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卫工用铁镐挖出的青铜鼎，足以惊艳世界，直接证明了郭沫若猜想

1974年9月的郑州，气温骤降，但当时人民群众挖地道的热情一点也没有降温。就在杜岭街、张寨南街的施工现场，一位叫作袁海军的环卫工用铁镐作业时，猛然间感觉碰到了坚硬的物体。他立即大叫：“这里有东西!”工友们随即赶过来，七手八脚清理完周边的泥土后，两只香炉模样的古代文物呈现在眼前。

消息不胫而走，郑州博物馆离此处也就一公里的路程，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的杨育彬马上带着三位工作人员赶到，并且保护了现场。在地道的尽头，他看到了几件散落的青铜器，但摆放非常整齐。那两只所谓的香炉其实就是两只青铜鼎，东西并列，端端正正地放在一起。

因为没有铭文，它们便以出土地命名为杜岭方鼎，一大一小，为了让高低不同的两只铜鼎看上去一般高，埋藏者特意将高一点的铜鼎下面的泥土挖低了一些。这两只方鼎的形制、外观甚至纹饰都非常相似。大一点的被命名为“杜岭一号”， 重达86.4公斤，被送入国家博物馆收藏;小一点的称为“杜岭二号”，重为64.25公斤，成为了河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杜岭方鼎确实非常庄重漂亮，它是四足方鼎，显得非常古朴，在它的腹部外表上半部是兽面纹，略显狰狞，下半部和两边则是乳丁纹。根据分析，那种兽面纹是饕餮，是贪婪的猛兽，象征着吃。乳钉纹的含义，相信大家也能明白，那也是代表人类最原始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表明，杜岭方鼎归属与商代中期文物，是目前发现的最早装饰饕餮纹与乳钉纹的中国礼器。

后来，杜岭方鼎的意义更让人咂舌，我们已经出土了这么多青铜器，它却是年代最早、体量最大、铸造最为完美、保存最为完整的重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杜岭方鼎是人类进入青铜时代后，所创造的第一件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文物。

然而，对于郑州这座城市而言，杜岭方鼎却还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早在1959年时，郭沫若就在考察郑州商城遗址时赋诗一首，是这样写的：

郑州又是一殷墟，疑本中丁之所都。

地下古城深且厚，墓中遗物富有殊。

原来，“郑州商城”的“商”不是商业的意思，而是殷商。因为这里本来就是中原之地，华夏民族的起源处之一，所以在古代相当重要。长期以来，在郑州陆续出土了不少商代青铜器，因此被人称为“商城”。也有人怀疑，这里可能曾经作为商代的都城。但这种说法并没有铁证，尤其是出土的青铜器地位分量都不够，而且还七零八落，被许多考古专家认为是商代贵族因为躲避战乱而临时抛弃的。

两件杜岭方鼎的出土，终于为这个命题提出了新的论据。它们大气磅礴，气势雄伟，很明显就是王者之器，不是普普通通的贵族可以制作并且使用的。而且，它们被埋藏时特意放置的状态，很显然并不是逃难时藏匿的，本身就是作为礼器处于使用状态。因此，这两件方鼎，有可能将郑州由普通“商城”的地位，上升到“商都”。

郭沫若就曾经怀疑，郑州可能是商王中丁所迁的殷都。只是当时证据匮乏，郭老也只能用“疑”来表示自己的猜测。杜岭方鼎的出现，有力证明了郭老的猜想，将事实的真相一步步还原。当然，后来在1982年、1996年，郑州又相继出土了两批6尊青铜方鼎。它们埋藏的状态和形制，与杜岭方鼎别无二致，这再一次证明了郭老的猜想，并将郑州送入了“中国八大古都”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