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华拍摄的应县木塔（图自高毓婷《高祖父拍下的那张老照片，开启了梁思成先生应县木塔考察之旅》）
20世纪30年代的一天，山西应县宝华斋照相馆的主人高培华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信封上没写收件人的具体地址，只有一句模糊的“请探投山西应县最高等照相馆”。宝华斋是当时应县唯一的一家照相馆，邮递员自然把信件送到了这里。信封内除了信件之外，还有一元钱。写信人名叫梁思成，是位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者。他从日本学者关野贞的考察报告中得知应县城内有一座塔，年代可能早到十一世纪，便计划来应县考察。但关野贞的报告中，没有这座塔的照片。梁思成怕千里迢迢从北平赶赴应县，见到的只是一堆废墟或明清重修的塔。因此，他在信中请高培华拍摄一张应县塔的照片寄回，那一元钱则作为拍摄的报酬。宝华斋拥有一台德国产大画幅相机，拍摄清晰度高，而且具有移轴调整功能，可以避免因观察点不理想而产生的透视变化，特别适合拍摄建筑物。高培华拍了塔的照片，给梁思成回了信，不过并没有收下那一元钱，而是在回信中请梁思成为他带一些北平文具店中售卖的精美信纸、信笺。高培华也许想不到，正是他拍摄的照片，开启了古建筑界对这座塔长达八十余年的研究。现在，对这座塔的研究与保护已经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它的本名“佛宫寺释迦塔”之外，人们还给它起了一个贴切又好记的名字——应县木塔。
看到照片之后，梁思成当即决定：将这座塔纳入考察范围。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知道丈夫极为关心应县的这座塔。在她的笔下，梁思成自从知道塔的存在以后，生活状态已经改变：早晨洗脸的时候，他会说：“上应县去不应该是太难吧。”吃饭的时候，他会说：“山西都修有顶好的汽车路了。”走路的时候，他会忽然笑着说：“如果我能够去测绘那应州塔，我想，我一定……”他话常常没有说完，也许因为太严重的事怕语言亵渎了。然而，直到见了高培华寄来的回信，林徽因才明白丈夫对应县塔的痴迷到了怎样的地步。梁思成居然能以这样一种近乎大海捞针的方式，成功要到应县木塔的照片。她只能笑着说：“阿弥陀佛，他所倾心的幸而不是电影明星！”
梁思成与林徽因正在测绘（1928年摄，天津梁启超纪念馆藏）
经过充分准备之后，1933年9月，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来到应县，参观这座雄伟的木塔。梁思成激动地记录下考察途中关于木塔的点点滴滴，以书信的形式与林徽因分享喜悦：“离县二十里已见塔，由夕阳返照中见其闪烁，一直看到它成了剪影，那算是我对于这塔的拜见礼。”“今天正式的去拜见佛宫寺塔，绝对的Overwhelming，好到令人叫绝，喘不过一口气来半天！……我的第一个感触，便是可惜你不在此同我享此眼福，不然我真不知你要几体投地的倾倒！”“这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不知名的匠人。”“塔身之大，实在惊人，每面开三间，八面完全同样。……因梁架斗拱之不同，每层须量俯视，仰视，平面各一；共二十个平面图要画！塔平面是八角，每层须做一个正中线和一个斜中线的断面。斗拱不同者三四十种，工作是意外的繁多，意外的有趣！”梁思成与莫宗江两人在应县逗留了两周，考察周围的碑刻，查找文献，并对木塔做了详细的测绘。
应县木塔立面渲染图（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应县木塔第二层测稿
应县木塔第三层测稿
第五层平坐测稿
第二层断面及平坐测稿
第三层断面及平坐测稿
第二层、第三层斗拱测稿
20世纪30年代，测绘仪器远不如现在先进。测绘时，梁思成和莫宗江经常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在将近70米高的木塔上爬上爬下。
应县木塔第二层外檐斗拱，斗拱旁边的人为莫宗江（图自《梁思成全集》第十卷）
为了测绘木塔最高处的塔刹，梁思成只能借助塔刹上垂下来的铁链徒手攀爬，一旦脚下踩空或遇到恶劣天气，后果不堪设想。
梁思成拍摄的塔刹（图自《梁思成全集》第十卷）
塔刹测稿
有一天，两人在测绘木塔最高层时，突然狂风大作，雷电交加，暴雨倾盆而下。当时，脚下是距今千年的木质梁架，头顶则是电闪雷鸣的天空，随时可能被雷击中。梁思成和莫宗江慌忙爬下，却发现测绘记录已经被风吹散，有一页甚至飞到了塔的栏杆上。如果放弃这些测绘记录，前些日子的工作相当于白做了；如果继续在塔上逗留，可能会有生命危险。面对这道选择题，大部分人可能会选择保命要紧，赶快撤退，至于测绘，来日方长，可以找机会重新开始。但梁思成和莫宗江的决定，则是以最快的速度追回测绘记录，之后再匆匆下塔。也许这场雷雨是老天在考验他们。五分钟之后，两人从塔里出来，却发现雷雨已经停歇，阳光正从云层的缝隙里洒向大地。面对雨过天晴，梁思成心里非常高兴，并不是因为庆幸自己躲过雷击，而是“抬头看塔仍然存在，庆祝它又避过了一次雷打的危险”，之后蹚着街上的水返回住处。正是凭着这股对古建筑的热情，1935年，他们再次赶赴应县，补测了第一次测绘中遗漏的部位，直到1936年，才完成了全部图纸及名为《山西应县佛宫寺辽释迦木塔》的调查报告。梁思成在报告中梳理了应县木塔的历史，认为木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为一名姓田的和尚奉皇帝之命建造。报告还详细地记录了木塔每一层的平面、构架、斗拱、壁画、塑像，并呼吁对木塔进行保护和加固。木塔外观五层，内部还有四个暗层。在暗层内的柱子之间和内、外角柱之间，架设有不同方向的斜撑，有效地增强了木塔结构的强度。中空的部分又使得每个明层的高度增加，以便安置大佛像。
应县木塔结构整体与局部效果图（图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官网）
应县木塔结构局部图（图自陈明达《应县木塔》）
报告中还提到，清康熙年间，时任应州知府章弘组织重修木塔，木塔二层以上的檐柱之间，如果没有开门，均加装木骨泥墙。对于木塔来说，泥墙里的木骨斜撑是一个有力的加固措施，可以有效延长塔的寿命。
梁思成第一次赴应县时拍摄的木塔照片，可见泥墙尚存（图自《梁思成全集》第十卷）
而民国时期的应州当地士绅认为，木塔本为“玲珑塔”，康熙年间加装的墙壁破坏了木塔的风水。于是，他们在1931年开始，组织当地百姓，用数年时间拆除了所有的木骨泥墙，改为格子门。
20世纪60年代的应县木塔，格子门清晰可见（图自陈明达《应县木塔》）
梁思成认为，这种把墙壁及其内部斜撑全部拆除的做法不仅改变了塔的外观，而且会让木塔变得更加脆弱，建议“在最近的将来，必须恢复原状，否则适足以促短塔的寿命而已”。而新中国成立后，对木塔采取的维修加固措施，正是在木塔的二层、三层加装斜撑、加固撑杆等，以减轻木塔结构上存在的倾斜风险。时至今日，应县木塔的大名已经“出圈”，被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所知。木塔的加固和保护也已经成了世界性课题。国内外学者根据对木塔现状的判断，从不同的文物保护观念出发，提出了落架大修、全支撑、上部抬升、抢险加固等多种不同的保护方案。然而，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改善木塔现状，尽量延长这座千年古塔的寿命，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千年前的辽代皇帝，在下令建造这座木塔时，可能不会预料到木塔真的屹立千年不倒，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古建筑遗产。1933年梁思成等人凭着一张照片赴应县考察时，虽然惊叹于木塔的雄伟壮观，但或许也并没有想到一个世纪之后，木塔的保护会引发如此大规模的关注。
应县木塔现状（作者摄于2019年10月）
在文物保护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我们衷心地希望应县木塔能够接受最适合它自身情况的“治疗”，从而延年益寿，安然地迎接它的下一个一千年。只有如此，才能不辜负古代匠人们的伟大创造，不辜负前辈学人冒着生命危险研究木塔的热情，也不为子孙后代留下永久的遗憾。高毓婷《高祖父拍下的那张老照片，开启了梁思成先生应县木塔考察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