经历了毁灭性的失败。早在古代哲学和中世纪共相之争中就确立了两种与现实之间的基本思维方式。根据柏拉图式的传统，共性存在于个性之前——首先是理念。这类思想来源于愿景、模型和理论，发生着影响深远的改变，同时受到通过各种方式重塑世界并创造新人类的整体的诱惑。这就是意识形态和宗教原教旨主义、市场原则的激进化和“伟大转型”以及“欧洲神圣化”和包容的绝对文化的共同基础。另一种思想传统来自于亚里士多德：共性只存在于个性之中——这种理念不能同具体实践割裂开来。不是宏图引导着这种思想，而是经验和日常理性。在这种观点中，那些今日被认为是正确的事情，明天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一步步前进，为了能够在必要时可以及时改正方向。但其危险在于，根据实用主义，这会错过必要的改变和道岔位置。未来的集体将会努力把两种思想传统的优点结合起来使缺点最小化。如果把模型和统计当做辅助工具使用的话，它们是非常有用的；但如果把它们当做目标，则会变得有害。如果思想脱离了实际，那它将会非常危险，它长期引导着影响德国的绝对文化。简单地讲个故事：有一天，年轻的威廉·富特文格勒和他的老师考古学家路德维希·柯蒂斯在山间漫步。柯蒂斯说，他觉得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要比贝多芬的弥撒曲要更加虔敬庄严。“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富特文格勒回答道，“我们就没有办法再一起漫步了。”完整的制度提纲和牢固的框架是排除偏差的工具——在后现代认知后没有返回的退路。这些工具调整看法，明天可能被认为是错误的，在今天被认为是正确的；假装诚实坦率，一切都会有所不同。亚里士多德说，不可能的事很可能会发生。根据历史经验，未来会在双层意义上完全不同：不同于现在，也不同于我们所想象的。我们在宇宙中是孤独的，没有什么是确定的。像指南针那样有帮助的是坦率而非自恃。这适用于未预料到的危险、对自由的新威胁或是意外冲突。谁会预料到战争回归欧洲或是伊斯兰国家？我们期望的是，在21世纪的未来会比20世纪少一些改变。这当然也适用于积极的可能性。在一篇波斯童话中，有三个聪明的塞伦迪普王子在旅途中找到了很多有用的发现，而这些发现都不是他们刻意寻找的。这就是他们机缘巧合的生活原则：只有那些对一切可能与预期不同的事情持开放态度的人，才能利用不可预见的机会。所以才会有哥伦布成功发现美洲，所以才会有袋泡茶和青霉素的发明，当新的思想与现实意义结合，当代史才会对未来无所畏惧。当代史是一部充满了多元、冲突与不确定性的历史，如何在这样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梳理出一条论述的线索，是作者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本书尝试用历史学方法对其进行粗线条的勾勒和阐释，主要涉及20世纪后半叶以来全世界范围内在科技、世界经济、环境能源、思想智识、社会生活、政治秩序、欧洲一体化、国际政治等多个领域的发展，同时揭示了数字化和全球化的巨大转变对思想和政治文化的影响。作者在进行历史回顾的同时，还对人类未来的整体命运进行了审慎的预测。安德烈亚斯·罗德(Andreas Rödder)，1967年生，德国美因茨约翰古登堡大学现代史教授。1995年在波恩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前往斯图加特大学任教。2005年至美因茨约翰古登堡大学任教，主要关注19-20世纪的国际关系史。他曾于2001-2002年到慕尼黑历史学院担任访问学者，2004年至美国布兰迪斯大学任访问教授，2012-2013年至英国伦敦的经济学与德国史研究院（伦敦学校）任访问教授。他出版了《德国——不可分割的祖国》，《重新统一的历史》（2009）等五部史学著作，广受学界重视。“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书，一位让人钦佩的学者！安德烈亚斯·罗德对当代德国做出了精彩的分析。”（Hans-Peter Schwarz），《法兰克福汇报》“安德烈亚斯·罗德对我们的社会及其最新的变革做了精湛的描述。使人欣慰的是，终于有一位满身学识、‘文弱’的史学家勇气十足地剑指远方。”——Thomas Schmidt，《世界报》2015年9月26日——Romain Leick, 《明镜周刊》2015年9月26日“一本价值很高的书：创意新，启发人并不可或缺，因为只有了解过去，才能真正理解当代。”很高兴听到商务印书馆希望出版《21.0：当代简史》的中译本。《21.0》是我这个德国人撰写的，所以不可避免地带着德式的世界观，打开一个透过欧洲和西方文化圈的全球的视角。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以及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经济新星，具有其特殊的意义。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和中国人彼此知之甚少。但是中国作为“位于世界中心的国家”（Reichder Mitte），一直是让欧洲人心生向往的地方。可惜的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华文明的伟大成就在欧洲只有部分为人所知。如今，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世界中，联系变得更加容易，来往于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人数从未如此之多。然而，仍然存在许多偏见和误解。因此，不应该有先入为主的想法，而更重要的是去努力了解彼此。在《21.0》中，我试图向德国和欧洲的读者传达有关中国崛起的基本信息，特别是自1979年以来的中国形象。另外，我也在书中传达了这一发展的历史轨迹。同时我也非常高兴，中国有兴趣了解欧洲对于世界的看法。最重要的是，《21.0》这本书试图传达对当代的历史认知：历史是开放的，它没有控制整个世界走向的宏伟目标，也没有可以推演出历史发展的既定规律。但无论如何，放眼历史，我们可以推断：未来将与今天截然不同，并且也与我们今天所期望的完全不同。在面对意料之外的发展、不可预见的机会、无法预测的风险，以及其他社会群体及其生活方式抑或各种可能性时，开放是如此重要。由此，21世纪的世界迫切需要人们增加对彼此整体性的理解。人们相信存在着一个适用于所有社会的全球文明模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种互相交流是多么重要又多么丰富，当我与本书译者朱颜谈到这本书时就感受到了。她已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我要感谢她的这一杰出成果，以及她为中德两国互相了解做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