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 | 忆念宗白华师
编者按：原文题目为“湖畔漫步的美学老人：忆念宗白华师”，载于《读书》杂志1988年第1期，后收入《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刘小枫著，华夏出版社，2007/2016），并略有修订。感谢刘小枫教授应允“古典学研究”公号转载。
▲ 宗白华（1897–1986）
▲ 宗白华在未名湖畔诗碑前
（1981年12月，邹士方摄）
一
我刚进北大就听说，宗白华教授喜爱散步，尤其喜爱漫步于啸林湖畔和文物古迹之林。随着清丽飘洒的《美学散步》问世，这位美学大师作为散步者的形象更活灵活现了，仿佛宗白华教授真是清林高士一类人物。
▲ 宗白华《美学散步》（彩图本）
一天，我例行去见他，不巧未遇。宗师母告诉我，他上外面走走去了。我回转去，刚到未名湖，就看到宗老先生身着旧式对襟布衣，肩上搭着个小布袋，拐着手杖，正匆匆往家走。看上去，他显得十分疲累。尽管他对我说出去散了散步，我却看不出一点散步者的心态。
▲ 宗白华《小诗》（1937年书）
如果说，晚年宗白华的形象是“散步者”，那么，这种形象是否真实？如果这位曾立下夙愿要“研究人类社会黑暗的方面”的诗人和学者，在晚年改宗了“散步”哲学，那么，这种情形是如何发生的？这些，至今都仍是问题。
作为美学家，宗白华的基本立场是探寻使人的生活成为艺术品似的创造。这与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有所不同。朱光潜乃是把艺术当做艺术问题来加以探究，其早年代表作《文艺心理学》、《诗论》以及晚年代表作《西方美学史》——尤其该书的基本着眼点和结束语，都充分表明朱光潜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文艺学家。但在宗白华那里，艺术问题首先是人生问题，艺术是一种人生观，“艺术式的人生”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生。宗白华、朱光潜这两位现代中国的美学大师，早年都曾受叔本华、尼采哲学的影响，由于个人气质上的差异，在朱光潜的学术思考中虽也涉及一些人生课题，但在学术研究的基本取向上，人生的艺术化问题在宗白华那里，始终起着更为决定性的作用。
▲ 朱光潜（左）、茅以升（中）、宗白华
（1982年7月摄于朱寓前）
《少年中国》时代的宗白华，面对时代的混乱、人心的离散、民族精神的流弊，深切感到人格的改塑乃是最为首要的问题。要改造“机械的人生”“自利的人生”，必须从生命情调入手。这些论点明显带有对现代性问题作出哲学反应的意味，恰如本世纪初德国生命哲学（狄尔泰、西默尔、奥依肯）是作为对现代性的精神危机问题作出反应而出场的。
二
给宗白华的思想挂上客观论或主观论的牌子，会显得可笑。对他来讲，这些都是身外之名，与生命无涉。生命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有此一说吗？
宗白华真的开始散步了？
为什么他偏偏在这个要求“统一思想”的时代提出“散步”哲学？“散步”与学术有什么关系？
宗先生家的书房里挂着各种国画，其中有两幅静物。一次，我同宗先生聊起静物。一谈到艺术，他总是滔滔不绝，但也相当简练。他说：
静物不过是把感情注入很平常的小东西上；其实，中国早有这种传统和潮流，宋人小品，一只小虫、小鸡，趣味无穷，这发端于陶渊明把自己融入自然的精神，不是写人、写事，而是写表面看来平淡无奇的自然物，在小品、小物、小虫上寄托情思。西人以往重历史和人物，近代才重静物；中国早先重个人，后来就重历史，至今如此。而且，中国历史上不重视文化史，只重政治史，二十四史都是政治斗争史。
“五四”一代学者，许多都在自己的后半生或晚年转回来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美学史、文学史），这里大概多半有某种“移情”心态。虽然他们早年大都受过西方学术的训练，毕竟是中国人——即便毕生主要研究西方美学的朱光潜先生，实际上依然是“现代儒生”。
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著
上海亚东图书馆1927年第5版
三
魏晋以前，大多是实用艺术，明清以后，八股束缚，真正的艺术时代是魏晋、唐宋，但魏晋成就最高。这是自由的时代，它改变了儒家的传统。后来儒家不把魏晋人看作正统，我要为他们翻翻案。
“那么，这是否表明你对正统儒家人格论有看法？”我想抓住问题不放。
孔子思想既高超又实际，既讲主义又讲实践。老庄离世、脱世，孔子却入世，但又不俗，而是高超。颜回神秘、境界高，子贡很现实、实际，这两个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
儒家强调“真”和“诚”，但现实和实际却并非那么“真”“诚”。入世不俗要做到不“伪”不“欺”，并非易事。按照艺术化的人生观，如果不把现实的黑暗艺术化，就得超凡脱俗，在这种情形下，黑暗依然原封未动。
放开胆子写，不要怕。现在被视为谬误，以后人们会认出它是真理。
四
宗先生告诉我，四十年代以来，他在南京中央大学曾讲过一点海德格尔。这件事令我很感兴趣。在宗先生看来，海德格尔与中国人的思想很近，重视实践人生，重视生活体验，强调哲学家要有生活体验，这很合中国人的口味。但海德格尔的思想很玄，他自己都不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
▲宗白华在家中
（1986年4月，邹士方摄）
五
▲ 中年时代的宗白华
许多留欧学者回国后都沉浸到中国古代文化中去了。人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漫游过西洋文化之林的学者们终于感到中国文化精神略高一筹。进一步的推论是：最终还是要回到儒道释家里去。
当俄罗斯人倡言文化的世界主义时，他们获得的是民族文化的高度发展；反之是否亦然？
这里不只涉及对西洋文化的了解是否透彻，更涉及重审意义根据的问题。
雅斯贝尔斯关于文化轴心时代的说法，人们已耳熟能详。但西方是否仅有一个文化的轴心时代？西美尔就说过，近代人已不能理解也不再拥护古希腊—古希伯莱时代的精神。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无疑借助于另一种不同于古希腊—古希伯莱时代的文化轴心。文艺复兴以后到十九世纪，西方的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要实际得多；而十九世纪末至今，反形而上学和反理性、反理想主义明显又形成一个轴心时代。汉语文化形态的一维性轴心时代精神，虽然延续了二千多年，但在二十世纪初已被现代性文化中断。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西方文化中的希腊形而上学、基督教，近代理性—理想主义（启蒙思想）以及现代的反形而上学、反理性—理想主义（现代主义）几乎同时涌入华土，无所适从的汉语学界究竟接纳谁？
“五四”一代学者明显亲近近代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而“四五”一代学者却不能不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徘徊，犹豫于抉择，要指望八九十年代的新一代相信和拥护现代精神，恐怕要落空。
中国学术所遭遇的事无法忘却，选择过于匆忙毕竟不是好事。也许得等待，当然是在思索中等待。哪家可居，今天想，明天说——只是，等待并非非要散步。
海德格尔有一点错不到哪里去：多思、少说，保护语言。宗白华先生与此不谋而合。他的文字虽少、做事不多，留下的身影却是庞大的，至少对我来说如此。
1986年1月 深圳
▲ 宗白华教授从教六十周年纪念会（1984年底）
（二排左六宗白华，左五张岱年，左二王太庆，三排左二汤一介，二排左三李泽厚，后排左二刘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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