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佛衣與僧衣:古代佛像著衣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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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與僧的著衣泛稱法衣。唐代高僧義凈所著《南海寄歸內法傳》云:「凡是衣服之儀,斯乃出家綱要」,一語道出法衣的重要性。早在東晉南北朝時,便有漢譯著述記錄法衣的名稱與來歷[1],包括後秦弗若多羅共羅什譯《十誦律》、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譯《四分律》、東晉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摩訶僧衹律》及劉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2]。唐宋時期的漢籍文獻,如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記》、唐代義凈《南海寄歸內法傳》、宋代贊寧《大宋僧史略》、宋代元照《佛制比丘六物圖》等,又對法衣有進一步闡述與說明,使我們對法衣和佛教造像中的法衣形式有了更為明晰的概念。

一、法衣與三衣

佛經記載,佛曾在寒夜中,於初夜、中夜、後夜不同時段,次第取三衣禦寒,得出三衣恰好適宜生存需要,即由內而外第一衣安陀會,第二衣欝多羅僧,第三衣僧伽梨。

三衣製作:阿難尊者奉佛指點,模擬水田阡陌形狀縫製成衣。他首先割截長短不同的條,再由長短割截條,縫製成長方形的整張衣。其中安陀會有五條,每條包括一長條一短條(圖1-1);欝多羅僧有七條,每條包括兩長條一短條(圖1-2);僧伽梨有九條並最多可至廿五條,下品每條包括兩長條一短條、中品每條包括三長條一短條、上品每條包括四長條一短條(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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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安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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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欝多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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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僧伽梨

(以上圖片采自宋代元照《佛制比丘六物圖》三衣圖,《大正藏》卷四五,第896、897頁。)

「條」的寓意:三衣中,安陀會五條、欝多羅僧七條、僧伽梨九條均為奇數,單是陽數,比喻生長;每一條中的長、短條,比喻聖法增加而凡情減少,從安陀會至僧伽梨,由內而外,聖法逐漸增加。

三衣層次:三衣中,僧伽梨最大,欝多羅僧次之,安陀會最小。比利時Claude de Marteau收藏的此件犍陀羅造像(圖2),安陀會繫於腰部覆下體,欝多羅僧或僧伽梨自肩部通體披覆。在藝術形象中,一般只能看到外層僧伽梨的兩種披覆形式。

圖2 犍陀羅佛像

比利時Claude de Marteau 收藏

圖片采自栗田功《ガンダーラ美術》,Ⅰ,東京:二玄社,1988年,圖164

通肩式:僧伽梨通覆兩肩、右衣角繞頸搭左肩的樣式。白沙瓦博物館藏犍陀羅造像的法衣即為通肩披覆的形式(圖3),可見其正面底端有兩層,裡層長出的為安陀會,外層為僧伽梨,在右側腿部可見中層的欝多羅僧,欝多羅僧小於僧伽梨,故只有當右臂舉起時,才能在側面看到。

袒右式:僧伽梨只覆左肩、右衣角由右腋下繞過搭左肩,露出右肩的樣式。秣菟羅博物館藏此件秣菟羅造像即為袒右披覆的形式(圖4),其腰部突起的一圈,是裡層系安陀會的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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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犍陀羅佛像

白沙瓦博物館收藏

圖片采自Gandhārā Art in Pakistan,New Yurk: Pantheon Books, 1957,PL.206

圖4 秣菟羅佛像

秣菟羅博物館收藏

圖片采自Indian Sculpture, Lustre Press Pvt Lvt Ltd,1985, PL.12

印度佛教造像中的佛衣和僧衣,披覆形式相同,與經文記載一致。

佛教於東漢末年傳入中國。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融合發展,至隋唐時期,中國佛教迎來發展的高潮,形成了具有漢地特色的佛教宗派。到了宋代,程朱理學的形成,標誌著儒、佛兩家合流基本完成。中國佛教藝術的發展,與這一歷史背景密切相關。藝術表現的法衣披覆形式,既遵循印度法衣制度,又因不同的時代與不同的社會文化,在披覆形式、名稱、結構等方面發生了局部變化。

二、漢地佛像中的佛衣

佛衣形式漢化的過程,在雲岡石窟和龍門石窟的造像中表現是最為鮮明的。雲岡石窟是新疆以東最早出現的有明確紀年的大型石窟群,又是當時北中國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國技藝和人力、物力所興造,它所創造和不斷發展的新模式,成為北中國開鑿石窟參考的典型。

雲岡石窟是北魏都平城時開鑿的,由北魏皇室和高僧經營的國家石窟大寺[3]。位於山西大同西郊16公里處的武州山南麓,武川水北岸,東西綿延達1公里。其石質為砂岩,宜於雕刻。現存大窟編號45個,大小窟龕總數計1100多個,造像51000多尊。

北魏王朝由少數民族鮮卑族建立,386年立國,他們由北方草原入主中原,早期的都城在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後於天興元年(398年)由道武帝遷到平城。隨著鮮卑民族的進一步漢化及統一中國的雄心,494年,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

受西域影響的佛衣:雲岡石窟第20窟開鑿於460年,正壁主尊的著衣明顯受西域影響,其外層僧伽梨的披覆形式,介於印度的通肩和袒右兩種形式之間。僧伽梨自身後通覆兩肩,但右衣角由右腋下方繞過搭左肩,露出右胸和右臂的樣式,可見胸部袒右的防止污漬的助身衣——僧祇支。(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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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雲岡石窟第20窟正壁主尊

漢化佛衣之一:雲岡石窟第5、6、11、13等窟雕鑿的時間大約在孝文帝太和十年至十九年(486~494年),造像的佛衣充分表現出佛衣漢化的披覆形式(圖6)。這種漢化的佛衣與印度佛衣主要有三點不同。

底端可見三層,裡層綠色為安陀會,中層黃色為欝多羅僧,外層藍色為僧伽梨,三者層次分明,中層的欝多羅僧大於外層的僧伽梨,改變了印度佛衣欝多羅僧小於僧伽梨的形式;

欝多羅僧和僧伽梨自身後通覆兩肩,右衣角自胸腹前橫過搭左肘,改變了印度佛衣右衣角搭左肩的形式;

胸前長垂連繫欝多羅僧衣緣的帶子,是印度佛衣中不見的形式。

這三點變化,使得雲岡石窟漢化的佛衣飄灑飛揚,頗有古典文獻中所描述的漢族士人寬大服裝「褒衣博帶」的風範。但實際上,「褒衣博帶」是裁製縫合的有領有袖的服裝,其在製作工藝與穿著方式上與佛衣迥然相異[4]。

圖6 雲岡石窟第13窟前壁中層七佛中間一尊

漢化佛衣之二:印度佛衣進一步漢化的成熟形式,見於北朝後期,流行於唐代,宋明時期的一些菩薩衣也採用了佛衣的這種披覆形式。通過龍門石窟所藏的一尊唐代圓雕造像的正、背面線描圖(圖7),以及出自內蒙古黑水城的一幅西夏時期的阿彌陀來迎圖絹畫(圖8),我們可以看到佛衣披覆形式的三點變化:

欝多羅僧和僧伽梨的披覆形式不同,圖7灰色、圖8煙色的欝多羅僧自身後通覆兩肩,右衣角搭覆在右臂上,而不繞向左側;

僧伽梨又恢復了印度的袒右披覆形式,露出右肩的欝多羅僧;

阿彌陀來迎圖中,佛衣紅色的僧伽梨上表現出了條形結構,這是印度造像中未見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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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 龍門石窟藏唐代造像正面

(塗色表示欝多羅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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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2 龍門石窟藏唐代造像背面

(塗色表示欝多羅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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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黑水城出土西夏阿彌陀三尊來迎圖絹畫

俄國埃爾米塔什博物館藏

這種佛衣形式常見於北朝後期至明代。邯鄲響堂山石窟東魏北齊造像、天水麥積山石窟北周造像、彬縣大佛寺唐代造像、洛陽龍門石窟唐代造像、敦煌莫高窟唐宋時期造像、明代北京法海寺壁畫(圖9)和四川劍閣覺苑寺壁畫都可見到這種佛衣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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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北京法海寺大雄寶殿西壁上方五佛圖

法上僧服改制:最早見於響堂山石窟的這種佛衣形式,很可能與法上的僧服改制有關。響堂山石窟位於太行山東麓的華北平原,在東魏北齊國都鄴城(今河北省臨漳縣)以西約80公里處的鼓山,滏陽河由鼓山南面流過,地當鄴城與東魏北齊別都太原的交通線上。鄴城位於河北省南端,西有太行山自北向南綿延而成天險,南部黃河自西向東橫亘阻隔,地形殊勝,「平原千里,漕運四通」。

響堂山石窟與東魏北齊皇室關係密切。有文獻記載神武帝高歡遷鄴時(534年)於此建石窟寺院,也有文獻記載石窟寺為文宣帝高洋(550-559年在位)所立。法上深得東魏北齊皇室尊崇,文宣帝高洋「常布發於地,令(法)上踐焉」。法上歷任東魏北齊兩代昭玄統師,又為戒師,天保(550-559年)年間升任大統。《續高僧傳·法上傳》記錄了法上改制:「自(法)上未任已前,儀服通混,一知綱統,制樣別行,使夫道俗兩異,(法)上有功焉」[5]。說明在法上未任大統前,僧服與俗裝的區別不甚明顯,容易混淆,而法上所進行「制樣」的要旨,可能即將外層的僧伽梨恢復為印度的袒右傳統,正是這一點可以使服制「道俗兩異」。從此,在漢地綿延千餘年,這大約即由法上改制而奠定的基礎[6]。

「袈裟」演繹:經文中法衣別名還有「袈裟」「法服」等。「袈裟」本指一種不正的紅色。大約自唐代始,「袈裟」一詞,逐漸由集合名詞呈現分別指代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會的傾向,如有五條袈裟、七條袈裟之稱,而「袈裟」更特別傾向於專指僧伽梨。唐代慧琳《一切經音義》雲「僧伽梨,是佛所披袈裟也」;玄奘《大唐西域記》記錄在印度的所見所聞,有「如來於大樹下東面而坐,受姨母金縷袈裟」,即指外層的僧伽梨。「袈裟」又稱為「福田衣」,喻示稻田貯水生長嘉苗,以養形命,法衣之田潤以四利之水,增其三善之苗,以養身法慧命的含義。這是唐宋時期的漢籍文獻對法衣名稱的解析。

三、漢地佛像中的僧衣

佛衣與僧衣在印度並無差別,但漢地佛衣與僧衣則明顯不同。特別自北魏開始,僧衣的本土化改革更為徹底,有領有袖裁剪的漢服逐漸取代部分三衣,最後,只有外層的僧伽梨基本保留了印度傳統的長方形和袒右肩、右衣角搭左肩的披覆形式。

僧衣由里向外發生了何種漢化改革呢?

「偏衫」取代「僧祇支」:為防止三衣被污,披覆三衣前,在上身先要覆一袒右肩的助身衣,名僧祇支,前述佛衣插圖中(見圖5-9),可見造像胸前露出由左向右斜下的部分,即為此助身衣。在中國,袒露身體被認為不雅。大約到南北朝時,為適應漢地風土環境,僧衣中原本袒露右肩的僧祇支,被改造為裁剪縫合、有領有袖的「偏衫」。美國檀香山藝術學院所藏宋元符二年(1099年)漆羅漢坐像正、背面線描圖(圖10),上身裡層為交領衣,山西隰縣小西天明代的舍利弗像(圖11),頸下白色交領、右手指間可見腕部小袖,這些即取代僧祇支的有領有袖「偏衫」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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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1 宋元符二年(1099)乾漆僧像正面

美國檀香山藝術學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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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2 宋元符二年(1099)乾漆僧像背面

美國檀香山藝術學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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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山西隰縣小西天舍利弗像

「直裰」取代「欝多羅僧」:僧衣本土化的另一產物,是將欝多羅僧改變為裁剪的、有領有袖的連體衣,稱為「直裰」。漆羅漢像中間塗灰色的交領衣,舍利弗像中間呈煙色的交領、大袖垂至腿腳處的連體衣,即取代欝多羅僧的交領大袖「直裰」。

漆羅漢像及舍利弗像外層的僧伽梨,也即袈裟,為印度的袒右傳統,如上所述,這一印度傳統的恢復,可能與昭玄統法上的僧服改制有關。儘管這一披覆形式保留了印度傳統,但也僅僅是形似而已,與印度的袒右形式相比,二者的僧伽梨右側袒露較多,僧伽梨更像是一種標誌。

肩頭安鉤鈕:漆羅漢像及舍利弗像,袈裟的右衣角並非搭在左肩,而是在肩頭安裝鉤鈕來固定右衣角。據經文記載,為了防止僧衣滑落,佛允許僧人在肩頭安裝鉤鈕。但在印度造像中未見如此表現。此外,舍利弗像的袈裟上也表現出了條形結構,呈塊狀分布,仿水田阡陌製衣的形式更加寫實。

僧衣由里向外所穿「偏衫」、「直裰」,已完全擺脫了印度法衣的形式,只有「袈裟」尚存印度的披覆傳統,「偏衫」、「直裰」和「袈裟」這三者的結合,成為晚唐以後僧衣的主流形式,在龍門石窟、敦惶莫高窟以及單體造像中大量出現。直到今天,僧人在法事活動中的著衣也依然遵循(圖12),圖中黃色的交領大袖衣即為「直裰」,袒右披覆、肩頭安鉤鈕、示意出條形結構的紅色衣,即為「袈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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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現代僧人

采自 http://www.zgfxy.cn/Article/2013/06/09/1631341407.html

法衣是佛教藝術中表現最為豐富的內容之一。讀懂印度與中國現存佛教文物中的法衣形式,有助於我們認識佛教文化傳播與社會歷史的關係。

注釋

[1]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三《新集律來漢地四部記錄》,蘇晉仁、蕭錬子點校本,中華書局,1995年,第116-120頁。

[2] 《十誦律》見《大正藏》卷二三,《四分律》、《摩訶僧衹律》、《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見《大正藏》卷二二。

[3] 分期參見宿白《平城實力的集聚和「雲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收入作者《中國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14-144頁。原載《中國石窟·雲岡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1年。

[4] 陳悅新《5-8世紀漢地佛像著衣法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53-156頁。

[5] 《續高僧傳》卷八《法上傳》,《大正藏》第五十冊,第485頁。

[6] 陳悅新《5-8世紀漢地佛像著衣法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79-181頁。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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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悅新,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教授,北京大學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專業歷史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佛教考古與漢唐考古,在佛教考古領域中對佛像服飾的研究,開拓了學科視野,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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