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一种进行时 | 《巴班克：当我死时告诉我》
死亡是一种进行时 |
《巴班克：当我死时告诉我》
作者：五行缺水
编辑：张劳动
“巴班克在生前和我说，如果有一天他离开了，那不是死去，而是去到一个叫香港的地方，娶一个日本老婆，抽着烟，快乐的生活。”巴拉巴拉在回答观众“为什么是香港？”的问题时这样回答。
这似乎是关于梦境和死亡最现实的阐述：巴班克向往东方向往中国，在他生前曾对第二任妻子巴拉巴拉说起过自己想要去一趟中国，但是要在自己死后，他甚至说出了自己指定要见的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徐静蕾；2016年7月13日巴班克因为癌症去世，他的确没有在有生之年抵达中国，也没有和徐静蕾在一起，但是生前的遗愿在巴拉巴拉的电影里部分实现了。
在纪录片的结尾，巴拉巴拉呈现了一个陌生而又繁华的香港，人们形色匆匆，在夜晚的街道上来回穿梭，当镜头不断推进，在维多利亚港附近的船只上，站着一位身穿旗袍的东方女子，她透过船窗玻璃凝望着岸上闪烁的灯光，在中近景中，女子回眸，脸上是一个散发着中国古典美感的表情，但她不是“徐静蕾”——一个普通的东方女子，不是徐静蕾，却在巴拉巴拉刻意营造的相遇中，完成了巴班克最后一个梦境。
当巴拉巴拉两次以不同的方式完成对中国的连接，当巴班克一句充满想象的遗愿变成视觉化的呈现，关于生命，关于梦想，关于影像，以及关于中国，似乎都在书写着不同的文本，而死亡在双重的文本中，也变成了永远不走向终点的进行时态，成为“当我死时告诉我”的一种当下对话，像在巴班克的生命中带来营养和记忆的水，永不停歇，缓缓流动。
“拍电影和活着，我不知道哪个更重要。”这是巴班克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将拍电影和活着放在一种选择状态中，似乎他们之间是对立的。
的确，在巴班克38岁患上绝症之前，他一直没有思考过“活着”这个命题，他全身心投入到电影拍摄中。
“拍电影就是把想要表现的东西都放在镜头里”，额头上有六道皱纹的摄像器材商店老板对拿着镜头的青年巴班克说，对于对电影感兴趣的巴班克来说，这一句话就是启示录，也就是在那一刻，巴班克从镜头里看见了可以放进电影里的现实。
一个出生在阿根廷，移居到巴西的异乡人来说，拿起摄像机的时候，他眼中的世界是多元的，是丰富的，也是残酷的，是失语的，他正是通过电影寻找到了自我言说的可能。
1981年拍摄的电影《街童》，巴班克就表达了一种丢失和寻找的母题，一个身为妓女的母亲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然后解开衣服为他喂奶，一种母子的轻易在这个和身体有关的叙事中展开，但是妓女母亲和街童之间的母子关系却又是异化的产物，当孩子钻在怀里吮吸着母亲早已没有奶水的胸脯，母亲又狠狠将他推开，嘴上开始咒骂他——一种成年世界的规则和力量解构了母子关系，街童从此流落到铁轨上。
街童最终消失了，而母亲再也无法寻找到自己的孩子，丢失了孩子的其实不是母亲，而是这个国家，巴班克在这部电影中所寻找的也许正是那个被丢失的自己，或者说，身为漂泊者他在电影里找到了没有母亲的自己。
《街童》获得1982年金球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等众多国际性电影大奖，巴班克构筑了一个影像世界，纳入在取景器里的影像就是他活着的全部现实。
“放逐者是最接近上帝，因为它活在当下。”巴班克这样阐述影像和现实的关系，而对于放逐者来说，成为上帝除了在现实中发现当下的意义，还有一种对于现实的超越法则，那就是坚持自己的梦想，并赋予梦想一种解构和建构的意义，就像一位医学权威人士所说，有梦想者可以将生命延得更长。
巴班克是在1985年拍摄完电影《蜘蛛女之吻》时获悉自己得了绝症，这部巴班克的代表作有一个镜头是：当旁白响起，蜘蛛女的脸上滑下了一滴晶莹的泪珠，它没有完全掉落下来，而是挂在蜘蛛女的脸上，成为永不坠落的悲剧写照。
泪水也从巴班克的心里滴落下来，人生正走向最美好的时代，电影艺术日渐成熟，疾病却侵袭了身体，而从患病的38岁开始，一直拿着取景器对准外面现实的巴班克，开始将镜头对准活着的身体，活着的世界，活着的梦想和活着的当下——当整个世界被“活着”所修饰，它不是巴班克对于死亡逐渐走近的不安，不是看见生命被明确预言了终点的恐惧，而是用进行时态直面疾病，直面死亡，直面当下。，
“拍电影和活着，我不知道哪个更重要。”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在拍电影和活着的非选择性中进入到同一世界：拍电影就是活着，活着就是拍电影。
拍电影和活着的同一性在巴班克遇到巴拉巴拉之后，似乎朝着两种不同的方向演进，对于巴班克来说，他在摄像机后面拍摄另一个活着的自己，自己和自己对话，影像制造的是一个面对死亡而活着的自己，威廉·达福无疑就是那一个在影像中的巴班克，他躺在病床上，身上插着管子，嘴上套着氧气罩，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拿掉了氧气罩，小声地唱起了歌，歌声渐渐响了起来，他最后拔掉了身上所有的管子，一跃而起，兴奋而疯狂地自嗨起来——这是一种忘记疾病忘记他人的活着状态，在看起来充满戏谑的场景中，它变成了颠覆性的力量：这里没有疾病，没有死亡，只有疯狂，只有快乐，只有活着。
2016年的电影《我的印度朋友》对于生命活着的这种阐述更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在雷电交加的夜晚，一个女子在大树下起舞，天上的闪电随时可以击中大树，击中舞者，但是她却完全不顾着一切，她沉静在自我世界中，雷电和暴雨反而成为了她疯狂的背景，成为活着的衬托。
影像是活着的
巴班克在摄像机后面，病入膏肓的他似乎已经看见了面孔日渐清晰的死神，但他更看见了取景器里表现生命的美与力量，而这个扮演舞者的女人就是自己的妻子巴拉巴拉，当拍摄完成，巴拉巴拉走向已经老态的巴班克，深深的一吻和热情的拥抱，让两个人结合成生命的共同体，而这种拥抱的一种象征意义就在于：巴拉巴拉在巴班克的启示下，用她的眼睛，用她的取景器，用她的镜头纪录死亡，以另一种方式表达拍电影和活着的同一性。
用四年时间拍摄下关于巴班克生命最后时光的影像，既是一种纯粹私人的记录，也是对于人“活在当下”的一次见证，既是现实的，也是梦境的，既是对他者的旁观，也是对“自我”的一种关照。
在镜头下，巴班克或者在喃喃自语，或者赤身裸体躺在沙发上，或者对着镜头说话，或者从沙滩上起身走向大海，而这一切都是巴拉巴拉在场的证明，她正站在摄像机后面，对着巴班克拍摄他的生活、他的身体，一种当下的现实记录是真实的，是具体的，更是活着的。
在镜头下，巴班克曾经拍摄的那些电影镜头被组合起来，电影成为表现的客体，《蜘蛛女之吻》中的泪水，《街童》中的贫民窟，《我的印度朋友》中的电闪雷鸣，它们带着巴班克的印记，也有着他的人文关怀，影像也是活着的。
在镜头下，巴拉巴拉也在发现她自己理解的当下，那里有汹涌的海浪，有延伸的铁轨，有滴落的雨水，有爆破的房屋，在镜头和镜头的组接中，秩序似乎是被解构的，它带着某种诗意表达着瞬息的变化，它们也是活着的……
“我已经经历了我的死亡，现在剩下的就是拍一部关于它的纪录片。”巴拉巴拉又在镜头世界里寻找死亡和梦境的同源性意义，在双重叙事中，镜头之下的镜头，当下之中的当下，生命里面的生命，共同构建了模糊或清晰、抖动或固定的“影像的影像”。
在巴班克和巴拉巴拉共同构建的影像世界里，真正的主角其实是死亡，而死亡的背后则是生命和爱，即使有白色的床单，有滴落的药水，有苍老的皮肤，即使最后是一张空空的床，死亡也变得诗意和温暖：死亡让巴班克成为放逐者，但是在活着的当下，他就像上帝一般存在。
死亡让巴班克的肉体逐渐归于寂灭，但是在电影的梦想世界里，从38岁被宣判死刑到70岁离世，他延长了时间，也延长了生命；他走了，空了，但是影像还在，梦想还在，巴拉巴拉还在，她同样将生命和爱变成永不逝去的影像。
巴班克在永不消逝的影像中复活：从中国香港灯火闪烁的港口、回眸的“徐静蕾”和熙熙攘攘的街道，到中国杭州并不寒意的秋天、生日祝福和蜡烛的温情以及连接两个半球的白昼和黑夜的梦境，水是流动的水，时间是流动的时间，生命是流动的生命，电影也永远是流动的电影。
导演: 巴拉巴拉·帕斯
编剧: 玛丽亚·卡马戈 / 巴拉巴拉·帕斯
主演: 威廉·达福 / 赛尔顿·梅罗 / 海科特·巴班克 / 费尔兰德·蒙特纳哥 / 费尔南达·托里斯
类型: 纪录片
制片国家/地区: 巴西
语言: 葡萄牙语
上映日期: 2019-09-02(威尼斯电影节)
片长: 75分钟
又名: Mr. Babenco / Babenco: Tell Me When I Die
2019年 第76届威尼斯电影节 威尼斯经典奖 最佳公映纪录片
影片介绍：
“我已经经历了我的死亡，现在剩下的就是拍一部关于它的纪录片。”当海科特·巴班克意识到自己所剩时间不多时，他这样对芭芭拉·帕斯说。她接受了挑战，完成了已故伴侣的最后一个愿望：成为自己死亡的主角。这部作品温柔地潜入巴班克，这个南美洲最伟大的电影人之一的生活中，他在亲密与病痛的交织下有意识地袒露了自己的灵魂。在活跃的思想与虚弱的身体之间的对峙中，他表达了恐惧与焦虑，也表达了回忆、反思和奇想，种种有关他职业生涯中的标志性瞬间。从38岁患癌到70岁去世，巴班克把影像当成了他的良药，也是支撑他生存的营养剂。《巴班克：当我死时告诉我》是芭芭拉·帕斯的第一部纪录长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海科特的最后一部作品：一部有关影像的影像，是永恒不灭的。
图片来自豆瓣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