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孙昊｜《宋會要·蕃夷類·女真國門》箋注
孙 昊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8-13世纪东北与内亚草原政治文化的联动关系、辽金民族史。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丝绸之路’与女真政治文明研究”。
《宋會要輯稿》蕃夷三之一至三之三錄自《永樂大典》卷二九一六“真”字韻，“女真國”事目，且起首冠稱“宋會要”，顯係《大典》從《宋會要》摘錄“女真國門”文字而繫於相應事目之下，徐松等人又專門輯出，形成今見《輯稿》之文字。由於記述事項集中，除了傳抄過程中的一些簡單錯訛之外，《輯稿》蕃夷三之一至三之三在整體篇章結構上保持了《大典》摘錄底本的面貌，可以在校勘的基礎上，對《宋會要·蕃夷類·女真國門》進行研究。
查閱《宋會要輯稿》文字可知，《宋會要·蕃夷類·女真國門》起首一段文字是該門序言，概述女真之起始源流與風俗，正文則從太祖建隆二年八月，迄於真宗天禧三年，主要羅列女真至宋朝貢的活動。《永樂大典》所錄該門底本文字是以“宋會要”爲名，能夠說明其文本錄自南宋時期拼合諸本會要而形成的合訂本。該底本的“女真國門”當源於宋仁宗慶曆四年撰成的第一部會要，又稱《慶曆國朝會要》。《輯稿》蕃夷三之一有“唐正觀中靺羯來朝”之語，其中顯係避宋仁宗趙禎諱而改“貞”爲“正”，“靺羯”更是保持了唐末宋初靺鞨民族的原始音譯漢字用法，唐鴻臚井碑有”敕持節宣勞靺羯使”之號，《僕固乙突墓誌》云“東征靺羯”即此，至宋中葉以後方逐漸以異體字“鞨”取代“羯”字。由此亦可得窺《慶曆國朝會要》《蕃夷類·女真國門》的時代特徵。
這並不是說《輯稿》文字就與《慶曆國朝會要》“女真門”完全相同，在經過諸多編次會要的編者，以及明清以後多次的輾轉傳抄，亦出現一定的脫誤和文字改動現象，需要進行相應的校勘工作。其中較爲典型者，如《輯稿》蕃夷三之一，乾德二年下有“三年九月，遣使來貢，并齎定安國王烈萬華表以聞”，《輯稿》蕃夷七之一、《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開寶三年九月丙辰條、《宋史》卷四九一《定安國傳》、《文獻通考》卷三二七《四裔考》皆將此事繫於開寶三年，而其下“五年”條諸事亦在開寶年間，可知，此處顯脫“開寶”二字，應據補。《輯稿》蕃夷三之二，大中祥符七年下，有“八月，遣首領阿虛太隨高麗使郭元入貢”條，《輯稿》蕃夷七之一、《宋史》卷四八七《高麗傳》皆將之繫於大中祥符八年，知此處“月”顯係“年”之訛，應據改。
《輯稿》“女真門”中凡提及族名時，皆用“女貞”。仁宗時期，“貞”屬諱字，但常不避“真”字，故與之同期成書的《武經總要》中皆稱“女真”。以“女貞”爲名，自然係後世傳抄所爲。音譯無定字，“真”、“貞”二字通用。高宗以後形成的會要文字多見“女貞”，《輯稿》兵一五之九，光堯皇帝三十一年十月九日詔書；兵一四之三三，高宗建炎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條皆即是如此。南宋時期刊刻的文獻亦有不避“貞”字者，《宋本冊府元龜》亦直書“貞觀”、“貞元”而不改字。出現“貞”、“真”混用的現象，或係南宋編修會要就已出現。
同時，更爲重要的是，南宋會要編修者在拼合前朝多個編次的會要時，並未簡單的將“女真國門”與金朝事項直接拼合爲一，而是專設“金門”，兩存之。《永樂大典》卷九五〇〇至九五〇一“金”字韻下有事目“宋會要·蕃夷傳”一、二兩卷，知《宋會要·蕃夷類》設“金門”。遼、金是有宋一代面臨的北方強敵，自然受到宋人的特別重視。相較而言，《宋會要·蕃夷類·金門》之文字佔用了《大典》兩卷的篇幅，而《輯稿·蕃夷類·遼門》錄自《大典》五二五七一卷，僅一卷文字，可知前者要遠大於《宋會要·蕃夷類·遼門》之篇幅，其規模應是《宋會要·蕃夷類》諸門之中最大的。遺憾的是，《宋會要·蕃夷類·金門》之文字已佚，參照《輯稿·蕃夷類·遼門》，推知其內容當亦以宋皇帝對金戰和之決策、指揮，以及金朝至宋通聘事爲主。
《宋會要》於“蕃夷類”別設兩門記述“女真國”與“金”，實爲該類編修宗旨所決定。其重點是要記述“四夷之叛服”，保存宋朝廷施之四夷政策之得失，以備資政。其收錄事項，並非要客觀地描述某一民族的狀況，而是記錄當時諸“四夷”政治實體與宋朝發生關係之情況（交聘、封貢、戰和等）。儘管在宋人意識中，並不能準確地認知其實際情況，但仍要在相應的類、門中，按照其理解刪削、組織、編列資料。在歷史過程之中，往往出現同一民族範疇之內的諸政治實體與宋朝發生關係，宋人爲此於會要之中而各立一門的情況。如《輯稿》蕃夷六之一至六之五的《唃厮啰》和蕃夷六之六至六之四二的《吐蕃》，兩門文字皆是記述吐蕃政權對宋關係，亦應是出於宋人對其定位和施政有別所致。“女真國”與金朝在宋代對外關係史中的政治性質自然有天讓之別，宋朝廷對兩者的認知和相應舉措自然也各不相同，相關事項自然要分別收錄。
“女真國門”集中反應了北宋時期對於東北女真社會的認知，與此後南宋知識系統存在重要差異，具有特殊的文獻價值。本文在對《宋會要輯稿》蕃夷三之一至三之三進行校勘的基礎上，對《宋會要·蕃夷類·女真國門》之文字略作箋釋，以明確該門之資料來源、女真認知之正誤，便於諸方家利用。
女貞〔一〕，東北別國也，蓋渤海之別種〔二〕，本姓孥。唐正觀中〔三〕，靺羯來朝〔四〕，中國始聞女真之名〔五〕，契丹謂之”慮真”〔六〕。地多山林，俗勇悍善射，能爲鹿鳴以呼群鹿而射之，食生肉。〔七〕飲麋酒，醉或殺人，不能辨其父母，衆爲縛之，俟醒而解。〔八〕獸多野狗、野牛、驢之類。〔九〕行則以牛馱物，遇雨張生牛革以禦之。〔一〇〕所居以樺皮爲屋。〔一一〕今有首領三十，分領其衆。〔一二〕地多良馬，常至中國貿易。舊隸契丹，今歸于高麗。〔一三〕人皆勁勇，弓矢精于契丹，故契丹至則敗焉。
〔一〕女貞 《宋會要輯稿》兵一四兵捷四、《乘軺錄》《隆平集》卷二〇《契丹》皆同。“貞”常做“真”，本文二字混用。《裔夷謀夏錄》：“金國本名朱里真，蕃語訛爲女真，或曰慮真，避契丹興宗宗真名，又曰女（真）[直]。”韓儒林認爲“女”字在十世紀北方方言中，音值爲ǰi-ǰu=nǰu，故可以“女真”音譯。伯希和參照蒙古、波斯語文獻之譯音將女真族名構擬爲“ǰur čen”，即“朱里真”之音，並看到“女真”之“女”以“n”開頭，於其音“j”不愜。他認爲無論是“女真”還是“慮真”的出現都不早於10世紀，漢語詞“女真”是經由契丹語而音譯出的。但是他無法完美的解釋“*Nü-chên”與“*ǰur čen”之間的關係。聶鴻音近年則指出“女真”一詞的譯音規則與宋元史籍中的詞彙譯音規則不符，乃是唐代西北方言的譯音形式，其論證將韓儒林的觀點做實。
筆者按，音譯漢字族稱“女真”之出現與契丹之崛起直接相關。契丹曾長期與渤海在今吉林農安一帶對峙，逐步蠶食後者西部邊疆，至926年大舉征討渤海國之前，已經基本控制了北起渤海扶餘府西界，南至遼陽一帶的地區。在契丹東進過程中，將渤海國羈縻治下的西境靺鞨人稱作“女真”，其分佈地域在渤海扶餘府、遼東半島至朝鮮半島西北一帶。初見之“女真”前身當係唐代扶餘靺鞨，以及居於遼東的靺鞨部族。這些部族居地與契丹東緣臨近，一直是渤海抵禦契丹的主要力量。故契丹對其存在較爲熟知，在尚未深入東北腹地的情況下，自然以其衙帳居地爲中心，依照方位將其東部的靺鞨人劃分爲“北女真”“南女真” 。
就傳世文獻而言，“女真”這一族稱初見於903年（唐天復三年）。其年春，契丹阿保機“伐女直，下之，獲其戶三百”。《遼史·地理志》載：“龍化州，興國軍。……明年（天復三年），伐女直，俘數百戶實焉。龍化縣，太祖東伐女直，南略燕、薊，所俘建城置邑。兵事屬北路女直兵馬司。”此首見之女真居地臨近契丹牙帳之東，被契丹稱作“北女真”，遼建國以後於其地設“北女直兵馬司”，其轄域主要包括遼、韓、雙、銀、同、咸、郢、銅、肅、安等州。《武經總要·北蕃地理》“東京四面諸州”條下“銀州，阿保機所建，女真國舊地”，亦佐證其地在阿保機前後爲女真所居。“北女真”的地域範圍大致在北自今吉林四平，南至遼濱，呈縱向分佈，其西部則與遼上京道，即契丹腹地相鄰。“南女真”的地域範圍大致在今遼寧熊岳到金縣一帶的遼東半島南部，遼中後期於其地已設歸、蘇、復、盧四州，以及鎮海府。南女真之地曾是女真人泛海至宋貿易的重要通道。《三朝北盟會編》曾載，“建隆以來，熟女真由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北、南之女真爲遼征服遼東境內之靺鞨，而在遼攻滅渤海扶餘府前後，則將居於該地迤東的靺鞨人稱作“東北女真”。此後，隨着遼人經略東北地區不斷深入，則“女真”之範疇亦隨之逐漸擴展到東北其它部族。
隨着契丹在東亞範圍內的強勢擴張，其“女真”認知觀也爲中原漢地、朝鮮半島所熟知。“女真”這一族稱也取代原有的靺鞨觀，被當時的漢文文獻記述者所接受。如五代時，同州郃陽縣令胡嶠在耶律德光死後，曾入居契丹七年，後周廣順三年亡歸，撰《陷虜記》，記述契丹國內之經歷。即稱鐵甸之東有女真。與《慶曆國朝會要》近乎同期撰成的《武經總要·北蕃地理》“東京四面諸州”條下載“銀州，阿保機所建，女真國舊地”。《高麗史》之紀、傳亦展現了高麗人接受“女真”族稱前後文字變化之過程。此書卷一《太祖世家》，太祖元年（918年）九月丙申，“平壤古都荒廢雖久，基址尚存，而荊棘滋茂，蕃人游獵於其間，因而侵掠邊邑爲害大矣，宜徙民實之以固蕃屏爲百世之利”。在建國之初，高麗人尚不稱其北境之蠻族爲“女真”，而在此後接受了“女真”之族稱。故至成宗元年（982年）崔承老師上書，引用高麗太祖元年之故事，稱“自新羅之季至我國初，西北邊民每被女真蕃騎往來侵盜，太祖斷自宸衷，遣一良將鎮之，不勞寸刃，反令蕃衆來歸，自是塞外塵清，邊境無虞”，此處已改用“女真”二字。考《高麗史》最早使用“女真”一词，乃見於《定宗世家》，定宗三年（948年）秋九月，“東女真大匡蘇無蓋等來獻馬七百匹及方物”，高麗了解並在記述中使用“女真”之族稱，當在918年至948年之間。
〔二〕蓋渤海之別種 《武經總要》與之同。晁基（說之）《靖康上書》稱“但聞渤海者，高麗之別種也。女真者，渤海之別種也”。按，唐契丹之亂，營州靺鞨東奔，聯合高句麗人建渤海國。其統治集團自然由營州東奔者組成，對東北原居之靺鞨人進行統治。前者因政治、文化特權的封閉而凝聚爲渤海人，而被統治之靺鞨人保持原有的部族狀態。至遼滅渤海，契丹遷渤海統治集團至遼東，而原在渤海人統治下的靺鞨諸部族於渤海故地崛起，在與契丹—遼朝的政治互動中演化爲女真諸族群。如本門所述，宋人接觸之女真最初經由鴨綠江泛海而來，故稱女真係渤海之別種，義指有隸屬關係而後別出者。故《宋會要》如此記述是與當時宋人接觸朝貢賣馬之女真，獲知時情有直接的關係。然而，後世文獻卻將“女真”追溯到不屬渤海“別種”的黑水靺鞨，並進而將之遠溯至肅慎，與《宋會要·女真國門》之觀點完全不同，此處有必要對其相關知識來源和認知進行辨析。
《松漠記聞》：“女真即古肅真國也，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之女真。”女真由古肅慎國、挹婁、勿吉、黑水部的演化序列的出現最早源自南宋初，後世文獻多因之。徐夢莘《會編》將洪皓之說與其它三說並述：“本高麗朱蒙之遺種，或以爲黑水靺鞨之種，而渤海之別族，三韓之辰韓。”然其說模棱兩可，並不得實。李心傳則否認肅慎族源說，認爲金國“蓋古肅慎之地”，屬於前後的地域相續，但承認“南北之間稱勿吉，隋唐稱靺鞨，至五代始稱女真”。至元人編纂《金史》，完全採信《松漠記聞》之說，認爲女真即肅慎、挹婁、勿吉、黑水靺鞨。
雖然女真源自“黑水說”在南宋初始流行於中原，但其說當源自高麗。“黑水”與“女真”兩個族稱最早發生聯繫是在高麗的歷史記述之中。首先，就史實而言，在羅末麗初，朝鮮半島北部存在着“黑水”與“寶露國”。新羅憲康王十二年（886年），“狄國人入境，以片木挂樹而歸，遂取以獻。其木書十五字云：‘寶露國與黑水國人共向新羅國和通’”。論者多以此“黑水”爲隋唐黑龍江流域之“黑水靺鞨”。然而，從後來的發展態勢看，“黑水”人主要在新羅東北的登州邊外，至高麗初期進行大規模的北拓，“黑水”人的居地已經成爲高麗的北疆，其族群、部族離散，不能稱之爲一個整體。而“女真”的活動最初始於高麗西北界邊外，其在東北界的“黑水”勢力離散之後才進入朝鮮半島東北，被高麗稱作“東女真”。高麗顯宗二年至二十一年之間，“黑水”人逐漸融入“東女真”之中，出現了諸如“東女真黑水”這樣的過渡性稱呼，即義指東女真內的黑水人。而在此之後，高麗再無“黑水”來朝、獻土物之類的記載。高麗文宗三十五年（1081年）禮賓省曾奏：“舊制，本國邊民曾被蕃賊所掠，懷王自來者與宋人有才藝者外，若黑水、女真並不許入。”可知，高麗曾在舊制中對黑水與女者進行明確區分。
“黑水”作爲一支族群在高麗前期融入後來崛起的“女真”之中。在高麗顯宗以後，對其北界諸部族皆稱“女真”，而不再提及“黑水”。然而，在高麗東北邊疆擴張過程中，羅末麗初的“黑水”活動地域已成爲高麗的州縣之地，但“黑水”逐漸固化爲東北方異族世界的標誌，指涉範圍日趨擴大。文宗、肅宗時，已托用這一古稱來泛指其東北界迤北之地，或作爲這些地域內部族的別稱。這就爲女真源出黑水之說奠定了基礎。《高麗史》卷九《文宗世家》，文宗二十七年（1073）五月丁未，西北面兵馬使奏報引平虜鎮近境蕃帥之語稱“告諭化內三山村中尹夜西老等三十徒酋長”，後附小字註文 “東蕃黑水人其種三十，號曰三十徒”。三十部女真在正文中規律性冠稱“女真”，此處正是因托古而別稱做“東蕃黑水”。《高麗史》卷一二《肅宗世家》，“肅宗八年（1103年）秋七月甲辰”：“有本國醫者居完顏部，善治疾。時盈歌戚屬有疾，盈歌謂醫曰：‘汝能治此人病，則吾當遣人歸汝鄉國。’其人果愈，盈歌如約遣人送至境上。醫者至言于王曰:‘女真居黑水者，部族日強，兵益精悍’。”所稱之女真之居地乃按出虎水（今哈爾濱阿什河）的完顏部，顯非唐之“黑水靺鞨”。高麗人亦將金朝皇室所在之部視作“東女真”，將其居處泛指爲“黑水”之地。
綜合上述分析，即知，“黑水”和“女真”是先後出現於高麗北界的不同族群，但此後則因高麗北邊異域觀念，而將兩個族稱聯繫起來，使論者往往混爲一談，直接誤導了不了解情況的南宋筆記文獻，而開創了女真源出黑水的說法。
另一方面，就女真史敘述的“肅慎史觀”而言，池內宏、伯希和曾持否定態度，但他們的討論遭到中國學界的漠視，大多數中國學者仍堅持由肅慎到女真的發展敘事。
筆者對女真研究中的“肅慎史觀”主要觀點如下：該問題的闡釋屬於一個理論問題，而非簡單的史實。族群識別具有不同的範疇與層次，所謂範疇是由族群內外識別的文化標準構成，其標準內容不同，則範疇有別。肅慎楛矢石弩本於先秦經典，被中原歷代王朝用於泛指東北森林族群，成爲史家敘述的象徵性話語。挹婁、勿吉則是漢魏時期從東北獲知的族稱，體現了東北森林族群自身的識別層級，與中原王朝肅慎觀的範疇並不一致。另一方面，挹婁、勿吉—靺鞨等族稱的出現也因觀察者獲取族群知識的某個角度而定，故這些族稱所指涉的地域與族群的群體亦不相同。史料文獻將這些族稱從多面而立體的歷史與族群識別的文化語境中析出，依據血脈傳承的預設進行單線化排列，構成肅慎史觀。故追溯女真的遠源尚不足證，而究其近源及族稱，當從五代、遼宋歷史語境中探尋。靺鞨雖與女真有更直接關聯，然而兩者族群分化亦有各自歷史背景與特徵。故女真近源於黑水靺鞨有不足證之處。《三國史記》《高麗史》中“黑水國”與“女真”顯屬先後於朝鮮半島北部出現的兩類不同族群。遼代女真地域在南，黑水靺鞨文化一直在黑龍江中下游穩定發展，兩者也一直有南北互動。然由《宋會要·蕃夷類·女真國門》到《松漠紀聞》《會編》《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可見兩宋對女真的族源敘事呈累層疊加之勢，早出的《宋會要·蕃夷類·女真國門》最爲寫實。
〔三〕唐正觀中 “正”，《大金國志》“金國初興本末”、《通考》卷三二七《四裔考·女真》女真皆作”貞”。此處因避宋仁宗趙禎諱而書作”正”。
〔四〕靺羯來朝 “靺羯”，《大金國志》、《通考》卷三二七《四裔考·女真》·女真皆作”靺鞨”。按唐《鴻臚井碑》有”敕持節宣勞靺羯使”之號，《僕固乙突墓誌》云“東征靺羯”。新羅 崔致遠《孤雲集》卷一《謝不許北國居上表》亦作“靺羯”。“靺鞨”本作“靺羯”，至宋時方普遍寫作“靺鞨”，此处記作“靺羯”可知其成文較早。“靺羯”與“勿吉”音相近，或謂其即清代滿語之“窩集”。愛新覺羅·烏拉熙春認爲“勿”、“靺”字首音於中古音皆以“m”開頭，而滿語之“窩”是以“w”開始，當時中古尚未出現“窩集”之發音形式，故“靺羯”並非“窝集”之古稱。她认为“靺羯”之發音（*muɑt *kǐɐt）與女真軍政組織的單位“謀克”（*mömkǝ）爲一音之轉。
〔五〕中國始聞女真之名 據註文〔一〕、〔二〕可知此說不確。
〔六〕契丹謂之慮真 “慮真”，《裔夷謀夏錄》、《大金國志》皆稱“或曰慮真”，《通考》卷三二七《四裔考》四《女真》稱“契丹目之曰慮真”。伯希和對此提出了三種可能，其討論如下：
“慮”字在契丹音寫中，並不是完全陌生的，在《遼史》卷一一六《地理志》有“且慮”，但是很少出現。《金志》中則稱：“契丹恐女真爲患”。在《三朝北盟會編》中的原始文本是，“阿保機慮女真爲患”，馬端臨《通考》錄作“慮其爲患”。“慮其”，《大金國志》抄手則誤讀作“慮真”。馬端臨延續《大金國志》之誤，並進一步誤稱“契丹目之曰慮真”。但是，如果“慮真”果真是一種原初的語音形式，那麼可以做如下假設：慮真（Lü-chên）可能是*Nü-lü-chên<*jurh ta-='' ta='' -='' tung='' n=''> Lü-chên的變化了。
據本文《會要》文字可知，“慮真”當非宋代書商抄錄至誤，乃是當時契丹漢兒在轉譯時留下的方言痕跡，伯希和之論或可備一說，今附於此。
〔七〕能爲鹿鳴以呼群鹿而射之食生肉 按，胡峤《陷虜記》載：“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
〔八〕飲麋酒醉或殺人不能辨其父母衆爲縛之俟醒而解 此事亦見胡峤《陷虜記》，文字略有增刪，其文云，“能釀糜爲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
〔九〕獸多野狗野牛驢之類 “狗”，《通考》卷三二七《四裔考》四《女真》作“豬”。按，《陷虜記》云：“善射，多牛、鹿、野狗。”此以“狗”爲確，不取《通考》之說。
〔一〇〕行則以牛馱物遇雨張生牛革以禦之 胡峤《陷虜記》載：“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爲屋。”按“能爲鹿鳴”至此條“張生牛革以禦之”，皆於《陷虜記》文字增刪，變換而來，但刪去標識方位、群體的文字。《陷虜記》於此段前尚載：“距契丹東至于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鐵甸”即 “鐵驪”，唐代最初居於黑龍江中下游地區，遼滅渤海後，其人當向南遷徙，與五國部相鄰。
遼人遷徙一部鐵驪人至黃龍府周邊，編爲守邊部族軍。遼興宗曾以鐵利戶置祥州，隸屬黃龍府都部署司。重熙九年（1040），女真侵邊，即發黃龍府鐵驪軍拒之。胡峤所見即黃龍府之鐵驪，其居處爲鹽鹼地帶，當在今黑龍江省西部拉林河流域。居於鐵驪東部的女真即居於按出虎水（今阿什河流域），繫金朝建國集團勃興之部。許亢宗亦云，自契丹舊寨向東行見黃龍府與生女真古界，其地“界八十里直至來流河。行終日，山無寸木，地不產泉，人攜水以行，豈天以此限兩國也？來流河闊三十餘丈，以船渡之。又五里，至句孤寨。自此以東，散處原隰間，盡女真人，更無別族”。其記述正與此相合。胡峤所述反映了10世紀拉林河至阿什河流域間女真的生活狀態，《宋會要》因之文字，而略去時空界定。
〔一一〕所居以樺皮爲屋 此條與前述“能爲鹿鳴，以呼群鹿而射之”、“（其人無定居）行則以牛馱物，遇雨張生牛革以禦之”皆是典型的針闊混交林地帶的半遊獵生產方式。其基本特徵是冬季有相對穩定的居址，用於貯存食物，平時則以生產隊群爲單位，季節性地在居址與狩獵營地之間移動。因該地區氣溫較低，無法以農業種植供給食物，只以肉食大型動物爲主。又考《金史》所載，按出虎水流域、淶流河流域等河谷平原皆有定居性村寨。女真稱聚居之村寨爲
（ga ſa），《金史》漢譯用字爲“忽申”或者“窟申”。可認爲10-11世紀此地女真社會存在半遊獵、定居遊獵等不同的生態適應方式。
另，此部女真與南部鴨綠江流域、長白山區溫帶闊葉林帶的女真生產方式不同。《契丹國志》卷二二《四至鄰國地理遠近》：“五節度熟女真部族。共一萬餘戶，皆雜處山林，尤精弋獵。有屋舍，居舍門皆於山牆下闢之。耕鑿與渤海人同，無出租賦，或遇北主征伐，各量戶下差充兵馬，兵回，各逐便歸本處。”五節度熟女真係10世紀初的鴨綠江生女真，居地在鴨綠江下游長白山餘脈。其生產方式已是農業“耕鑿”，輔以狩獵。而且並有定居性的屋舍。同書卷下文又云五節度女真東南之“熟女真國”，“不屬契丹所管，……居民皆雜處山林，耕養屋宇，與熟女真五節度同。……或居民等自意相率賷以金、帛、布、黃蠟、天南星、人參、白附子、松子、蜜等諸物，入貢北番；或只於邊上買賣，訖，却歸本國。契丹國商賈人等就入其國買賣，亦無所礙”。此地女真地處鴨綠江交通線附近，故以商品交換爲目的的採集業較爲發達，成爲女真與遼、宋聯繫的主體。
比較上述地域可知，遼代女真的生產方式因地域影響，區隔較爲明顯，然當時宋人並未留意，僅泛化錄文，未辨別其地域、生業、群體之差異。
〔一二〕今有首領三十分領其衆 下文有開寶五年條“奉木刻言‘三十東部落’”、淳化二年條 “求發兵與三十首領共平三栅”之語。按，宋人將三十部女真事蹟誤書成全體女真之衆，並將“‘三十部’首領”訛作“首領三十”。《會編》因之，云“至唐末部落繁盛，共有三十酋領。每酋領有一姓，通有三十姓”，將其錯誤引申發揮，故不可取。
三十部女真繫居於長白山至朝鮮半島東北的女真族群。《高麗史》稱“三十姓部落”，並有小註云“東蕃黑水人其種三十，號曰三十徒”。“三十”乃部姓之數，考《金史》、《高麗史》即知同一部姓下存在多個部落（女真文作
（fama a），其義做“邦”），部姓與作爲政治實體的“部”不存在對應關係。“三十姓”僅作爲族群名稱而存在，不構成政治實體的凝聚紐帶。故“三十姓部落”意指族屬爲“三十姓”的女真部落。在時人記述中常省“姓”字，如《宋會要》所記“三十東部落”之語。“三十首領”亦是省“姓”字之例，《高麗史》有“三山村中尹夜西老等三十徒酋長”，与之同，皆用省称的“三十”冠稱该族群内的部落酋长。所謂“三十首領，分領其衆”之語，爲北宋史官望文生義而已。
〔一三〕舊隸契丹今歸于高麗 按，《長編》卷三二，宋太宗淳化二年載女真至宋求助兵，言契丹去海岸四百里立三栅，絕其朝貢之路，宋太宗“但降詔撫谕，而不爲出師”。此後鴨綠江女真歸於契丹，與宋再無直接聯繫，故《長編》於其文後附“其後遂歸契丹”六字。“舊隸契丹”當即指此文所言，而下文淳化二年條女真求兵事與《長編》同，唯後附小字改作“其後遂歸高麗”，與本條相應。宋真宗天禧年間三十部女真有部落內附高麗，以蕃長的身份隨高麗使臣至宋朝貢。下文天禧元年條云“伏緣女真素無差降，昨高麗國定以爲蕃長、傔從名目。望許令敢赴殿宴，及賜予如蕃長之例”，即表明宋人承認女真附於高麗之事實。天禧二年陳寬上《高麗女真風土朝貢事儀》二卷當記附高麗之女真。《宋會要》所載文字顯本於宋真宗時記載，又因現狀而更改《宋太宗實錄》文字，故有“舊隸”、“今歸”之語。然此條亦將鴨綠江女真與三十部女真混爲一談，今爲指出。
太祖建隆二年八月，其國遣使嗢突剌朱來貢名馬〔一四〕。
〔一四〕其國遣使嗢突剌朱來貢名馬 嗢突剌朱，《通考》卷三二七《四裔考·女真》四女真同，《長編》卷二建隆二年八月辛亥條無“朱”字。
十二月，遣使使栧鹿猪泛海來貢方物〔一五〕。
〔一五〕遣使使栧鹿猪泛海來貢方物 疑衍一“使”字。
三年正月〔一六〕，遣使只骨來貢方物。
〔一六〕三年正月 《長編》卷三繫於建隆三年正月庚辰日。
三月，遣使女古來貢方物。〔一七〕
〔一七〕三月遣使女古來貢方物 《長編》卷三“建隆三年三月丁丑”條云“女真遣使朝貢”，當即此事。
四年正月〔一六〕，遣使來貢方物。
〔一六〕四年正月 按，宋建隆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改元乾德，改元詔書見《宋會要輯稿》禮五四之一，《長編》卷四繫此事於乾德元年春正月己卯。
八月，復遣使來獻名馬。〔一七〕
〔一七〕八月復遣使來獻名馬 《長編》卷四“乾德元年八月癸巳”條載“女真国遣使来贡名马”。
是下詔登州曰〔一八〕：“沙門島人戶等〔一九〕，地居海嶠，歲有常租。而女貞遠隔鯨波，多輸駿足。當風濤之利涉，假舟楫以爲勞。言念辛懃，所宜蠲復。自今特免逐年夏秋租賦、麴錢及緣科雜物、州縣差徭，止令多置舟楫，濟渡女貞馬來往。其在舟棧木，自前抽納，今後給與主駕人力〔二〇〕。”
〔一八〕是下詔登州曰 “是”，《通考》卷三二七《四裔考·女真》作“因”，疑前有脫文。《長編》卷四繫此事於乾德元年八月丁未。
按，“登州”即今山東蓬萊。北宋天聖前，多接納高麗、女真等從海陸朝貢使團。女真朝貢者多從遼東半島入海，如前引《會編》文：“建隆以來，熟女真由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長編》卷八四載，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月甲戌，“令登州於八角鎮海口治官署，以待高麗、女真使者”。女真至登州的泛海路線大體上是從蘇州南女真地區下海，沿着渤海灣大陸沿岸而行，渡烏湖海，經北隍城島、南隍城島、欽島、砣矶島、大謝島至沙門島，之後渡廟島海峽至登州。從本文前後可見，前往北宋朝貢賣馬的女真人主要是鴨綠江中上游之三十部女真、下游之鴨綠江女真，以及盤踞在其間的渤海遺民定安國等勢力。這也能夠說明，遼朝在宋天聖前，尚無法控制鴨綠江沿線地帶。
〔一九〕沙門島人戶等 沙門島，今山東省煙台市長島縣西北廟島，爲宋流放犯人之地。
〔二〇〕今後給與主駕人力 “今後”原作”今復”，據《通考》卷三二七《四裔考·女真》改。
九月，遣使來貢名馬五十六疋。〔二一〕
〔二一〕九月遣使來貢名馬五十六疋 《長編》卷四，乾德元年九月戊辰記作“女真國又遣使貢名馬”。
乾德二年，又來朝貢〔二二〕。
〔二二〕又來朝貢 原脫，據《通考》卷三二七《四裔考·女真》補。
開寶二年〔二三〕，首領悉達理並姪阿黑哥、首領馬撒鞋並妻梅倫，並遣使獻馬及貂皮。
〔二三〕開寶二年 原脫，據《通考》卷三二七《四裔考·女真》補。
三年九月，遣使來貢，並齎定安國王烈萬華表以聞。〔二四〕
〔二四〕三年九月遣使來貢並齎定安國王烈萬華表以聞 《長編》卷一一，開寶三年九月丙辰詳載其事：“登州言女真國遣使入朝，定安國王烈萬華附表貢方物。定安國本馬韓之種，爲契丹所攻破，其首帥糾合餘衆保於西鄙，自稱定安國公。”定安國是鴨綠江中游的渤海殘餘勢力，多隨女真帶書至宋，要求討伐契丹。宋淳化二年契丹封鎖鴨綠江口，與宋失去聯繫，再無記載。《宋史》卷四九一有傳。
五年，馬撒鞋及首領斫姑來貢馬。
是年，女貞來寇白沙寨，略官馬三匹、民百二十八口。詔止其貢馬者，不令還。未幾，首領渤海郍三人入貢，奉木刻言“三十東部落令送先被爲惡女真所虜白沙寨人馬”〔二五〕。詔書切責前寇略之罪，而嘉其効順之意，先留貢馬，女貞悉令放還。
〔二五〕奉木刻言三十東部落令送先被爲惡女真所虜白沙寨人馬 “刻”原作“該”，據《通考》卷三二七《四裔考·女真》改。《長編》卷一三，開寶五年六月載此事云：“於是首領渤海那等三人復來貢，言已令部落送先所掠白沙寨民及馬。”
六年，首領祈達渤來貢馬，又有鐵利王子五戶並母及子弟連沒六〔二六〕、溫迪門、沒勿附其使〔二七〕，貢馬、布、膃肭臍〔二八〕、紫青貂鼠皮。
〔二六〕又有鐵利王子五戶並母及子弟連沒六 “鐵利”，即下文之“鐵勒”，本文同一記作鐵驪。其居地在女真之東北，活躍於遼與高麗之間。見於史籍者大體有三支：一是前述遼黃龍府的鐵驪軍，遼後期成爲防禦女真之屏障。二是內附高麗者，《高麗史》卷二《太祖世家》載：“大相庾黔弼、元尹官茂、官憲等，領黑水、達姑、鐵勒諸蕃勁騎九千五百。”此部其後無聞。其三則是在居地者，是鐵驪主體，以部族政治體的形式存在，是女真勃興前東北地區重要的勢力之一。此部常向遼朝貢，協助平定渤海殘餘勢力兀惹。遼開泰年間（宋天聖），蓋鐵驪最爲強盛，其酋那沙多遣女真至高麗，稱“鐵利國”。鐵驪在金建國以後無聞，蓋融入女真之中。
〔二七〕溫迪門、沒勿附其使 “沒勿”，《通考》卷三二七《四裔考·女真》作“沒勿羅”。
〔二八〕膃肭臍 唐宋時期從外國引進的常見藥材，用膃肭獸外生殖器漬浸油而成，多見大食、三佛齊等地進納，東亞海域亦產此物。膃肭獸又稱骨訥獸，東西所出膃肭獸似非同類。西方所產見《諸蕃志》：“膃肭臍出大食伽力吉國。其形如猾，腳高如犬，其色或紅或黑，其走如飛，獵者張網於海濱捕之，取其腎而漬以油，名膃肭臍。番惟渤泥最多。”《重修政和經史證類本草》卷一八云：“骨訥獸似狐而大，長尾，臍似麝香，黃赤色，生突厥國，胡人呼爲阿慈勃他你。”知大食、突厥出產者皆是陸生，類似狐狸之動物，有的學者認爲是香狸（靈貓），其生殖器可製香藥。東亞海域之膃肭獸一般指海狗。《重修政和經史證類本草》云：“膃肭臍出西戎，今東海傍亦有之。云是新羅國海狗腎，舊說是骨訥獸，似狐而大長尾，其皮上自由肉黃毛三莖共一次。今滄州所圖乃是魚類而豕首，兩足，其臍紅紫，上有紫斑點，全不相類。”此膃肭獸顯與《諸蕃志》等書不同，爲海狗或海豹類動物，其膃肭臍屬中藥加工製成品，主治腎虛。鐵驪人未必能因中醫醫理加工，蓋從高麗貿易而得，轉獻於宋朝。
太宗太平興國六年，遣使來貢方物〔二九〕。
〔二九〕遣使來貢方物 《宋會要輯稿》蕃夷七之一一記此事：“十一月八日，女真國遣使來朝貢，道出安定國，齎其國主烏玄明表來上。” 按，“安定”倒，當乙正。烏玄明托女真上表事詳見《宋史》卷四九一《定安國傳》：
六年冬，會女真遣使來貢，路由本國，乃托其使附表來上云：“定安國王臣烏玄明言：伏遇聖主洽天地之恩，撫夷貊之俗，臣玄明誠喜誠抃，頓首頓首。臣本以高麗舊壤，渤海遺黎，保據方隅，涉歷星紀，仰覆露鴻鈞之德，被浸漬無外之澤，各得其所，以遂本性。而頃歲契丹恃其強暴，入寇境土，攻破城砦，俘略人民。臣祖考守節不降，與衆避地，僅存生聚，以迄於今。而又扶餘府昨背契丹，並歸本國，災禍將至，無大於此。所宜受天朝之密畫，率勝兵而助討，必欲報敵，不敢違命。臣玄明誠懇誠願，頓首頓首。”其末題云：“元興六年十月日，定安國王臣玄明表上聖皇帝前。”
上答以詔書曰：“敕定安國王烏玄明。女真使至，得所上表，以朕嘗賜手詔諭旨，且陳感激。卿遠國豪帥，名王茂緒，奄有馬韓之地，介於鯨海之表，強敵吞併，失其故土，沉冤未報，積憤奚伸。矧彼獯戎，尚搖蠆毒，出師以薄伐，乘夫天災之流行，敗衄相尋，滅亡可待。今國家已于邊郡廣屯重兵，只俟嚴冬，即申天討。卿若能追念累世之恥，宿戒舉國之師，當予伐罪之秋，展爾復仇之志，朔漠底定，爵賞有加，宜思永圖，無失良便。而況渤海願歸於朝化，扶餘已背於賊庭，勵乃宿心，糾其協力，克期同舉，必集大勳。尚阻重溟，未遑遣使，倚注之切，鑒寐寧忘。”以詔付女真使，令齎以賜之。
《長編》卷二二、《九朝編年備要》卷三亦節錄此事，今不復摘錄。
雍熙四年〔三〇〕，首領遣國人阿郍詣登州上言〔三一〕：“本國爲契丹以書招誘〔三二〕，今遣使持書詣州。”詔書嘉答之。
〔三〇〕雍熙四年 按，女真於雍熙元年尚有至宋貢馬事，今附本末於此。
《宋史·高麗傳》：
先是，契丹伐女真國，路由高麗之界，女真意高麗誘導構禍，因貢馬來愬于朝，且言高麗與契丹結好，依爲勢援，剽掠其民，不復放還。洎高麗使韓遂齡入貢，太宗因出女真所上告急木契以示遂齡，仍令歸白本國，還其所俘之民。
《高麗史》卷三《成宗世家》，成宗四年：
先是，契丹伐女真，路由我境。女真謂我導敵構禍，貢馬于宋，因誣譖：“高麗與契丹倚爲勢援，剽掠生口。”韓遂齡之如宋也，帝出女真所上告急木契以示遂齡曰：“歸語本國，還其所俘。”
據同卷文，韓遂齡使宋是在雍熙元年十一月，次年宋遣韓國華來。高麗國王因言：
女真貪而多詐，前冬再馳木契，言契丹兵將至其境。本國猶疑虛僞未即救援。契丹果至，殺掠甚衆，餘族遁逃入於本國懷昌、威化、光化之境。契丹兵追捕，呼我戍卒言：“女真每寇盜我邊鄙，今已復讎，整兵而回。” 於是女真來奔者二千餘人，皆資給遣還。不意反潛師奄至殺掠吾吏民，驅虜丁壯，沒爲奴隸。以其世事中朝不敢報怨。豈期反相誣告以惑聖聰，本國世禀正朔，謹修職貢，深荷寵靈，敢有二心，交通外國？况契丹介居遼海之外，復有二河之阻，無路可從。且女真逃難，受本國官職者十數人尙在，望召赴京闕，令入貢之使庭辨，庶幾得實，願達天聽。
考《遼史》卷一〇《聖宗紀》，統和二年，即宋雍熙元年，二月丙申，“東路行軍、宣徽使蕭蒲寧奏討女直捷，遣使執手獎諭”。遼人攻高麗西北界之鴨綠江女真當在統和元年冬，高麗國王言於宋使韓國華契丹攻女真之役即蕭蒲寧討女真事。故亦有女真至宋求援告急，考前述諸條記述之時序，其時正在雍熙元年（遼統和二年）。宋太宗欲鼓動遼朝東面之女真、高麗共同抗遼，以牽制其力量。故遣韓國華至高麗詔諭，並鼓勵高麗與女真修和。
〔三一〕首領遣國人阿郍詣登州上言 “阿郍”，《通考》卷三二七《四裔考·女真》作”阿那乃”。“州”原作”舟”，據上下文義改。
〔三二〕本國爲契丹以書招誘 按，《遼史》卷一〇《聖宗紀》，統和三年八月癸酉朔，“以遼澤沮洳，罷征高麗。命樞密使耶律斜軫爲都統，駙馬都尉蕭懇德爲監軍，以兵討女直。（中略）閏九月辛巳，詔諭東征將帥，乘水涸進討。（中略）冬十一月，丙申，東征女直，都統蕭闥覽、菩薩奴以行軍所經地里物產來上。”遼人在統和二年至三年前後，集中經略鴨綠江下游，高麗西北之女真，取得頗多戰果。此處“本國爲契丹以書招誘”，即此次經略女真之延續。
淳化二年〔三三〕，首領羅野里雞等上言〔三四〕，契丹怒其朝貢中國，去海岸四百里置三柵〔三五〕，柵置兵三千，絕其貢獻之路。故泛海入朝，求發兵與三十首領共平三柵〔三六〕。若得師期，即先赴本國，願聚兵以俟。帝但降詔撫諭，而不爲發兵。其後遂歸高麗〔三七〕。
〔三三〕淳化二年 按，《宋史·定安國傳》云：“端拱二年，其王子因女真使附獻馬、雕羽鳴鏑。”知端拱二年亦有女真入貢宋朝，今附於此。
〔三四〕首領羅野里雞等上言 羅野里雞 《長編》卷三二“淳化二年”、《通考》卷三二七《四裔考·女真》皆作”野里雞”。按，羅野里雞當屬鴨綠江女真。
〔三五〕去海岸四百里置三柵 “百”，原作“伯”，據《長編》卷三二“淳化二年”、《通考》卷三二七《四裔考·女真》改。按，《遼史》卷一三《聖宗紀》载，統和九年（宋淳化二年）二月甲子，“建威寇、振化、來遠三城（今遼寧省丹東九連城東鴨綠江黔定島及江口地區），屯戍卒”即此事，爲遼經略鴨綠江口之第一步。統和十一年，遼“詔取女直鴨綠江東數百里地賜之（高麗）”。次年，遼東京留守蕭遜寧致書高麗成宗：“擬於鴨江西創築五城，取三月初擬到築城處下手修築。伏請大王預先指揮，從安北府至鴨江東計二百八十里，踏行穩便田地，酌量地理遠近，並令築城，發遣役夫，同時下手，其合築城數早與回報。”雙方約定同時於鴨綠江兩岸築城駐軍。高麗因於統和十二年設鴨江渡勾當使，於鴨綠江口設關城，控制了鴨綠江下游以南的女真地區。遼開泰三年，“詔國舅詳穩蕭敵烈、東京留守耶律團石等造浮梁於鴨綠江，城保、宣義、定遠等州”，最後形成東京至鴨綠江的鎮戍體系，《遼史·兵志》引《大遼事跡》稱：“東京沿女直界至鴨綠江。軍堡凡七十，各守軍二十人，計正兵一千四百”。其直接後果是遼與高麗分別控制鴨綠下游北南之地，切斷了女真由海路朝貢宋朝的交通路線。
〔三六〕求發兵與三十首領共平三柵 “求”，原作”來”，據《長編》卷三二“淳化二年”、《通考》卷三二七《四裔考·女真》改。“三十首領”當作“三十姓首領”，詳見註〔一二〕。
〔三七〕其後遂歸高麗 “高麗”，《長編》卷三二，淳化二年末亦載其事，唯此“高麗”作”契丹”。據本門上下文即知，女真被遼切斷朝貢航路之後，只有朝鮮半島北部依附於高麗者方能在真宗時期隨高麗使前往宋朝。《長編》所云乃據《實錄》，故稱“歸契丹”，而《會要》文字顯是據真宗時女真隨高麗來貢之情，改稱“歸高麗”。此爲判斷《會要》文字來源線索之一。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三月〔三八〕，國人悉柳渤爲海風飄船至登州〔三九〕。詔給資糧放還。
〔三八〕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三月 《通考》卷三二七《四裔考·女真》繫此事於大中祥符三年，云：“其年國人有爲海風飄船至登州者，詔給資糧遣歸。”
〔三九〕國人悉柳渤爲海風飄船至登州 “爲海”二字原倒。按，《通考》卷三二七《四裔考·女真》作“爲海風漂船至登州”，又《長編》卷七一亦載此事，惟人名改譯作“錫喇卜”，顯是“悉柳渤”之音轉，故知“海”字非人名。今乙正。
三年，契丹征高麗，道由女貞〔四〇〕。女貞復與高麗合兵拒之，契丹大喪師而還〔四一〕。先是，契丹伐女貞，女貞衆裁萬人，弓矢精勁。又有灰城，以水沃之爲堅冰，不可上。距城三里，燔其積聚，設伏於山林間。契丹既不能攻城，野無所取，遂引騎去，大爲山林之兵掩襲殺戮。女貞衆雖少，契丹必不能敵。〔四二〕
〔四〇〕契丹征高麗道由女貞 此條源出雄州李允則言：“今契丹趨遼陽，伐高麗，且涉女真之境，女真雖小，契丹必不能勝也。”大中祥符三年（遼統和二十八年）遼伐高麗事詳見《宋會要輯稿》蕃夷二之四，雄州七月奏報：“五月，召所部南北大王皮室、乙室頻畢太師、奚、室韋、黑水、女真等，賦車二千乘，於幽州載戎器，將伐女真、高麗。”李燾於《長編》亦錄此事，其後按語云“女真不屬契丹，此舉又爲高麗及女真所敗，不知所調車乘何以及女真，豈別種耶”？或因有疑，於《長編》中刪去“將伐”後之“女真”二字。按，《遼史》亦載此次伐高麗事，同年五月丙午，“高麗西京留守康肇弑其主誦，擅立誦從兄詢，詔諸道繕甲兵，以備東征”，“秋八月，丁卯，自將伐高麗，遣使報宋”，“冬十月丙午朔，女直進良馬萬匹，乞從征高麗，許之”，知確有女真從征高麗，當爲鴨綠江下游以北之部族。此役由鴨綠江下游進入朝鮮半島西北地，受到當地女真部族與高麗守軍的抵抗。李燾不明女真部族聚散之由、立場之差異，於《長編》刪“女真”二字，今不取。
〔四一〕女貞復與高麗合兵拒之契丹大喪師而還 此事見《長編》卷七四，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條、《宋史》卷四八七《高麗傳》。《長編》李燾附註：“據《會要》，高麗王詢大中祥符七年十二月所上表，稱庚戌年，蕃兵奄至城下，詢徙居升羅州，調兵守六城。又云大中祥符三年，契丹大舉來伐。按大中祥符三年，即庚戌年也，不知詢表何以如此差誤，今從《國史·高麗傳》。”
《宋史》卷四八七《高麗傳》當即宋《國史·高麗傳》之文：
誦卒，弟詢權知國事。先是，契丹既襲高麗，遂築六城曰興州、曰鐵州、曰通州、曰龍州、曰龜州、曰郭州於境上。契丹以爲貳己，遣使來求六城，詢不許。遂舉兵，奄至城下，焚蕩宮室，剽劫居人，詢徙居升羅州以避之。兵退，乃遣使請和。契丹堅以六城爲辭，自是調兵守六城。
大中祥符三年，大舉來伐，詢與女真設奇邀擊，殺契丹殆盡。詢又於鴨綠江東築城，與來遠城相望，跨江爲橋，潛兵以固新城。
按，《宋會要·女真國門》與《國史·高麗傳》文字編纂均未詳考其事，因襲《宋會要·蕃夷類·高麗門》表文之誤。據李燾註知，《宋會要·高麗門》有王詢大中祥符七年十二月上表文字，其中即稱“庚戌年”，復云“大中祥符三年，契丹大舉來伐”。筆者已指出，大中祥符三年，高麗尚未奉宋正朔，稱庚戌年。其年亦有契丹攻高麗，迫使其主王詢避難升羅州。故表文稱“庚戌年”無誤。然“契丹堅以六城爲辭，自是調兵守六城”則是大中祥符五年以後之事，即遼人以高麗顯宗不親朝爲由，在兩年之內多次索要江東六城之地，並再次發動對高麗戰爭。在大中祥符六年、七年，高麗多次完敗契丹。故大中祥符七年上表是爲了向宋人報告五年至七年間對契丹交涉、戰爭，而追溯到庚戌之役的。其表文所稱“大中祥符三年”乃因高麗自宋淳化五年終絕朝貢，轉奉遼正朔日久，常有紀年錯誤。高麗表文記述的兩次對遼戰爭，大中祥符三年屬完敗於遼，而第二次則是完胜於遼。宋人不明其詳情，將兩次戰爭混爲一談。
此處“女貞復與高麗合兵拒之，契丹大喪師而還”當本於高麗大中祥符七年上表，其事當在大中祥符五年至七年間的某一年。
〔四二〕“先是契丹伐女貞”至“契丹必不能敵” 本於宋雄州邊鎮報告，其文互見於《宋會要輯稿》蕃夷二之五。
七年，遣將軍大千機隨高麗使入貢〔四三〕。事具《高麗》〔四四〕。
〔四三〕遣將軍大千機隨高麗使入貢 其事互見於《宋會要輯稿》蕃夷七之一九，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權知高麗國王詢，遣告奏使御事工部侍郎尹證古與女貞將軍大千機等，來貢金銀線織龍鳳鞍馬。”詳見於《長編》卷八三，同年十一月丁卯：
權知高麗國王王詢遣奏告使尹證古及女真將軍太千機已下凡七十八人，以方物來貢。詢表言：契丹阻其道路，故久不得通。請降皇帝尊號、正朔。詔從其請。詢又言：太千機自稱父兄曾入覲，其兄留弗歸，茲行遂往尋訪。又河北竇文顯等十七人，先爲契丹所掠，投奔高麗，詢亦遣還，令歸本貫。上深嘉其意，待證古甚厚。
按，宋真宗時，女真已與宋人斷絕了直接聯繫，在朝鮮半島東北存在大量依附高麗的女真人，隨高麗使團來貢。
〔四四〕事具高麗 “高麗”即指《宋會要·蕃夷類·高麗門》，即其事詳見於該門。《宋會要·高麗門》已佚。《永樂大典》卷一五七〇“麗”字韻有“高麗國”事目，《宋會要·高麗門》記事或在其中，其詳情已不可考。李燾亦對《宋會要·高麗門》有所引述，如前述高麗國王大中祥符七年上表即此門內容。
八年〔四五〕，遣首領阿虛太隨高麗使郭元入貢〔四六〕。
〔四五〕八年 “年”原作”月”，據《輯稿》蕃夷七之二〇、《宋史》卷四八七《高麗傳》改。
〔四六〕遣首領阿虛太隨高麗使郭元入貢 此事互見於《宋會要輯稿》蕃夷七之二〇：“二十七日，高麗進奉告奏使、御事、民官侍郎郭元與東女真首領阿盧太來貢。”詳見於《長編》卷八五：“癸酉，高麗進奉告奏使、御事民官侍郎郭元與東女真首領何盧太來貢。高麗主表求賜曆日及尊號，且言契丹于其國西鴨綠江頭創浮橋，又于江東築寨，欲發兵焚毀，則慮衆寡不敵，邊民殊不安，乃西女真爲之鄉導也。”
按，“東女真”、“西女真”屬高麗對其北方女真人的劃分，大體上以東北界、西北界兵馬使之管轄範圍作爲稱呼標準，即由西北界與高麗發生關係者即記做“西女真”，由東北界與之發生關係，則記做“東女真”。宋人因高麗官方之言而記女真，更可證真宋時來貢之女真多是依附於高麗者。
天禧元年，遣首領隨高麗使徐訥入貢〔四七〕。首領自言，女貞之外又有五國，曰鐵勒，曰賁訥訥，曰玩突，曰怕忽，曰咬里沒〔四八〕，皆與女真接境。訥又上言：“女真蕃長入見，官賜錢三千，黃錦袍一，承天節紫綾袍一。傔從門見，錢二千，承天節紫綾袍一。伏緣女真素無差降，昨高麗國定以爲蕃長、傔從名目。望許令敢赴殿宴，及賜予如蕃長之例。”從之。〔四九〕又有國人鶻者渾、河盧先還本國〔五〇〕，逢渤海戰〔五一〕，不得往，至是遣歸蕃，仍給裝錢〔五二〕。
〔四七〕遣首領隨高麗使徐訥入貢 其事互見於《長編》卷九〇，同年十一月癸亥：“高麗王詢遣御史、刑部侍郎徐訥率女真首領梅詢奉表來獻方物，又賀封建壽春郡王。”
〔四八〕女貞之外又有五國曰鐵勒曰賁訥訥曰玩突曰怕忽曰咬里沒 “五國”，乃東北黑龍江依蘭一帶之部族，共有五部之数。《遼史》卷一六《聖宗紀》載，開泰七年三月辛丑，“命東北越里篤、剖阿里、奧里米、蒲奴里、鐵驪等五部歲貢貂皮六萬五千，馬三百。”其五部之名与此同。“賁訥訥”衍一“訥”字，當是“盆奴里”或“蒲奴里”；“怕忽”即“剖阿里國”；“咬里沒”即“奧里米國”；“玩突”即“越里篤”。遼開泰七年（1018年）與宋天禧元年（1017年）相差一年左右，故可以看成是同一時期之情狀。
然五國構成並非固定，而是存在一定變化。《遼史》卷三三《營衛志》載五部之事蹟：“剖阿里國、盆奴里國、奧里米國、越里篤國、越里吉國。聖宗時來附，命居本土，以鎮東北境，屬黃龍府都部署司。重熙六年，以越里吉國人尚海等訴酋帥渾敞貪污，罷五國酋帥，設節度使以領之。”此處五國無鐵驪，而有越里吉。越里吉、鐵驪之名早已見於史冊。五國構成之變化，蓋係東北五國部族勢力消張之緣故。越里吉取代鐵驪而崛起，成爲五國之一。
按，五國乃黑水靺鞨後裔，與女真在風俗、語言方面皆有別。《契丹國志》卷二二《州縣載記》：“又東北至屋惹國、阿里眉國、破骨魯國等國。每國各一萬戶。西南至生女真國界。衣裝、耕種、屋宇、言語與女真人異。”且女真與五國存在一定的對立關係。同書載：“女真東北與五國爲鄰，五國之東鄰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擒鵝鶩，爪白者尤以爲異，遼人酷愛之，歲歲求之女真，女真至五國，戰鬥而後得，女真不勝其擾。”
〔四九〕“訥又上言”至“從之”。按，此文顯示，高麗在向宋朝宣示其對女真的統治關係，給宋人造成女真從屬高麗的印象。故前文有“其後遂歸高麗”之語。
〔五一〕逢渤海戰 “渤海戰”，《長編》卷九〇做“渤海戰攻”，當指前述遼經略鴨綠江下游之役，使得鶻者渾、河盧無法返國。
〔五二〕仍給裝錢 “錢”字原脫，據《長編》卷九〇補。
三年十二月，首領汝浡達等復至，自言昨各以本土馬來貢，塗中淹久，皆已死失。詔特給其直。
【注】本文原发表于《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发表时为繁体，应作者要求予以保留。
责编：李静
声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