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洛孔特 ：英国脱欧与英国例外论

按：本文作者约瑟夫·洛孔特 （Joseph Loconte），是纽约国王学院的历史副教授，著有 God, Locke, and Liberty: The Struggle for Religious Freedom in the West. 在文章中，洛孔特认为英国人的脱欧运动不单纯源自欧盟当下的移民政策和债务危机，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 不管其意图如何高尚，欧盟所体现的一套价值观本质上与英国的历史理想和制度不相容。说白了，英国例外论不可能与欧盟方案中的世俗的、左派的设想和平共处。

英国脱欧与英国例外论

发明现代民主政体的国家（即英国），正面临被吞噬的危险。

美国的文化精英们将英国公民脱欧的渴望诋毁成歇斯底里：这种癌扩散源自本土主义、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的衰败土壤。举例说来，《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罗杰·科恩发现这有点“不可思议”，多数英国人可能在6月23号的全民公投中投“赞成票”，即主张脱欧。科恩说：“我相信理性最终会战胜精神错乱。”

然而，只有那种堕落的自由主义才会搞不懂：为何英国人对欧盟失望。不管其意图如何高尚，欧盟所体现的一套价值观本质上与英国的历史理想和制度不相容。说白了，英国例外论不可能与欧盟方案中的世俗的、左派的设想和平共处。

大西洋两岸的自由派已经选择性地忘记，大不列颠为现代民主国家奠基时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不像任何欧洲国家，英国发展出了自然权利、法治和陪审团审判的传统——所有这些都受到了基督教文化和制度的启示。甚至孟德斯鸠，这位和分权学说有着紧密联系的法国理论家，也以英国为榜样。“他（即孟德斯鸠）是英国宪政热情的仰慕者，”罗素·柯克在《美国秩序的根源》中指出，“他发现自己所处的时代，最好的政府形式是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在那里，臣民们享有个人和公民自由。”

回溯到数百年前，英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为这些理念所强化。“法国国王依赖权威和暴力，英国则寻求各层级（从议会到教区）的同意与合作，”伦敦大学的历史教授约翰·米勒写道。“路易十四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于统治精英以及国王的官员们普遍接受了绝对主义的原则。这些的观念在英国则不受欢迎。”

确实——远在麦迪逊、杰斐逊、卢梭之前，英国的革命者便排斥了政治绝对主义。他们申明了人的自然的、不可转让的权利，并从这些权利出发重新设想了政府的目的。

他们争论的本质是同意（consent）理论：上帝赋予的个人自由，允许个人选择政治和宗教信仰。正如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下篇》（1690）中所言，政治权威只有获得了被统治者的同意，才是合法的。“如前所述，人就本性而言，是自由的、平等的和独立的，任何人不能转让这一权利，屈服于不曾得到自己同意的政治权力。”

现在，让我们把它和欧盟（霍布斯或许会称为“庞大的利维坦”）做一番对比。部长理事会，欧盟最有权势的决策机构，由非民选的公务员组成，它可以不经成员国同意，将政策强加于成员国。尽管英国不是欧元区成员国，但它要服从非民选的欧盟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各种规章，一年至少有1000条，规定地事无巨细，从橄榄油集装箱的尺码到移民政策。与此同时，一个不对任何机构负责的欧盟法院有权判决，英国的国内法律是否与欧盟法律相一致。

或许，关于欧盟对英国主权的践踏，最好的总结来自司法大臣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作为部长，我发现有数以百计的欧盟新规章摆在我的案头，英国议会不曾要求过这些规章，而且我本人或任何其他英国政治家也无权改变它们，而这些规章压根不能使我们更自由、更富裕或更公平，”戈夫在宣布支持脱欧时解释道。“（英国的）部长们要根据选民的诉求行事，或运用自己的判断力为国民利益采取正确行动，然而欧盟对部长们的掣肘，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诚然，欧洲的移民政策和债务危机为英国的脱欧运动添了一把火。但是，大不列颠和欧盟方案的不和有着更深的历史根源。“对英语民族而言，借此机会，我们要思考我们的诞生蒙了神的赐福，”丹尼尔·约翰逊——总部设在伦敦的《观点》杂志的主编——写道，“多亏了我们无处不在的语言和独一无二的价值观（我们的知识分子对此嗤之以鼻，后果他们自负），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能像我们一样，将如此多的人转变成西方文明的皈依者。”

讽刺的是，一些脱欧运动的反对者抬出温斯顿·丘吉尔——他在捍卫英国政治成就上可谓独一无二——称其为欧盟创始人之一。1946年9月19日，丘吉尔在苏黎世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面对苏联共产主义咄咄逼人的威胁，欧洲的不团结前途暗淡，故而，丘吉尔呼吁创建“欧洲合众国”。目标在于为欧洲各民族的“和平、安全和自由”提供制度架构。

这是欧盟的一项成就——同时得到了美国和北约的有力支援——再爆发一场欧洲大战已经变得不可想象。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大陆，和平已经得到了保障。

然而，部分是由于欧盟机构日益蔓延的专制主义，丘吉尔关于欧洲团结的其它目标——安全和自由——正遭受攻击。而且，没有哪一个欧洲国家能像英国——长久以来，它一直是欧洲安全和自由的捍卫者——那样，面对攻击表现得如此警觉。从阿金库尔战役（1415）的亨利五世，到滑铁卢战役（1815）的威灵顿，再到索姆河战役（1916）的英国远征军，最后到诺曼底战役（1944）的英联邦军队——英国的文化身份始终与“维护欧洲自由”绑在一起。

这便是英国例外论，自由派知识分子不能忍受这点。它也是民族性格的一个特征，多数英国人并不否认这一点。洛克很好地捕捉到了革命时刻英国人的性情：“当他们发现生活苦不堪言，并且遭受到专断权力的折磨时……（他们）随时准备掀翻压在身上的重负，恢复自由。”

当英国人寻求使自己的岛国摆脱专断权力的重负时，他们应该知道，在大西洋对岸（即美国），他们有盟友——同一份自由精神的心存感激的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