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佛衣與僧衣：古代佛像著衣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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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與僧的著衣泛稱法衣。唐代高僧義凈所著《南海寄歸內法傳》云：「凡是衣服之儀，斯乃出家綱要」，一語道出法衣的重要性。早在東晉南北朝時，便有漢譯著述記錄法衣的名稱與來歷[1]，包括後秦弗若多羅共羅什譯《十誦律》、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譯《四分律》、東晉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摩訶僧衹律》及劉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2]。唐宋時期的漢籍文獻，如唐代玄奘《大唐西域記》、唐代義凈《南海寄歸內法傳》、宋代贊寧《大宋僧史略》、宋代元照《佛制比丘六物圖》等，又對法衣有進一步闡述與說明，使我們對法衣和佛教造像中的法衣形式有了更為明晰的概念。
一、法衣與三衣
佛經記載，佛曾在寒夜中，於初夜、中夜、後夜不同時段，次第取三衣禦寒，得出三衣恰好適宜生存需要，即由內而外第一衣安陀會，第二衣欝多羅僧，第三衣僧伽梨。
三衣製作：阿難尊者奉佛指點，模擬水田阡陌形狀縫製成衣。他首先割截長短不同的條，再由長短割截條，縫製成長方形的整張衣。其中安陀會有五條，每條包括一長條一短條（圖1-1）；欝多羅僧有七條，每條包括兩長條一短條（圖1-2）；僧伽梨有九條並最多可至廿五條，下品每條包括兩長條一短條、中品每條包括三長條一短條、上品每條包括四長條一短條（圖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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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安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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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欝多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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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僧伽梨
（以上圖片采自宋代元照《佛制比丘六物圖》三衣圖，《大正藏》卷四五，第896、897頁。）
「條」的寓意：三衣中，安陀會五條、欝多羅僧七條、僧伽梨九條均為奇數，單是陽數，比喻生長；每一條中的長、短條，比喻聖法增加而凡情減少，從安陀會至僧伽梨，由內而外，聖法逐漸增加。
三衣層次：三衣中，僧伽梨最大，欝多羅僧次之，安陀會最小。比利時Claude de Marteau收藏的此件犍陀羅造像（圖2），安陀會繫於腰部覆下體，欝多羅僧或僧伽梨自肩部通體披覆。在藝術形象中，一般只能看到外層僧伽梨的兩種披覆形式。
圖2 犍陀羅佛像
比利時Claude de Marteau 收藏
圖片采自栗田功《ガンダーラ美術》，Ⅰ，東京：二玄社，1988年，圖164
通肩式：僧伽梨通覆兩肩、右衣角繞頸搭左肩的樣式。白沙瓦博物館藏犍陀羅造像的法衣即為通肩披覆的形式（圖3），可見其正面底端有兩層，裡層長出的為安陀會，外層為僧伽梨，在右側腿部可見中層的欝多羅僧，欝多羅僧小於僧伽梨，故只有當右臂舉起時，才能在側面看到。
袒右式：僧伽梨只覆左肩、右衣角由右腋下繞過搭左肩，露出右肩的樣式。秣菟羅博物館藏此件秣菟羅造像即為袒右披覆的形式（圖4），其腰部突起的一圈，是裡層系安陀會的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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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犍陀羅佛像
白沙瓦博物館收藏
圖片采自Gandhārā Art in Pakistan，New Yurk: Pantheon Books, 1957，PL.206
圖4 秣菟羅佛像
秣菟羅博物館收藏
圖片采自Indian Sculpture, Lustre Press Pvt Lvt Ltd,1985, PL.12
印度佛教造像中的佛衣和僧衣，披覆形式相同，與經文記載一致。
佛教於東漢末年傳入中國。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融合發展，至隋唐時期，中國佛教迎來發展的高潮，形成了具有漢地特色的佛教宗派。到了宋代，程朱理學的形成，標誌著儒、佛兩家合流基本完成。中國佛教藝術的發展，與這一歷史背景密切相關。藝術表現的法衣披覆形式，既遵循印度法衣制度，又因不同的時代與不同的社會文化，在披覆形式、名稱、結構等方面發生了局部變化。
二、漢地佛像中的佛衣
佛衣形式漢化的過程，在雲岡石窟和龍門石窟的造像中表現是最為鮮明的。雲岡石窟是新疆以東最早出現的有明確紀年的大型石窟群，又是當時北中國的北魏皇室集中全國技藝和人力、物力所興造，它所創造和不斷發展的新模式，成為北中國開鑿石窟參考的典型。
雲岡石窟是北魏都平城時開鑿的，由北魏皇室和高僧經營的國家石窟大寺[3]。位於山西大同西郊16公里處的武州山南麓，武川水北岸，東西綿延達1公里。其石質為砂岩，宜於雕刻。現存大窟編號45個，大小窟龕總數計1100多個，造像51000多尊。
北魏王朝由少數民族鮮卑族建立，386年立國，他們由北方草原入主中原，早期的都城在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後於天興元年（398年）由道武帝遷到平城。隨著鮮卑民族的進一步漢化及統一中國的雄心，494年，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
受西域影響的佛衣：雲岡石窟第20窟開鑿於460年，正壁主尊的著衣明顯受西域影響，其外層僧伽梨的披覆形式，介於印度的通肩和袒右兩種形式之間。僧伽梨自身後通覆兩肩，但右衣角由右腋下方繞過搭左肩，露出右胸和右臂的樣式，可見胸部袒右的防止污漬的助身衣——僧祇支。（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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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雲岡石窟第20窟正壁主尊
漢化佛衣之一：雲岡石窟第5、6、11、13等窟雕鑿的時間大約在孝文帝太和十年至十九年（486～494年），造像的佛衣充分表現出佛衣漢化的披覆形式（圖6）。這種漢化的佛衣與印度佛衣主要有三點不同。
①底端可見三層，裡層綠色為安陀會，中層黃色為欝多羅僧，外層藍色為僧伽梨，三者層次分明，中層的欝多羅僧大於外層的僧伽梨，改變了印度佛衣欝多羅僧小於僧伽梨的形式；
②欝多羅僧和僧伽梨自身後通覆兩肩，右衣角自胸腹前橫過搭左肘，改變了印度佛衣右衣角搭左肩的形式；
③胸前長垂連繫欝多羅僧衣緣的帶子，是印度佛衣中不見的形式。
這三點變化，使得雲岡石窟漢化的佛衣飄灑飛揚，頗有古典文獻中所描述的漢族士人寬大服裝「褒衣博帶」的風範。但實際上，「褒衣博帶」是裁製縫合的有領有袖的服裝，其在製作工藝與穿著方式上與佛衣迥然相異[4]。
圖6 雲岡石窟第13窟前壁中層七佛中間一尊
漢化佛衣之二：印度佛衣進一步漢化的成熟形式，見於北朝後期，流行於唐代，宋明時期的一些菩薩衣也採用了佛衣的這種披覆形式。通過龍門石窟所藏的一尊唐代圓雕造像的正、背面線描圖（圖7），以及出自內蒙古黑水城的一幅西夏時期的阿彌陀來迎圖絹畫（圖8），我們可以看到佛衣披覆形式的三點變化：
① 欝多羅僧和僧伽梨的披覆形式不同，圖7灰色、圖8煙色的欝多羅僧自身後通覆兩肩，右衣角搭覆在右臂上，而不繞向左側；
② 僧伽梨又恢復了印度的袒右披覆形式，露出右肩的欝多羅僧；
③ 阿彌陀來迎圖中，佛衣紅色的僧伽梨上表現出了條形結構，這是印度造像中未見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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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1 龍門石窟藏唐代造像正面
（塗色表示欝多羅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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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2 龍門石窟藏唐代造像背面
（塗色表示欝多羅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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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黑水城出土西夏阿彌陀三尊來迎圖絹畫
俄國埃爾米塔什博物館藏
這種佛衣形式常見於北朝後期至明代。邯鄲響堂山石窟東魏北齊造像、天水麥積山石窟北周造像、彬縣大佛寺唐代造像、洛陽龍門石窟唐代造像、敦煌莫高窟唐宋時期造像、明代北京法海寺壁畫（圖9）和四川劍閣覺苑寺壁畫都可見到這種佛衣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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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北京法海寺大雄寶殿西壁上方五佛圖
法上僧服改制：最早見於響堂山石窟的這種佛衣形式，很可能與法上的僧服改制有關。響堂山石窟位於太行山東麓的華北平原，在東魏北齊國都鄴城（今河北省臨漳縣）以西約80公里處的鼓山，滏陽河由鼓山南面流過，地當鄴城與東魏北齊別都太原的交通線上。鄴城位於河北省南端，西有太行山自北向南綿延而成天險，南部黃河自西向東橫亘阻隔，地形殊勝，「平原千里，漕運四通」。
響堂山石窟與東魏北齊皇室關係密切。有文獻記載神武帝高歡遷鄴時（534年）於此建石窟寺院，也有文獻記載石窟寺為文宣帝高洋（550-559年在位）所立。法上深得東魏北齊皇室尊崇，文宣帝高洋「常布發於地，令（法）上踐焉」。法上歷任東魏北齊兩代昭玄統師，又為戒師，天保（550-559年）年間升任大統。《續高僧傳·法上傳》記錄了法上改制：「自（法）上未任已前，儀服通混，一知綱統，制樣別行，使夫道俗兩異，（法）上有功焉」[5]。說明在法上未任大統前，僧服與俗裝的區別不甚明顯，容易混淆，而法上所進行「制樣」的要旨，可能即將外層的僧伽梨恢復為印度的袒右傳統，正是這一點可以使服制「道俗兩異」。從此，在漢地綿延千餘年，這大約即由法上改制而奠定的基礎[6]。
「袈裟」演繹：經文中法衣別名還有「袈裟」「法服」等。「袈裟」本指一種不正的紅色。大約自唐代始，「袈裟」一詞，逐漸由集合名詞呈現分別指代僧伽梨、欝多羅僧、安陀會的傾向，如有五條袈裟、七條袈裟之稱，而「袈裟」更特別傾向於專指僧伽梨。唐代慧琳《一切經音義》雲「僧伽梨，是佛所披袈裟也」；玄奘《大唐西域記》記錄在印度的所見所聞，有「如來於大樹下東面而坐，受姨母金縷袈裟」，即指外層的僧伽梨。「袈裟」又稱為「福田衣」，喻示稻田貯水生長嘉苗，以養形命，法衣之田潤以四利之水，增其三善之苗，以養身法慧命的含義。這是唐宋時期的漢籍文獻對法衣名稱的解析。
三、漢地佛像中的僧衣
佛衣與僧衣在印度並無差別，但漢地佛衣與僧衣則明顯不同。特別自北魏開始，僧衣的本土化改革更為徹底，有領有袖裁剪的漢服逐漸取代部分三衣，最後，只有外層的僧伽梨基本保留了印度傳統的長方形和袒右肩、右衣角搭左肩的披覆形式。
僧衣由里向外發生了何種漢化改革呢？
「偏衫」取代「僧祇支」：為防止三衣被污，披覆三衣前，在上身先要覆一袒右肩的助身衣，名僧祇支，前述佛衣插圖中（見圖5-9），可見造像胸前露出由左向右斜下的部分，即為此助身衣。在中國，袒露身體被認為不雅。大約到南北朝時，為適應漢地風土環境，僧衣中原本袒露右肩的僧祇支，被改造為裁剪縫合、有領有袖的「偏衫」。美國檀香山藝術學院所藏宋元符二年（1099年）漆羅漢坐像正、背面線描圖（圖10），上身裡層為交領衣，山西隰縣小西天明代的舍利弗像（圖11），頸下白色交領、右手指間可見腕部小袖，這些即取代僧祇支的有領有袖「偏衫」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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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1 宋元符二年（1099）乾漆僧像正面
美國檀香山藝術學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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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2 宋元符二年（1099）乾漆僧像背面
美國檀香山藝術學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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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山西隰縣小西天舍利弗像
「直裰」取代「欝多羅僧」：僧衣本土化的另一產物，是將欝多羅僧改變為裁剪的、有領有袖的連體衣，稱為「直裰」。漆羅漢像中間塗灰色的交領衣，舍利弗像中間呈煙色的交領、大袖垂至腿腳處的連體衣，即取代欝多羅僧的交領大袖「直裰」。
漆羅漢像及舍利弗像外層的僧伽梨，也即袈裟，為印度的袒右傳統，如上所述，這一印度傳統的恢復，可能與昭玄統法上的僧服改制有關。儘管這一披覆形式保留了印度傳統，但也僅僅是形似而已，與印度的袒右形式相比，二者的僧伽梨右側袒露較多，僧伽梨更像是一種標誌。
肩頭安鉤鈕：漆羅漢像及舍利弗像，袈裟的右衣角並非搭在左肩，而是在肩頭安裝鉤鈕來固定右衣角。據經文記載，為了防止僧衣滑落，佛允許僧人在肩頭安裝鉤鈕。但在印度造像中未見如此表現。此外，舍利弗像的袈裟上也表現出了條形結構，呈塊狀分布，仿水田阡陌製衣的形式更加寫實。
僧衣由里向外所穿「偏衫」、「直裰」，已完全擺脫了印度法衣的形式，只有「袈裟」尚存印度的披覆傳統，「偏衫」、「直裰」和「袈裟」這三者的結合，成為晚唐以後僧衣的主流形式，在龍門石窟、敦惶莫高窟以及單體造像中大量出現。直到今天，僧人在法事活動中的著衣也依然遵循（圖12），圖中黃色的交領大袖衣即為「直裰」，袒右披覆、肩頭安鉤鈕、示意出條形結構的紅色衣，即為「袈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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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現代僧人
采自 http://www.zgfxy.cn/Article/2013/06/09/1631341407.html
法衣是佛教藝術中表現最為豐富的內容之一。讀懂印度與中國現存佛教文物中的法衣形式，有助於我們認識佛教文化傳播與社會歷史的關係。
注釋
[1]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三《新集律來漢地四部記錄》，蘇晉仁、蕭錬子點校本，中華書局，1995年，第116-120頁。
[2] 《十誦律》見《大正藏》卷二三，《四分律》、《摩訶僧衹律》、《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見《大正藏》卷二二。
[3] 分期參見宿白《平城實力的集聚和「雲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收入作者《中國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14-144頁。原載《中國石窟·雲岡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1年。
[4] 陳悅新《5-8世紀漢地佛像著衣法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53-156頁。
[5] 《續高僧傳》卷八《法上傳》，《大正藏》第五十冊，第485頁。
[6] 陳悅新《5-8世紀漢地佛像著衣法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179-181頁。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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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悅新，北京聯合大學應用文理學院教授，北京大學考古學及博物館學專業歷史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佛教考古與漢唐考古，在佛教考古領域中對佛像服飾的研究，開拓了學科視野，具有重要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