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如何作为人文价值的担当者？这并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到了今天，甚至这个问题本身都变得极其可疑。回望上世纪的社会学史，知识社会学（Wissenssoziologie）的兴起可能标志着学科意识的一场真正的分水岭。在一战结束后的德国，随着士大夫阶层同帝国一道没落，继而大众民主时代的来临，以个性体验和意义诠释为取向的古典社会学传统也渐渐退场了。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里宣告：社会学探讨思想的方式，在于从社会历史背景里揭示它们的起源，而说到底，思想植根于所谓“集体无意识”。自此，社会学家似乎很自然地将获取最具代表性和客观性的普遍知识当作自己的使命，以至于离韦伯所说的“文明担当者”或大人物的精神气质愈发遥远。隔着厚厚的时代幕布，我们迷失在了经济、政治以及舆情的迷雾里。但认真追溯起来的话，知识社会学在魏玛学界的胜利，其实既非一帆风顺，也不具有必然性，反倒遭到不少有力的抵抗，只是抵抗的声音不再为我们听到罢了。在当时的反对者中，阿尔弗雷德·冯·马丁（Alfred von Martin）便充当了逆流里的一股巨浪，这位出身上层市民家庭，同时被帝国授予贵族头衔的社会学家，敏锐地感到了新时代风气和学术没落的危机，在《社会学与社会学主义》（1930）《当代的社会学》（1937）等论辩文里，他毫不留情地批评被当代人奉为圭臬的知识社会学乃“短视”的学问：谁要把当下的公共意见当真，谁就堕入了幻象的罗网，那些自以为掌握着大众知识却不愿质疑自己的社会学家，实际上最傲慢、最无知，相反，无论何时，我们自身总保留着不为集体无意识侵蚀的独立自主的心灵，是否能理解它、呵护它才是当今人文精神的真谛。作为梅内克（Friedrich Meinecke）早期弟子的马丁，无疑深受其师所说的历史个体的神秘X因子的影响，在他心中，没法用语言讲出来的X，既是历史个体安身立命的答案，又是人类文化的终极秘密：它意味着同自我源始经验关联的活的历史人物或历史原型，意味着历史图像生机勃勃的涌动不息，意味着从自我心灵开展出的对于民族与人类命运的焦虑和期待。不止如此，马丁奉韦伯为迄今为止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将“理想类型”视作开启社会学大门的钥匙。说白了，一切无助于满足个人的理想需要、提供个人内心精神寓所的观念皆为无用的知识。历史说到底是人物的历史，历史个体的精神气质统摄历史上的诸时代，并同我们自己的生活紧密相关。在诸思潮汹涌的魏玛时代，相较知识社会学，马丁明显更赞成由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Alfred Weber）开辟的文化社会学（Kultursoziologie）的研究路径，只不过这条路上的路标，乃是由指引我们返乡的一个个生动饱满的历史形象组成的。
自开始学术生涯起，马丁一直从事的是文艺复兴的社会学研究，而此项研究又是他未竟的关于“市民社会学”的宏大研究计划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他着眼于文艺复兴时代？在代表作《文艺复兴的社会学》（1932）一书里，他给出了这样理由：
从文艺复兴的社会学研究里赢得的知识，超越了任何关于某一特定历史进程的解释，它关乎我们对全部市民文化的理解，因而仍然同我们今天的文化息息相关。
通过文艺复兴研究，马丁开启了一场寻根之旅。我们知道，从滕尼斯开始，在回应“共同生活何以可能”这一近代自然法母题的基础上，德国古典社会学着力于诉诸具体的历史解释，为共同生活赋予伦理的意蕴。被誉为“德国社会学创始年代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的马丁也不例外，他整体上延续甚至丰富了古典社会学的生命。作为自觉的市民文化的担当者，马丁把自己的出身追溯到走出中世纪世界的最初一代意大利市民，他们中有新兴的货币商人、雇佣兵领袖、诗人、艺术家等等，他关心这批人自由地施展个体力量（virtù）的同时如何塑造面向现代境况的新人文主义精神，关心他们留给今日的文化遗产。
讲述他们的故事时，马丁将韦伯所谓“经济、诸政治领域及权力”的社会学分析融入整体的文化史叙事，他尤其着眼于特定人物的个性，强调用观相术（Physiognomik）和韵律学（Rhythmik）的方法，展现市民文化的演变历程。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思考有两方面的创见：其一，担当者的精神气质是在诸阶层的斗争、融合的复杂过程里形成的，其间纠缠着新贵族与旧贵族、上层市民（haute bourgeoisie）同中层市民（petite bourgeoisie）、企业家同教士等对立方的纷争和妥协；其二，作为斗争和融合产物的新人文主义表现为动态发展的、开放的精神面貌，它批判性地吸收古典传统和教会传统，反倒同一切时代里的抽象、僵化的知识体系格格不入。最终推及资本主义精神或现代精神的源起问题时，马丁给出了新的答案。他延续桑巴特的“商人与英雄”（Händler und Helden）的精神史考察，不但将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纳入到更宏大的文化视域，从更宽广的时空范围关照之，而且证明了近代人文主义的超历史品格，具有穿透古今、地域等人为限制的力量。
马丁关注文艺复兴时代并选择从文化史的角度来探索，无疑首先受到了布克哈特的影响。1931年到哥廷根大学后，他一方面从事文艺复兴研究，另一方面则开始对布克哈特的思想展开深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其“文艺复兴的社会学研究只是对布克哈特文化史著作的补充”。故而1941年出版的人物志《尼采与布克哈特》可以看作他此前著作结成的果实，只是布克哈特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一道出现的还有其仰慕者尼采。毋庸置疑，不论布克哈特还是尼采，都把文艺复兴时代看作西方文化史上极重要的历史时期，前者称它为“我们的文化之母”，后者盛赞“古典主义的理想和高贵的价值方式”在这个时代的再生。但马丁的意图绝非尽于此，在他看来，布克哈特与尼采更像是一对“理想类型”，是活在当下时代里的卓尔不群的、文艺复兴式的人物，无需枯燥的材料爬梳和抽象的理论推演，只要看看他们俩，就能感到文艺复兴的历史活生生保存在我们周围，正像文艺复兴乃诸理念抗争的时代，他们的个性和思想也代表了截然相对的理想：诸如古典对浪漫、静观默想对强力意志，或者如马丁所借用的巴隆（Hans Baron）的经典分类，概括为“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对“文人人文主义”（literary humanism）。由此观之，本书极有启发的地方，在于从理想类型的视角出发，给出了思考历史精神的新起点。正如副标题“对话中的两个精神世界”呈现的，伟大的个体就像莱布尼茨说的“单子”，都是自足的精神世界（geistige Welten），他们自我映射出一个完整的世界图像；但与此同时，本书强调理想类型间“具有典型性的对话”，我们已经看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担当者的人格经斗争和融合形成，马丁在此关心的是，当代意义上的文艺复兴如何共同铸就的一个超个体的精神世界：
（本书）在论述布克哈特与尼采的关系时，阐发另一种推动时代的、超越时代的可能性前景，说到底，尼采和布克哈特只是时代的代表罢了……他俩最终理解的精神史就是为获取精神价值的奋斗史。
这里所说的超个体的精神世界，或超越时代的可能性前景，意味着马丁在探索人文主义的新格局。布克哈特与尼采解读文艺复兴时代时的不同取舍，同样关联着他们如何评估希腊的古典主义遗产。历史是延续的，历史精神是活着的，马丁在布克哈特同尼采的对话里，思考的其实是古希腊时代、文艺复兴时代和当代这三个存在着亲缘关系的西方文明转折点，如何安顿人文精神的问题，布克哈特同尼采的对话，映射了荷马和苏格拉底、但丁和马基雅维利之间的斗争。从文艺复兴的社会学研究开始，马丁就在一步步地上溯历史的重要时刻，为人文主义寻找今日的家园。
从表面上看，《尼采与布克哈特》讲述的是两个完全对立的精神世界，布克哈特终身捍卫人文主义，而尼采越来越成为人文主义的最残酷的敌人。但他们之所以能够对话，是因为首先立足于一个共同的基础，这个基础可以说成生命或生活（Leben），也可以说是他们对文化的态度，即便此后激进的尼采，在早年也是赞成从生命来拷问人文主义之利弊的，他说过，“历史学（人文主义）唯有追随强有力的新生活潮流，才是某种有益的和应许未来的东西”。换言之，人文主义绝非古典学家们（Philologen）摆设或堆积的材料，不是他们的新发现；更不是政治家煽动的工具或意识形态，我们看到，布克哈特和尼采统统将批评的箭矢射向帝国桂冠史家蒙森（Theodor Mommsen）是不无道理的，他们都对现代政治压制个性的必然性表达了愤怒。对布克哈特来说，政治包含在广博的文化史观念里，它既非历史沉思的出发点，也非终点，反之，人道尊严才是最终目的；对尼采来说，培育超人则为题中之义。那么他们共同道出的人文价值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人文主义服务于生命的需要，让自己在世间安适，因而它拒绝虚无或颓废感（décadent）。作为德国古典主义继承者的布克哈特相信，历史学习和教育是为了摆脱时代的偏见，培育高贵的忍耐力和审美力；尼采则在生命为何这一问题的探索上走得更远，乃至于遥遥越出了布克哈特可理解、可接受的界限，对尼采来说，既然迄今一切所谓真理和求真意志都归结为权力意志，那么很自然地，生命需要滋养自己的艺术和幻象。接下来的问题是，生命如何发动自身，去过一种适意的生活？或者说，何谓服务于生命的人文价值？在这一点上，布克哈特和尼采对沉思生活的古典本源了然于心，他们还原了它先于认识的存在意涵，沉思（Betrachtung）即静观。布克哈特强调对历史图像的感受性体验，艺术史家出身的他曾撰写介绍意大利建筑与绘画的《向导》，后来由历史沉思直观到的一幅幅伟大的图像，令他无比欢欣愉悦。对此，马丁拣取的一段出自布克哈特的信件文字，特别恰当地解释了什么是后者体会到的“快乐”：“快乐意味着，感到自己与某个恰好理解的历史部分有关，这个历史部分恰好有某种独特的东西要告诉自己。”尼采则更强调由本能激发的强力意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的机体此时遵循寡头政治的方式运作，它是一个懂得遗忘的视域环围，由生命发布命令、主宰一切认识，因此相比布克哈特钟爱的视觉图像，尼采更爱肆意涌动的音乐。最后，人文主义有其社会学意涵，也许出乎一位社会学家的本能吧，马丁特别在乎社会学意义上的事实，它指向了人物的生身处境、具体的在世存在方式以及生命力量所及的领域。布克哈特和尼采的人生证明：为了体会到真正的生存感，人注定要摒弃基于自我保全的全部现代设定，甚至不惜为此去过孤独以至于危险的生活。就此而言，他们统统是叔本华的痛苦意志的践行者。马丁对二人孤独感的人文意蕴的拿捏，很值得细细品味：
生活中的深切痛苦，由痛苦而获知孤寂，是一种重要人生之特权和先决条件……这些东西让人明白，这两个孤独的人终归会走到一起。然而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孤独形象，分别以伊壁鸠鲁和哈姆雷特的形象示人，前一个因“爽朗大笑”，后一个因自己的怪癖而被人误解……基于“对尘世的正确考量”，布克哈特这个悲观主义者变成了欢笑的哲学家……反观尼采，他那漫游的精灵般的极端孤独意味着注定的悲剧败局。
让我们最后驻留于人文主义的社会学品格这一话题，而这又同马丁在《尼采与布克哈特》一书里表露出的明确立场息息相关，他不吝赞美地褒奖布克哈特，同时贬抑尼采。那么他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意义又如何呢？一本书的遭遇反衬出了整个时代的命运。从时代的精神氛围来看，本书的确为不合时宜之作：首先是思想上的不合时宜，当时由尼采妹妹编辑的信件集以及《权力意志》的出版，为尼采的人格及思想营造出传奇的光环，尼采在德国学界的声望正如日中天；更要命地，第三帝国为意识形态的利益，无条件地抬高尼采，更显得马丁誓死捍卫德国乃至欧洲人本主义主义学统的大无畏勇气，相较之下，他是否客观准确地理解了尼采，或者《尼采与布克哈特》是否是一部可靠的布克哈特或尼采研究著作，根本就不重要了。除此之外，马丁钻研文艺复兴、臧否相关人物，牵涉到当时社会学史上的“马基雅维利接受史”（Machiavelli-Rezeption）论争，其标志性的事件即1938年右翼社会学家汉斯·弗莱尔（Hans Freyer）的《马基雅维利》一书的出版，此书宣扬马基雅维利的权力观即时代精神之魂，高唱“爱祖国甚于爱灵魂”，而尼采不正是当代马基雅维利么？马丁褒布克哈特、贬尼采，甚至追随二人的脚步，回溯文艺复兴史，进而抬高但丁或彼特拉克、贬低马基雅维利的地位，尤其从社会学的角度探查各自的思想同其社会生活的联系，想要讲出的便是自己心中的人文价值的依归，即身心健康（Gesundheit）。透过《尼采与布克哈特》里正面的布克哈特形象，我们可以读出三重健康的社会学要素，它们是悲悯之心、秉持具体和延续的历史意识、坚守与献身的行动。不光马丁，洛维特此前的杰作《布克哈特：在历史中间的人》（1936）都强调了受苦和劳作作为布克哈特历史观察的人性基调，这也是他和黑格尔历史哲学截然相反的立场。布克哈特呼吁以独立的自由人的目光、从审美的高度领略伟大人物的个性及其非凡意志，但这并不能否认道德的悲悯之心，或者说在伦理的层面、对善与恶保持警醒的态度，说白了，伟大和强力无关，甚至常常相悖。比如尼采同布克哈特关于拿破仑评价的差异就很有代表性，前者在《道德的谱系》中称“自在自为的高贵理想问题已经化作拿破仑的肉身”，盛赞“拿破仑是非人和超人的综合体”，后者质疑了拿破仑的伟大，他在《世界历史沉思录》里说“拿破仑没再把法国当作一个需要保护的人或患者，而是当作了战利品……在分量上，一个人在沽名钓誉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成就无法与他在为公众谋利益时获得的成就相比”。对他而言，无论人类历史哪一时刻，永恒高尚的价值都在存在着，无论危机表现为怎样的形式，也仅仅是字面上的可怕而已，人的责任就是要在野蛮和文化之间做出抉择。
如果说尼采将历史人物视作斗争的工具，因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历史，那么布克哈特则具体地看待每一个历史人物，不止如此，在他这里，历史意味着伟大图像的流动和延续，从他钟爱的柏拉图、伊壁鸠鲁直到圣·维斯特和但丁，历史精神从未断裂过。想必没有什么例子，比洛维特所举的他对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的截然相反的评价更能说明这一点，他认为，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代表了现代精神的本质，他要绝对无限地创造出形象，却阻碍了世人返回淡泊之美的通路；相反，拉斐尔拥有一个极健康的心灵，他不去追求什么目的，而懂得如何从偶然性中择取独特的东西，从暂时性中挑出永恒的东西，以至于他同所有的过去和未来都无隔阂。说到底，布克哈特相信米兰多拉（Mirandola）所教诲的个体适度和节制的品质，乃文艺复兴的题中之义，故而他把自己献给了家乡巴塞尔古城，义无反顾地每日忠实劳作，珍视和履行义务。就像马丁清楚认识到的，布克哈特在社会学意义上就是一个中世纪人或天主教徒，他把个人思想的独立性与献身于义务的道德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既不至于陷入尼采的癫狂，也不像新教徒韦伯那样在价值与实事之间挣扎，最终自我消耗殆尽。马丁也是如此，他奉布克哈特为当世榜样，而自己也从未放弃过身体力行地像榜样那般从教为学。二战结束后的德国的学术环境是否变得更好了呢？恐怕不见得。但即便在联邦德国的大学体制里过得再不如意，即便遭受抽象政治辩论的轮番轰炸，即便倾听者寥寥无几，他也秉持着人文主义的理念，坚守内心的清明，默默教书，笔耕不辍。他或许相信，文艺复兴是场永恒的社会学启蒙事业，暂时的遗忘不代表后人再也看不到了。
张巍卓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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