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沉浮:一名北洋官员的生命史

本文蒙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授权转载,原题为:北洋官员的生命史——《近代史所藏李景铭档案》之《嗛斋日记》解读。特此致谢!
一部有价值的日记,会丰富人们对于往昔的认知。近代史上的日记数量众多,但是能为研究者利用的却相对有限,这受日记跨度长短、内容多寡、录事繁简等因素的制约,而这些又取决于记录者的社会地位、教育程度、观察视角以及生活习惯,甚至还有性格特质。如此说来,一部有史料价值的日记的产生,其实需要诸多机缘契合,因此,好的日记受到重视和追捧也就不足为怪了。难得的是,李景铭所著的《嗛斋日记》就具备这些条件,本文对其史料价值作一简略交代。

《嗛斋日记》所跨年限为1921至1945,可粗分为三个时段(1921—1928、1928—1937、1937—1945),分别对应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伪政府三个政权时期,恰好每一阶段李景铭的主职和身份都不同,所以,记录的重心也相应变化。

第一个时段,主要涉及北京政府财政部(印花税处)和税务处的日常运作及其内情,这也是目前仅见的北洋财政系统官员的日记。因作者职务所系,一些大的政治外交活动,比如“太平洋会议”、“善后会议”、“关税会议”等等亦皆有所涉及(包括作者的发言和建议)。此外,这一时期的日记整体上也能反映出北洋后期官场颓圮的现象和官员失意的状态。因此,读者不仅能够借之勘核相关重要史实,亦能借机获知更多政情内幕与细节,对北京政府的运作实态有直观感受。

第二个时段是北京政府垮台至七七事变前。李景铭在北平的私立院校(民国大学、朝阳大学和华北学院等)代课,日记涉及了学校的日常教学情况。实际上,李氏并不甘于三尺讲台,他极为留意政局变化和中日关系的趋向,与北洋系旧人来往密切,一直“图谋事功”(原话),希图在日本人和南京之间残喘。因此,日记收录大量道听途说的秘闻、报道以及作者自己对政治局势的判断和设想,这提供了以往为人所忽略或难见的观察视角和史料,有助于我们理解30年代华北政局和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第三个时段从七七事变至作者中风(1945年7月)。七七事变后,李景铭在伪政府短暂任职,日记涉及了维持会、伪政府筹备组建和运行的内情细节与人事纷争,后来李氏任古学院编修,也大量记录了古学院的运作和相关的文化工作及成果。同时,沦陷区的社会实态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物价飞涨、生计困难”也在日记中有所反映。总之,这一时期的日记为华北沦陷区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支持。

需要说明的是,三个时期的划分,并不能完全概括这部日记的内容和价值。实际上,《嗛斋日记》承担了除记事之外的多种功能,其有自身的连贯和丰富性。作者习惯将读书摘抄和心得录于日记中,纵观二十多年的日记,可看到其阅读世界和精神生活的变化历程。李氏平素留心掌故野史与风土民俗,抱着“姑且记之”的态度,也皆誊录于日记之中。此外,对于收藏的金石文玩,日记中不仅记录了相应的名目和购入渠道,还有相关文物的介绍甚至是临摹式样。另外,大量的酬和诗文、札记亦收于其中,可见整部日记内容之充盈,这也提示我们可以从多个向度利用这部日记。

李景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日记迷”,喜欢记日记,对所记的内容,时时整理翻看,他也喜读日记(比如《翁文公日记》、《邴庐日记》等等),但不似翁同龢有刊改之习(他意识到翁“语多忌讳”),除了修改个别漏错字外,李氏绝少涂饰(沦陷时期有极个别处,另1931年9月19至30日的日记不存,因担心为人获知,自行销毁),这或也说明其未有将之出版示人的想法,可见此日记原始程度之高。
一部日记,也是一部生命史。《嗛斋日记》从作者出席太平洋会议的无限风光开始,结束于沦陷区潦倒的风烛残年,翻至最后一页,看到作者中风后竭尽全力握笔写下的“七月十九日”“七月二十日”“七月二十一日”,却再也无力记下内容,令人不胜唏嘘。在这个意义上,《嗛斋日记》也超越了冰冷的历史遗物,成为了具有生命温度的精神载体。
席卿循
二〇二一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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