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规下乡 | 李子·早茶夜读 / 开普饭

文 | 李子

在线教育实践者

在我人生最初十五年的记忆里，送法下乡的场景几乎未见过，但送“规”下乡的场景，确实历历在目。这规，自然不是法律，也不一定是法规，很多时候是规定或政策，也不知道来自哪一级。

在当初那些记忆里，有一些典型乡村治理的特色。至今日，已经多年未回老家，也不知变化多少，反而就着疫情翻出来一些照片，可供我们做一个比对。所以我们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我的老家在山东西南的一个农村，那里是平原之地，产粮之乡。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初），有几件事分外鲜明。首要就是计划生育，说是基本国策，整个乡村，目之所及是街道里各种外墙上刷写的标语，口号性极强，耳之所听，是村委会院子里的大喇叭，常常有村官的政策宣讲声音。风声极紧的时候，墙上标语、喇叭政策都是极其严厉的，败屋毁家都是平常语——但我的确没有见过破门而入的情景。而邻居一家，家里老大一辈子光棍，陪着四弟过活，而四弟家里一连是三朵金花，自然非要再生一个不可。我那是还是太小，不知道人是怎么办到的，付出了什么代价，反正是如愿有了一个男孩，被三个姐姐疼着。在山东，无后为大还是牢牢的抓着人的心。

但在乡村里，墙上标语和村委会院里喇叭，的确印象深刻，是重要喉舌。

再后来，长大一些，就要参与农活，就要参与交公粮的过程。夏粮新出，要一遍遍的翻晒，装好麻袋，用平板车送到乡镇上的粮所。第一次对村和乡镇有概念，就是从村里的标语和喇叭，移到了粮所门口的车辆大队伍，以及门口遮阳伞下检查粮食的人。工作人员往往有三两个，有个带尖的铁管工具，直接捅进麻袋里，带出一把麦子来。工作人员就把麦子放进嘴里嚼，然后再随机换地方。检查通过就会放行，然后到里面过秤。最怕的是检查不通过，十几里的距离太费工，留在原地不托请关系也进不去。所以对粮所，我一怕门前的大长队，二怕那个铁管工具，每次捅完麻袋，父亲总是心疼的抚了又抚，掉一粒都要捻起来。

交完公粮，带回条子交给村委会，任务才算完成。对乡镇政策的第一个印象，就留给了那把尖头铁管。

然而，后来“条子”却大放异彩，是我们老家当时的特色。

原因是政府忽然主推经济作物棉花，我们成了国家重要的产棉基地。所以政策任务就被规定下来，每家每户必须种棉多少，到了季节，必须上交多少。这“棉所”，就临时设置在村供销社大院。种棉是极其辛苦的，而且虫害严重——也就在那个时候，暑夏背药筒打药成了记忆中常常出现的场景，也就有了闹矛盾喝农药的事件画面——但任务规定下来，村委会的大喇叭又忙碌起来。动员，宣导，监管，催缴，都在大喇叭里完成。每次上交棉花，都会得到一个专用的条子，上面记录着重量。而任务就是要上交的总重量——在后来终于催生了条子的妙用。棉花有时产量并不一定够，或者农民意愿不够强的时候，就会有人出面卖“条子”。买了这样的“空条子”上交，也算作任务完成。

当时村里管事的，有村长、支书、会计，这算大员，还必须要有妇女主任。但现在我查了查，在我国乡村治理架构中，乡镇政府是最低一级，属于公务员。而村委会，属于村民自治性质的，村长其实是解放前的叫法，后来准确的应该叫村委会主任，要选举产生。而村支书，走的是党委的线。但我不确认当时有没有选举。后来和父亲聊起这个话题，他说，能进村委会的，分明都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

但因为这棉花“条子”的事情，我们村一任村长还下了台，这是后来的事。因为虫害的原因，以及任务量繁重，农民就不太愿意种那么多棉花。乡里好像还派了入驻干部，就住在村长家。有的时候我会去蹭电视，那是印象中少有的有瓜子的客厅。但就是这个村长，在我们眼里都是“乡里有人的”，却因为催棉不力，条子不足，而且——我印象确实非常的深刻，他在大喇叭里说了一些“心里话”，大意是理解大家的困难，但政策必须执行之类，然后第二年就下台了。乡派干部的屋自然也空了。

非常奇怪的是，乡邻自然有同情的，但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就是说人太软，不拿他拿谁。拿，在我们老家就是拿下的意思。

不知道过了多久，也不再强调产棉大县了，这条子，也就成了白纸。

这都是我少时的记忆，在那个时空，政策触达生活的场景。后来长久离开老家，一些好的政策，就没有赶上，也不再有体会了。诸如取消公粮，诸如老人有一点点养老费用。

可这花开两朵，另一朵就是被疫情翻出来的。

二零二零年，疫情气势汹汹。从城市到乡村，从街道办到村委会，人们无一不如临大敌。我翻了翻防疫的法律，到乡村社会主要落脚点为县级政府。比如，县级政府要做什么应对措施和处理的时候，是需要上报上级政府批准的——但情况紧急时，也可以事急从权，先行处理，但要求不得延续超过24小时。

法律规定，只是个框架和原则。许许多多的执行细节要求，大概只能来自于各级政府的“政策和规定”，送规下乡的过程，我没有亲历，但感谢互联网，我们可以从一二图片中，来感受一下这个过程。

下面两张，是杜绝城乡人员流动，务工人员返乡的。直接用孝道大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