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本溯源 | 中医人类学及西学中医研究（二）
贺 霆：
法国高等社会学学院人类学博士，原厦门大学人类学西方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云南中医学院中医西传博物馆首席专家。
中医人类学及西学中医研究（二）
贺 霆
“中医人类学”作为“中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与同级的“中医文化学”最为接近，同时也与“社会学”下“民族学与人类学”内“医学人类学”研究密切相关。
1.中医人类学与中医文化学的区别。据王续昆教授考证，中国学界长期混淆医学人类学与中医文化学；同时，他通过检索发现，“中医文化学的成长期长于中医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也多于中医文化人类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先行的中医文化学‘遮蔽’中医文化人类学的现象。”而事实上，人类学与文化学并非同一个研究领域。
首先，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与文化学有着不同的演进历程，各有核心区域相对明晰的研究对象。“文化学”或“文化科学”术语的出现早于文化人类学半个多世纪，100多年来，它们各自成为包含大量分支学科的独立门类，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视域中的人和人群， 而文化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所创造的文化。
其次，医学人类学与医学文化学有着不同的学科渊源，各有核心区域相对明晰的研究对象。医学人类学生成于医学科学与人类学的交汇区域，是人类学的一门边缘分支学科、应用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医学视域中的人和人群。医学文化学生成于医学科学与文化学的交汇区域，是文化学的一门边缘分支学科、应用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特定领域的一个文化子系统——医学文化（王续昆语）。
再次，人类学与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也大相径庭，突出表现在人类学独特的田野工作，即参与性观察与深入访谈，以及整体观、文化相对论等。
最后，人类学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收集资料、完成对被研究者的了解；它更是为了说明被研究者观念与行为的合理性、正当性，还要通过这些“怪异”的他者来反观我们习以为常的价值、规则，达到“美人其美、美美与共”。这显然与文化学注重资料的客观性、科学性不同。
很显然，人类学与文化学不能相互代替，医学人类学与医学文化学不能相互替代。作为医学人类学分支学科的中医人类学与作为医学文化学分支学科的中医文化学，同样不能相互替代，两者在研究视角、研究思路、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2，中医人类学与医学人类学的区别。与中医文化学相比，医学人类学与经典的中医人类学关系要密切得多；事实上，对中医药及民族医药的研究本来就是医学人类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受到国内外人类学家关注。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人类学可以被看成医学人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在后者学科身份、级别未定之前（如前所述，医学人类学目前只是民族学下人类学里应用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似乎无可能讨论设立中医人类学学科。本学科在中医学下建中医人类学二级学科之举，则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首先，以中医界而非人类学界为主体的中医人类学研究，使得经典的对中医药及民族医药的人类学研究增添了“原住民话语”。从此，中医业者通过掌握人类学方法能够获得学术话语权，对自己医疗活动的观念、行为进行言说、解读、判断，并与其它学科学者特别是人类学家进行对话，比较、评价他们的研究成果。
这就好比原先请律师的“被告”开始进行主动的自我辩护，在中医人类学“法庭”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符合人类学学术规范的声音、其他非中医背景学者所难以发出的声音。这将极大地丰富原有的经典中医人类学研究，也将推动医学人类学乃至人类学学科本身学术理念的变革。这是本团队前两个研究方向与以往经典的中医人类学的区别。
其次，本学科的主体性中医文化人类学研究从根本上有别于迄今存在的所有相关医学人类学研究。因为，与后者将中医药、民族医药当做“他者”来研究不同，这个方向是把中医药、民族医药当作研究主体，即以自己医疗体系的观念、行为作为正常值，去发现与此不同的“他者”，再以人类学方法去研究、解读它们（包括以往一直审视、评判中医的西方生物医学）。
如果还用上述比方，中医在这里非但不是传统的需要人类学家为其辩护的“被告”，也不是已经能够运用人类学学术话语为自己辩护的“被告”，而是成为了中医人类学学术“法庭”上的“律师”乃至“法官”：替自己的研究对象辩护，判断它们的合理性、正当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团队的第三个方向开创了一项崭新的中医人类学研究，是名副其实的“中医做研究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from Chinese Medicine）”，而不是“研究中医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of/on Chinese Medicine）”。从这个意义上说，理念与它最接近的当属“女性人类学”，不过后者的研究主体为女性。
本学科目前将中医药及民族医药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医临床体质人类学研究、对西学中医/现代中医/生物医学的人类学研究作为主要研究方向。
1.中医药及民族医药文化人类学研究
即传统经典的以人类学方法对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医疗系统及相关人群的行为、观念连同其社会环境的研究，本学科特点是作为中医药或民族医药“原住民”发声（参照前文，不赘述）。
2.中医临床体质人类学研究
这是医学人类学的一个特殊领域，集中关注中医药及民族医药诊疗活动，以期通过人类学方法及途径解决临床难题，特别是应用医学人类学成果为中医临床服务，这在中医走向世界的今天特别必要，因为体质人类学方法能为中医临床建立针对不同人种的“国别诊疗方法”，帮助我们认识其它地区居民发现的“中医知识”（比如穴位的新疗效）。
研究者同时也是中医临床工作者，人类学视角可以帮助他们观察自己习以为常的临床观念及行为，发挥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发明新疗法，建立新型的医患关系。
3.对西学中医、现代中医及生物医学的人类学研究
这是原中医人类学重点学科已有内容，现将其集中为本学科的一个方向。如前所言，在这个方向的研究中，中医及民族医学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主体而不是习惯上的研究对象。本方向包括以下三个研究内容：
（1）对“地理他者”即域外中医特别是西学中医的研究，后者为西方居民根据中医经典、借助当地文化资源、为满足当地需求而创造的“中医”。以中国本土中医的观念、形态作为正常值，通过实地田野去发现西学中医的新形态，观察它与当地社会文化环境的吻合度、它对当地居民的意义，建立宽容、理解、欣赏异域中医的“大国心态”，丰富国内中医理论、实践。在详实的人类学资料及研究成果支撑下，设计如何通过西学中医业者更好地讲中国故事以传播中国文化。
（2）对“时间他者”即现代中医的研究。以古代中医为参照系，凸显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医“现代化”的他者性，即哲学、医理、诊疗技术、传授方式、机构格局等随新社会发展变迁后与中医自身逻辑的扭曲，科学主义及现代工业思维对中医发展的影响。
（3）对“医学系统他者”即其它医学（特别是生物医学）的研究。以中医系统为正常值，以人类学方法去观察、研究其它医学系统。可以是与民族医药系统或域外替代医学（如顺势疗法、正骨疗法等）互视，说“互视”是因为它们原本都是经典的人类学研究对象，在这里依次成为主体去研究对方；此举将大大丰富人类学研究的想象力、创造力。更可以将西方生物医学当作自己的他者，从世界观、方法论及临床诊疗技术三个层次对原本的主流医学金科玉律发问，此举将从根本上树立中医及民族医药的正当性、合理性，其对人类学界造成的影响将不亚于“女性人类学”，而其对当前主流生物医学界的震荡尤甚。
秋招提前批流程快，拿到offer的周期短。自从西医全球化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地民族医药逐渐处于边缘化地位，主流学界一般思考如何将后者纳入“科学”体系，并视此为一种“进步”。中药西药化则是该思潮后果的典型体现，研究者力图将中药从中医 “四气五味”体系中剥离出来，以“有效成分”、“作用靶点”来完成其现代性合理化。但从人类学角度看，这正是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以某种特定的世界观（古希腊哲学原子论）及派生的方法论（实证实验法）去判断另一个语境中的知识现象（中医中药）。
不过在西医东渐的早期，中国社会尚未“全盘西化”，当时的中医业者就曾设想过中西汇通，将西药（如石膏、青霉素等）融进中医体系，这与中医自古吸纳舶来品药材传统一脉相承；可惜这些早期努力被淹没在随后的中医科学化、中药西化大潮中。
上世纪80年代起，中医界有人重新研究西药中用，其中佼佼者当属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岳凤先教授。他自1982年起连续发表有关《试论西药中药化》等系列文章，引发观念革命。一批中医临床医师开始着手实践，比如以中医、中药理论规范抗生素的“四气五味”、“归经”等，指导临床使用，提高其疗效、降低副作用（《以青霉素为例浅谈西药的中药化思维》，中医导报2016.7）。这些学者未必经过人类学训练，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探索在临床医学以外的意义，却不经意完成了一次中医人类学的革命性研究，值得本学科作为今后有目的、有系统研究的一个方向。
国内外对境内少数民族风俗及医药的人类学研究，一般沿用习惯套路，即首先将白人、男性、中产阶级世界观、价值观即审美旨趣作为正常值，去发现与此相异的“他者”，然后以整体观、文化相对论及“客位-主位转换”来将此他者合理化。尽管在人文关怀及伦理学层面显得高尚，这些研究却始终采用同一个“中心-边缘”模式，即西方社会作为中心对其边缘人群及生活观念及方式的好奇、解读，具体到医疗观念、行为，则是西方生物医学中心对其边缘的前工业医疗、非西方医学（包括中医）及西方替代医疗的解读。
云南中医药大学学者侯宾等对独龙族纹面习俗的研究却未沿袭老套。他们从中医经络学说出发，查验纹面线条与面部经络走向的吻合度，提出独龙族妇女健康状况与纹面习俗的相关性假说，将一个从生物医学角度看来无疑的他者陋习（创伤、感染、染料毒性）合理化。
侯宾等学者的这个假说尚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但他们也许没意识到自己在医学人类学领域的重大创新，即第一次打破“中心-边缘”研究模式，将本来属于“他者”、需要由生物医学中心来解读的中医经络学说作为合理化另一个“他者”（独龙族纹面习俗）的标准。这一方面显示了中医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主体性，一方面开拓了“边缘-边缘”研究模式，是本学科另一个很有前途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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