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该公众号上，莫言不仅定期发布自己的文章，还积极与网友“打成一片”。8月16日，莫言用语音回复部分网友留言，画风超萌，金句迭出↓↓网友@麦克斯韦的电磁波：“原本觉得这样的大家离我好远，但是如今莫老师开公众号了！我的次元壁破了。”莫言：“谢谢你，你这个电磁波，把我电得也是很兴奋。你这个次元壁把我一下子给打蒙了，什么叫次元壁？我立刻就百度了一下，我也明白了。你这个留言也让我的次元壁破了。”网友@A有料：“莫言老师写作寻找灵感，以前是抽烟，现在是喝酒，未来是不是烫头？”莫言：“烫头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要有茂密的头发，我头发这么稀稀落落的，要烫的话就只能烫头皮了。后来我一想不对，网友说烫头肯定不指的是烫发？一搜索我才知道，原来是这样一个梗，于谦的三大爱好：抽烟、喝酒和烫头。那让他去烫头吧，他头发多。如果再加一个爱好，那我就烫脚。”网友@不觉春：“看完莫言老师的《觉醒年代》剧评，完全瑞斯拜，没文化的我只会说《觉醒年代》yyds。”莫言：“瑞斯拜，我刚开始也不知道什么意思，yyds我也不太清楚，好在现在搜索方便，我一搜索我就明白了。”网友@3683396815：“给您留言感觉压力山大，毕竟是给诺奖得主留言啊。”莫言：“千万不要有什么压力啊，我就是个普通人，你会的很多东西我肯定不会。当然也许在舞文弄墨方面，我会稍稍地比你经验多一点。好，那我们互相学习吧。”有人说：“莫老师别人追星我追你！”有人说：“莫老师绝对是文学界说相声最好的，yyds”。还有人说：“可爱到不敢相信是本尊，老莫，如果你被外星人绑架了，就眨眨眼。”↓↓自8月2日至今，莫言的公众号已经发布了《我为什么叫“莫言”？》《莫言和你聊聊天：终其一生做个平凡的人，有错吗？》《莫言和你聊聊天：文学最大的用处，就是没有 用处》《莫言：我为什么想跟年轻人聊聊天？》以及《莫言回复网友提问，画风超颠覆！》等文章，篇篇阅读10万+，深受年轻人追捧。在《莫言：我为什么想跟年轻人聊聊天》一文里，莫言表示，自己想跟年轻人学习，“学他们的语言，学他们的思想，学他们的习惯，以及他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在莫言想学年轻人语言，引发全民关注的今天，我们不妨再来回顾，当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背后的“翻译风波”，一起探讨中国作品该如何走出国门？翻译家应有何作为？莫言作品的英文译者葛浩文，其“连改带译”的翻译方式值得推崇吗？有人评价，莫言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应改为“诺贝尔文学翻译奖”，正是因为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对莫言原作进行大胆删节甚至改写，迎合了西方读者的阅读趣味，才引来诺奖评委的青睐。莫言作品的美国翻译葛浩文，被中美媒体称为“莫言唯一首席接生婆”。有评论称，没有他把莫言的多部小说翻译成英文，莫言的影响力恐怕难以深入西方，他对莫言作品的世界影响力居功至伟。莫言得奖之后，葛浩文声誉日隆，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葛浩文的“连改带译”翻译观也受到一些译者的推崇。不少学者认为文学翻译忠实于原著已经成为中国作品“走出去”的绊脚石，翻译中国作品必须按照西方读者的阅读趣味，连译带改。葛浩文在翻译《天堂蒜薹之歌》时，甚至把原作的结尾改成了相反的结局。
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李景端认为，在当今的世界文坛，中国文学的话语权相对薄弱，葛浩文式的翻译是话语权薄弱的作品为了走进国际市场，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下策”。
“葛浩文翻译的这种方式，是他的权利，他那样改，在国外有市场，这是事实，也不乏成功的案例，因此我们尊重他，我不否定。但这只是一种选择，绝对不是翻译的最佳选择。”
“这首先不是翻译的问题，是中国文化话语权的问题。”李景端举例说，爱尔兰意识流文学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是公认的世界名著，“尽管《尤利西斯》非常难懂非常怪诞，但全世界几十个国家的译者在翻译时，没有一个译者敢动原著一个字。为什么？这是世界名著，话语权强，人们只好非常谨慎地对待它。”李景端说，从中可以看出，翻译本身并不决定作品有多大的价值，决定作品价值的还是作品本身。“我们要走出去，但是我们要走的应该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善意的有所改动，可以接受，像葛浩文，把故事的结局都改动了，那还叫莫言的作品吗？”李景端说，我们需要对莫言的作品进行冷静的分析，得诺贝尔奖是好事，但不能因为得诺奖，就丧失了中国文化本身应有的尊严。当然，也有持支持观点的，认为翻译行为中的删改是正常的，应该充分肯定海外译者的意义。比如，苏州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季进表示，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的传播，主要面临语言的障碍和文化的障碍，尽管海外译者的翻译方式存在一些争议，但正是他们的参与，才保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有效性。
“如果你不经过这种改写，没办法披上一个外国语言文化的外衣的话，恐怕很难得到真正的接受。像王安忆的《长恨歌》，其开篇的《弄堂》，在翻译时也是被删掉的；阎连科的《受活》，海外译者对河南方言的处理，也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像'受活’的翻译，在河南话中有苦中作乐的意思，被翻译成“列宁之吻”。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还是应该充分肯定海外译者的作用。”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杨乃乔则提出了翻译过程中的“创意写作”这一观点。他说，葛浩文在做翻译的过程中，在译录语的语际下，抄用译录语际下的民俗观念等等，对莫言的小说进行转换，这种方式是可以被允许的。
“为什么？首先译录语文本，必须要满足译录语语际下的读者阅读，就像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合译《红楼梦》，他们做的是异化翻译，在本土语际下读起来会有隔膜。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es）的翻译The Story of the Stone（《石头记》，即《红楼梦》），他在翻译的时候做了大量的创造性的再书写。”
杨乃乔进而提出，翻译的过程是源语文本和译录语文本之间的文化观念进行转码的过程。美国的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魏卢迪，曾探讨过翻译在建构世界文学体系当中发挥的作用。他认为翻译不是复制，而是改写，它融入了译文文化环境中的信仰和价值，是独立于原文文本的。然而，这是否就背离了我国翻译大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理念呢？就像杨绛先生也曾经做过比喻说“译者是作者和读者的'仆人’”，“忠实”是否才是翻译的首要义务呢？其实直到现在，翻译圈内都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那么，在你看来，翻译家究竟是一个中介身份，还是应该从“隐身”走向“显身”呢？欢迎在文末留下你的观点，聊聊你关于“翻译是复制还是改写”的看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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