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虞廷十六字诀

所谓虞廷十六字诀，据《古文尚书~大禹谟》记载，是有虞氏（舜）传位给大禹时，告诫大禹的话，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大意是“人心”常处于险地，“道心”又精微难见，只有去除杂念，坚持不懈，才能真正达到中道。宋代大儒朱熹特别推崇这十六个字，称之为尧舜之道代代相传的“圣人心法”，可见其在儒学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但是对这十六个字不同人也会有不同的解释，特别是牵扯到理学派和心学派的分歧，到了清代又搅入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颇值得玩味。下面谈谈个人在看书过程中的一点体会。

一、人到底是一个心还是两个心？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明确。不管是朱熹还是陆九渊都认为，人只有一个心。那为什么要分人心道心呢？这是从心的认知对象来区分的，如朱熹所说：“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则危而易陷，道心则微而难著。微，亦微妙之义。”或许可以说，人心是动物性的，没有价值判断的，例如渴了就想喝水，饿了就想吃饭。而道心是加入了价值判断后的更为高级的思维活动，例如饿也不吃嗟来之食，这便是道心。正因为人心不含价值判断，容易倒向恶，所以“危”。而道心又是很微妙难见的，需要仔细斟酌，详细辨别，所以“微”。

二、人心是否等同于人欲？

比“人心道心”更著名的理学名词是“天理人欲”。程子说，人心就是人欲，道心就是天理。既然前辈发话了，朱子也只好顺着说。但是，朱熹的心里大概是有些怀疑的。虽然他对此对程子的话表示赞同或者直接引用，但他又说：“若说道心天理，人心人欲，却是有两个心！人只有一个心，但知觉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觉得声色臭味底是人心，不争得多。'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虽上智不能无此，岂可谓全不是？”朱熹固然是主张“存天理，去人欲”的，但是在“人欲”这个词的感情色彩问题上有些含糊。有时说人欲是恶的，应该去除，有时又说人欲中自有天理。这又是另外一个大问题，不多讨论。但是在对待人心上，朱熹明确讲人心是不可去除的。不论圣人凡人都有人心，道心亦然。只是圣人是道心主宰人心，凡人的道心往往被蒙蔽。这里他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即“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将。”可见，若认为人欲是贬义色彩的，是必须去除的，那么人心和人欲不是一回事。

三、十六字诀是“经”还是“子”？

朱熹已经怀疑《古文尚书》的真伪了，到了清代阎若璩写了一本《尚书古文疏证》基本把《古文尚书》系伪书做成了铁案（当然现在也有人想要翻案）。在此书中，阎氏提出，此十六字诀，前两句出自《荀子·解蔽篇》：“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唯明君子而后能知之。”而“允执厥中”出自《论语》。那么这十六个字口诀就是作伪者拼凑出来的，特别是前两句就从“经”的地位下降到“子”，而且还是儒门中相对不讨好的荀子。黄宗羲由此进一步认为，道心人心说根本就是荀子性恶论的理论基础，即“人心、道心，正是《荀子》性恶宗旨。惟危者，以言乎性之恶”。在他看来，人只有一个人心，并没有所谓的道心，即“夫人只有人心，当恻隐自能恻隐，当羞恶自能羞恶，辞让是非，莫不皆然。不失此本心，无有转换，便是'允执厥中’”，这十六字诀“为理学之蠹甚矣”。黄宗羲在哲学上和他的老乡王阳明是一派，比较崇尚简易工夫。哲学上的流派纷争在此也不必深究。不过本人是比较偏好理学的。因为假使人只有唯一的人心，那就不太好解释人为什么会作恶，现实生活中肯定不是“满街都是圣人”。实际上朱熹理学在对人心道心的两分法似乎更深刻也更合理一些。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学的一个困境，就是凡事都要从经典中去找根据，说理就是在说经。宋儒算是比较富有创新精神的，但是还是脱离不了经典的约束，清儒为了反对宋学索性去做考据，直接把经典推翻，以期给与宋学致命一击。然而古典文献自有相互矛盾之处，也有晦暗不明之处，也有偏废不同之处，学子各执一端，相互攻讦，吵了几千年，至今不休。实际上说理便说自己的理，何必事事假托先圣所言。有理便是有理，管它是“经”是“子”？

四、 “精一执中”如何实现？

既然心有了“危”与“微”的特质，便顺理成章的引出了修养问题。修养的方式是“惟精惟一”，修养的结果便是“允执厥中”。所谓精，即无杂，即去伪存真；所谓一，便是坚持，辨别之后更要坚守。如朱子所说：“'惟精’是要别得不杂，'惟一’是要守得不离。'惟精惟一’，所以能'允执厥中’。”如果事事都能以道心驾驭人心，最终就成为圣人，就践行了“中”道。中道也就是儒家最为推崇的最佳状态。但是如何才能又精又一呢？朱熹讲：“所谓'择善而固执之’，择善，即惟精也；固执，即惟一也。又如'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皆惟精也；'笃行’，又是惟一也。又如'明善’，是惟精也；'诚之’，便是惟一也。大学致知、格物，非惟精不可能；诚意，则惟一矣。”但是这话还是经不住细问，那么如何择善，又如何格物？这时，朱熹体现出了儒家的实用主义情怀。朱熹又讲：“只就这心上理会，也只在日用动静之间求之，不是去虚中讨一个物事来。”在具体点说就是《论语》中的“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举逸民”之类。

说到这里我以为出现了儒家的另一个困境，那就是上面的话不能再细问了，具体如何“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举逸民”？换言之，这就出现了个人修养（内圣）与政治实践（外王）的矛盾问题。儒学不是一门单纯的个人修养的学问，儒家认为个人修养（修身）和政治（治国平天下）是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在政治活动中，惟精惟一，才能实现个人品德的成圣。但是，儒家经典毕竟是有限的，而且距离宋代已经很远，宋人以及宋以后之人面临的现实政治问题，已经无法从经典中找到满意的答案。于是便出现了某些儒者不切实际的玄谈。这种情况明显反映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之中，变法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有爱国之心，都有君子之风，但是在政治的具体操作上却势如水火。得势一方以君子自居而视对方为小人，实际上政见不同已经不能等同于君子小人之分。

五、总结

本文前两节重在阐述经义，试图浅显的介绍下自己对虞廷十六字诀的理解，且完全是相信朱熹的解释。尽管在朱熹之前之后，都有不同的解释。黄宗羲的观点算是一个对立面。通过细读这十六个字，联想到了儒学的两个困境，一是执着于经典文献，二是与现实政治的脱节。然而尽管如此，这十六字诀还是可以给我们后人一些启示的。首先，古人对于道德修养的重视，是今人不能企及的。当今社会很多丑恶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是人心放纵，道心蒙蔽的结果。其次，这十六字诀首先比较好的揭示了人的生理心理特征，其次提出了修养的路径，也就是精一之道，最后指出修养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中”，也就是合情合理，不偏不倚。较之现在，空喊弘扬道德的口号，来得具体，更加有理有据，也更重视可操作性。

注：

朱熹的引语都来自《朱子语类》第七十八卷。

黄宗羲的引语见于《尚书古文疏证序》。

一点浅见，欢迎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