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的时候，虽然绝大多数工人家庭生活清贫，有时甚至吃不饱饭，即便这样也没有泯灭工厂孩子们爱玩的天性。大多数同学每天下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学校写家庭作业，最多用一个小时就把作业写完了。为什么？答案就是为了玩。写完作业后可以随心所欲尽情的玩。那个年代的孩子玩耍的内容也丰富多彩:除了打乒乓球和篮球外，女孩子就玩跳房子，跳皮筋，跳绳。男孩子弹玻璃球，打尜，摔片子，撞拐。有时会瞒着老师和家长到学校边上的小河里洗澡，如果叫老师知道了通知家长，一顿打是脱不了的。学校和工厂家属院周围都是山，到山上玩就成了我们那个地方大多数孩子的习惯的去处。除了冬天，春夏秋三季都到山上去玩。采野果子，抓蚂蚱，挖野菜，大一点的孩子还去砍柴给家里烧火用。记得有一年好像是上小学四五年级的冬天，已经放寒假了，实在呆的寂寞，就和一个同学跑到家属院东边的山上去玩。当登到山顶上时无意看到了一个用草帘子打成的草捆子。咦，这是什么东西？以前来没有见到过。过去抱起来掂了掂，还挺沉。脑袋瓜子开始转动、琢磨，什么东西？那个时候上学经常受到的政治教育是:阶级敌人还存在，他们心不死，还要复辟资本主义，更有特务要搞破坏，阶级斗争的弦绷的很紧。琢磨来琢磨去，脑袋顿时“开了窍”:哎呀，是不是特务藏的枪啊！和同学一商量，打开看看，如果是枪就马上去报告，好抓住藏枪的特务。我俩怀着既紧张又兴奋的心情，一层接一层的打开草帘子，当打到最后一层，我们俩啊的一生叫出声来，草帘子包的是一个粉嘟嘟冻的僵硬了的死婴儿。我们俩吓的魂飞魄散，嗷嗷叫着就往山下跑。（小时候经常听神了鬼了的故事，最怕见到死人。）跑到半山腰碰到一个放羊的羊倌，把事情告诉了他，那个羊倌说，你们闲没事动它干嘛。六十年代父母亲工作的工厂的家属院是一栋栋平房，差不多每栋平房的端头的山墙都有一块用水泥抹成的黑板，用来写标语或宣传的文章用。大概是1966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初期，政治宣传空气逐渐浓起来。报纸上，广播里，当时的那个伟人的文章和语录逐渐的多了起来。为了配合当时的政治需要，那几栋平房的山墙的黑板上也写上了伟人的语录。就在某天的早晨，有人在一栋平房山墙上写着当时伟人语录的黑板上发现了情况:在伟人语录最下面，伟人名字的落款处的后面出现了骂人的词语，按当时的情况相当于反动标语。在那时这可是重大的政治事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阶级斗争的思想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是污蔑我们的伟人啊！厂里立即将此事报告了派出所，派出所的所长亲自挂帅来抓此案。根据派出所现场勘察，那个字体写的歪歪斜斜很稚嫩，像是小孩子写的。因为像是小孩作案，派出所为了破案方便，就找了我和几个像我一样大的孩子，协助破案。（我当时小学刚毕业，在家等着升初中，在家属院里算是大孩子。）工作就是拿着笔和纸挨家挨户的叫会写字的小孩写那几个字，然后进行比对。当时我们怀着“义愤”的心情 ，紧张的投入了工作。从上午到晚上，终于把全厂会写字的小孩的笔体都提取到了，晚上就和派出所所长一起开始对笔迹。对着对着就发现了相同的笔体，是一个住在我家前一栋房家里的十岁左右的小孩的笔迹。当时派出所所长就说:“工作结束了，你们都回家去吧”。后来，就没有后来了，一切和以往一样。那家的小孩和小孩的家里人也和大家一样，上学、工作、生活。那是1969年的十一月份，我刚刚初中毕业，分配到一家机械厂当学徒工不到一个月。接到车间主任的通知:有一个人来找我外调。到车间办公室一看，哦，认识。是我父亲厂里的一个政工干部，当时在我曾经就读过的小学里当工宣队长。他找我外调的对象是原来我就读小学的一位中年女老师，南方人。1966年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受到了批斗，说她有一本污蔑当时伟人的反动日记。学校批斗时还抄了她的家，搜查那本反动日记。那个老师在我上六年级时教过我们班的语文课，说话比较侉，有的同学背后还模仿过她的口音，来到学校时间不长，也就一两年。当时抄她的家时我作为高年级学生代表也参与了，根本就没有搜出什么反动日记。那个工宣队长把来意说了一下，就是问我当年抄那个女老师家时看没看到那本反动日记，叫我打一个证明材料。我当时挺来气，心想，事情都过去三年了，要有反动日记，抄家时就发现了，现在还揪住不放。接过笔就写到:某某年某某日在抄某某老师家时，没发现任何污蔑那个伟人的反动日记和材料。签名按手印后，鄙夷的望了望那个工宣队长，头也不回的走了。
作者简介：晴朗天空，本名董杰，1953年赤峰生人，承德某企业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