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天哲：利簋铭文籀释兼论武王克商日（修订） / 开普饭

摘要：通曉此銘，則周武王克商日唾手可得。顯然，武王克商日這天時辰正是夏三月朔日。與《國周語》“昔武王伐殷，...辰在斗柄”可相互印證。比勘張培瑜先生的《晚殷西周冬至合朔時日表》，惟公元前１０５０年４月１１日（夏歷辛卯年三月初一甲子日）與之合。

“利簋”是目前所能见到的西周初年最早的有铭铜器，于一九七六年三月，在陜西临潼县零口镇零口村被发掘出土。“利簋”甫一出世，即受到学术界的无比重视。因为它是迄今为止涉及武王伐纣这一歷史的唯一实物见证，具有特殊的文物遗存和文献史料价值，对研究武王克商年的界定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其身价远非其他青铜器所能攀比，誉为“国之重器”毫不为过。

牧野之战或称武王克商这一重大歷史事件，无疑是商周两个朝代的分界线。从年代学来讲，这一分界线的推定，具有一点定乾坤的意义。对之前的夏商而言，是其总积年的终点。对其后的西周来说，直接影响到列王年数的估算。因而武王克商日的确立，被誉为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一环。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们正是根据利簋铭文，再结合参考史书记载和天文星象的记载推断，又参考了陜西天文台刘次沅研究员的天文计算结果，终于确定了周武王克商日是在公元前１０４６年１月２０日。

古今学者争论了两千多年的问题，看似得到了圆满解决，其实不然。因为“断代工程”给出的周武王克商日这个结论，在哲看来是完全错误的，无非是在古往今来武王克商之年累积了４４种说法上再添加一种谬说罢了。就这结论，海内外许多学者也提出过质疑，但极少人能指出关键所在。

“断代工程”确定武王伐殷时间最主要依据是《国语·周语》中伶州鸠答周景王问律的一句话：“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并参考了三国时期韦昭的注解：“岁，岁星也。鹑火，次名，周分野也。从柳九度至张十七度为鹑火。谓武王始发师东行，时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于夏为十月。是时岁星在张十三度。张，鹑火也。”显然，韦昭对歷法的理解是有偏差的。“日在析木之津”和“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表述的是太阳于“析木之津”之位升起，对应的是黄道十二宫的寅位，即东北方向。时令绝非在秋冬，而应在春夏。若是在冬至前后，太阳在极南，人们能看到“星在北维”而看不到“日在北维”的。

哲以为，当今研究古史者不研习歷术，且断章取义之弊丝毫不输于汉人，是造成武王克商年歧说纷呈的原因。“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是对前述天象的重要定语，具备重要的歷法意义。然对如此重要的天象观察位置问题，夏商周工程研究者竟以“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无任何可用信息而加以忽略，从而导致了观察位置完全相反的大错，且一错就差至半年，导致整个研究结论全错了。

夏商周断代工程还认为“利簋”铭文中的“岁”当解释为“岁星”，“鼎”解释为“鼎立当头，即位置高的意思…”江晓原先生就是从“岁星鼎立”开始论证，结合青铜铭文、古史中上记录的天象中选取材料，来往回推，计算出武王伐纣的时间是在公元前１０４４年。哲以为，江先生的论证方法不能说他是错的，然而若是对利簋铭文理解产生了错误，即使用正确的方法也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那也是显然的。

先秦古文字的歧义，是常有的事。尤其在商周铜器、甲骨的文字释读，由于各路方家对字义的不同理解，或因句读、释文不一而导致歧说纷呈。比如这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又商”这几个字，理解可以说非常之多，随便一搜，会看到直到现在还有人在写论文解这几个文字，可见其字义很容易分歧。

利簋的面世带有极强的神秘感。利簋被发掘的同年３月８日下午，吉林发生了极为罕见的陨石雨。陨石在离地面１９公里左右的空中爆炸，３０００多块碎石散落在永吉县境内。其中最大的陨石重１７７０千克，成为“世界陨石之最”。当护士孟锦云把这个消息读给毛泽东，他听着听着说：“小孟，就读到这里吧，不用再往下读了。”孟锦云发现，毛泽东出现了一种少有的不安和激动。毛泽东告诉孟锦云：“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了。《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的时候，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７月２８日，唐山大地震，造成２４万人死亡。９月９日，主席仙逝。

天降陨石与毛泽东仙逝

吉林陨石雨降落时，铺天盖地，呼号之声几百里以外清晰可闻。最大的那块陨石是落在一农家院子里，但是却没有一人一畜的伤亡，可谓一奇。当年毛泽东听了身边工作人员读的有关新闻后，曾与工作人员谈起史书上的陨石雨记载和天人感应学说。有的人据此说主席晚年唯心主义了，其实是无稽之谈。中国文明之始，乃观天地循复而制法，是以天文化为人文准则的高级文明。中国古文明，向来是以法天则地为唯物基础的对世界的唯心认识，后世所谓的“科学研究”不也是如此吗？你没看到中国的歷法无论在古代还是在今天，都是世界上最科学最先进的，难道是我们祖先唯心的产物吗？

我们的祖先是从来不唯心的，周文王自知命不久与世，则传宝训于太子发，“清华简保训”歷徴在目。周武王病廖之际，亦曾召周共旦交付后事，《尚书》典文俱在。至于毛泽东，更是不避讳谈及生死。面对衰老多病乃至死亡，主席总是谈笑风生，诙谐幽默。神从来不是自封的，是后世子民对先辈哲人的尊崇所致。古人讲鬼神，后世能明白者甚少。所谓鬼神，皆人精气所归者，有血亲者为神，无血亲者曰鬼。就是说，逝去的先祖是保佑自己同姓血缘子孙的神灵，而对异姓而言就是鬼。然君王天下，以百姓为其亲，恩泽润于四海，故有道君子为天下神。

周武王像-明人绘

文王开基八百年，毛氏衍脉三千里。毛氏泽东作为文王嫡裔，以公元１9４９年十月建国始计，上推武王公元前１０５０年４月１１日甲子日克商，恰三千年矣。有人会说，你怎么知道武王克商是在这天，难道是你先祖托梦告诉你的。哲曰：“是也非是。利簋铭文已明白写在那里，只是未被人所识尔。”

中国人有时候是很奇离古怪的，明明该信的东西他却不信，明明不该信的他偏信以为真。很多中国人不信自己的祖先是有灵性的，总觉得自己的祖先比不上菩萨、耶稣法力无边，所以年节里祭祖基本是潦草应付。而在年初一的早晨，达官显贵想到的是抢先去著名的寺庙庵堂，烧上一注头香，为的是自己吉星高照，财运享通，永享荣耀。其实中国人最该信仰的就是自己的祖宗，唯有祖先是能和自己心灵相通的。泥菩萨能理解你的祈福吗？耶和华能听懂你的祷告吗？

其实周代先祖们创造的青铜铭文就是人神交流的祭祀文化载体，三千年前，我们的先祖通过它与更早的先人交流，而我们通过它和三千年前的祖先交流。这就是中国古文明的根袛所在，没有文字的传承，一切归结于混沌。“班簋”铭文中毛公就训诫过：“唯民亡（罔）俈（哲按：俈，造也。造诣，训教也。）才（在）彝，悉（昧）天令，故亡。”意思是说“（狷戎国的）民众没有通过彝器刻文与先祖神灵交流，得不到先祖神灵的训教，明白不了天命，所以灭亡了。”

古今以来的专家学者未必比普罗大众要高明多少，同样也会犯普通人常有的怀疑一切的毛病。比如，《尚书》本是远古先民留给后人的典籍，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歷史文献留存，它保存了许多殷周时代的原始材料，具有根高的史料价值。由于《尚书》的版本和内容经歷过曲折离奇的变化，两千年来，数以百计的学者，围绕着《尚书》，产生了种种的疑问和争端，至今也没有个定论。

又如今本《竹书纪年》，是五帝以来各朝各代史官所记实录，至先秦战国时期，魏国人有所续编的编年体史书。从清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怀疑它是伪书，到朱右曾、王国维时达到极点。王国维甚至极端地认为“废此书可”。然今本《竹书纪年》的真实性越来越被其他古籍、金文等材料所左证，可以说今本《竹书纪年》多数记载都是当时的实录，只有极少部分可能被错简或是后人注释被混入正文。

在以往４４种武王克商年说法里，据今本《竹书纪年》推定的武王克商年正是公元前１０５０年，与利簋铭文亦可相互印证。可见绕了一大圈，还是古人流传下来的周武王克商之年真确。奇怪否，一点也不奇怪。事实上，是后人的疑古思维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加之学者好标新立异，导致先秦史学研究异说纷呈，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妨碍了正确的研究。

即使如王国维先生，虽学术上颇有建树，在甲骨金文领域有不少独到的创见，然不可否认其某些论说是错误的，且已被后来的学者所证明，如“嫡子继承法始于周公说”、“月相四分说”、“周武王即位未尝改元说”，加之前面说的“今本《竹书纪年》伪书说”，哲认为这是王国维留给后来者研究殷商古史的“四毒”。然由于王国维学术泰斗的地位，今日之多数学者仍在因袭王说，常有引用。而一些有精当的研究成果却没受到应有重视，使得商周歷史研究还是迷雾重重。所以说，好在没听他王国维的，不然这么珍贵的真书却被当作伪书给毁了。

利簋出土快四十年了，一直以来，因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受到学者广泛的重视和研究，其中不乏一些大家，诸如郭沫若、唐兰、于省吾、张政烺、商承祚、黄怀信、徐中舒、黄盛璋等方家都对其作过考释。对利簋铭文“岁鼎”的解释，学界主要是存在“岁祭说”与“岁星说”两派的争论，目前是“岁星说”略占上风。然哲以为，两说皆误。

金文里“鼎、贞”互用。贞，正也。而“岁”，即“时”也。利簋铭向我们叙述的是：“周武王征伐商纣王那年，在甲子日清晨，贞问上苍，吉日正是在这天，（夏歷）三月初一朔日。（因为是顺从了天命）故能次日早晨就占领了商都。到了第八天（辛未），武王在管地，暂时让师旅休整，赐给了右史（官名）利（吉）金（青铜），为武王先公檀（亶）父做了这祭器。”故哲在此提出“岁时说”，且认为利簋铭已给出了准确的周武王克商日，即公元前１０５０年４月１１日，夏歷三月初一。

以往专家学者对利簋铭文考释出现误解，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对铭文释读不够精确。哲向来认为，对青铜彝器铭文的释读，必须是逐字逐句地仔细分析，要深入理解远古祖先们造字含义和当时撰写文字的背景，字籀句读须丝毫无错，方可以竟全功。比如这利簋铭，传统说法是“该器铭文仅有四行３２字”，哲以为非也。利簋铭文实为四行３５字，二重文（珷、［昏辰］）。以往学者漏释一字（即“昏”字下漏释“辰”字，又误认重文一（即“阑，闲”本两字，但学者大都将其释读为“管”字）。

吾毛氏始祖，周武王嫡亲同母幼弟氂季载（典籍中称冉季载或聃季）也。武王克商，先祖有与焉。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革殷大典上，“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后世为周王室卿士，子孙代代有掌司徒司空师氏冢宰之职，王言命书，周册典诰，诗雅风颂，宗庙都邑之造，祭器彝铭之作，岁祭征伐，无不有与。终西周二百八十一年间，毛氏既世袭任司空之职，则西周铜器铭文之造，盖一大半皆出自吾毛氏族先祖之手乎？

粤稽古昔，毛公鼎铭文流传于世，而毛泽东始生。党玉琨盗宝鸡戴家湾毛氏大墓，而青铜“王禁”出。自秋收暴动上井冈，转战陜北，乃至建国，毛泽东指挥千军万马打天下，一生涉险无数，然从未受过一处枪伤，不亦有毛氏先祖在天庇佑乎。

呜呼，哲今始知吾毛氏先祖公欲其子孙永宝者，在铭不在鼎也，铭存鼎灭，不足惜也。鼎存而铭灭，则诚遗恨也。文字有灵，人之精魂可依存矣。若夫文字不灭，则精魂不灭，虽身死而灵魂可不朽也。

利簋出而天降陨石雨，地大震，是年主席仙逝，莫非是泽东先祖文武周王唤其归乎？今哲观利簋铭若有所得，则将自何处亲赴告焉。主席呀，“封侯时节君去早，盛饯开处我来迟。往事有稽唯留字，岁月无情只剩诗。”哲往昔曾应诺，籀释考论两周彝铭，迨自毛公鼎始，间或有所得，必书之以文告慰主席在天之灵。今既明武王克商日，则须细表作文以告。为叙述考释方便，哲将释文列于后：

利簋铭天哲之释文：

珷（武王）征商，隹（维）甲子朝，岁鼎（贞）克昏｛辰｝，夙又（有）商。辛未，王才（在）阑，间（闲）师，易（赐）又（右）事（史）利凎（金），用乍（作）檀（亶）公宝樽（尊）彝。

【句释】：

珷（武王）征商

哲按：珷，张政烺认为是“武王二字合文”；唐兰认为是“武王”之“武”专用字；于省吾则认为是“武王”简称。哲以为，张说比较精当。殷代周初，甲骨金文中合文常见。史官记王言命册，多有自造字之举，类之今日之速记，久之则成文为例。以“珷”为言，史官以“武＋王”为武王美称，使有专指。古人以生呼其名为不敬，故有氏、名、字、号之演变，帝王死后则加谥以别生称。《史记·殷本纪》“帝辛，天下谓之纣。”哲以为，帝辛名受，“纣”与“受”同声而名恶，此乃以恶名为恶谥之例。谥，《说文》从言，益声。行之迹也。哲以为，谥，从言从益。益，四处漫出。以“四漫”为声。意为“对人之行迹众口言论给予褒贬”。故“珷”非武王自称，亦非谥称，是时人对武王之美称，出自史官之手。武王于《大誓》曰：“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从文意上看，可见时人对武王称美“武”当是无疑的。又如武王美称其父为“文考”，而《诗大传》云，牧野之战后，武王“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设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诸侯，执豆笾，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临尊也。”可见，周文王美谥亦自美称而来。有学者诘难武王非生称，而推定利簋应作于成王初年。以此观之，则利簋始作于武王时不成问题。征商，各家皆无重点训释，唯黄怀信指出，“商”应该专指“商都”。征商，即向商都发起最后攻击，指牧野之战。哲以为，黄说甚确。《武成》篇有“于征伐商、王来自商、有大政于商、陈于商郊...”皆有具体所指，即商都。

隹（维）甲子朝

哲按：隹，＂唯＂、＂维＂、＂惟＂之初文。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惟＂云：＂按经传多用为发语之词。毛诗皆作维，论语皆作唯，古文尙书皆作惟，今文尙书皆作维。古文尙书作惟者，唐石经之类可证也。今文尚书作维者，汉石经残字可证也。＂许慎《说文》解三字则各有不同：唯，诺也；惟，凡思也；维，车盖维也。而解＂隹＂字云：鸟之短尾緫名也。此释令人难以理解。以哲之愚见，＂隹＂者，猛禽也，类之鹰、雕。善追围捕杀其他的鸟和小型动物，故隹有二音，一韦声，又＂隹、追＂同音。隹即古人眼中日之踆乌，也叫三足乌。＂隹＂后演变为单纯字符构件，作为形旁，与＂鸟字边＂同义。故＂唯＂从口隹声即诺也，＂惟＂从心隹声即思也，＂维＂从纟隹声即系也。西周鼎铭中常见＂隹＂字当训读为维，即＂时维＂之意。甲子，干支名。甲子日，为干支纪日法首日。古贤认为：甲子为干支之始，相同于事之起始，事初确立之时也。由于「甲子」有此特殊含义，故择日皆以甲子日最吉。近人有未明歷数者，以为远古时年月日皆以干支纪，实非也。古昔，干支主要用于纪日，月名则以地支或以数序。干支纪年萌芽于西汉，始行于王莽，通行于东汉后期。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８５年），下令在全国推行干支纪年。《左传》载，春秋时晋绛县人自谓，“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吏不知，问诸朝，师旷曰，“七十三年矣”。史赵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数也。”按亥之篆体上二横为首，以象二万；下三“人”字，“人”字形同“六”字，象六千六百六十。二万六千六百六十，即为此老七十三岁的日数。可见先秦时，以何种方式纪年一直困扰古人。史官笔法，多以先王祀数纪年或以时王年数纪年，兼行大事纪年法。大事纪年是一种特殊的纪时方式，其形式有纯以大事纪年和“大事＋年”两种，常出现在甲骨文、金文以及竹简文字等古文字材料中，从商代一直沿用至战国时期。诸如利簋铭首句，即是大事纪年，首句类指“周武王伐商那年”。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云：“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战国时期，有过岁星纪年法或称太岁纪年法，然多所不便，未能盛行。朝，唐人孔颖达疏《诗柏舟》“朝，昧爽也。”昧爽，犹明暗。即谓明暗相交之时，今人所言“拂晓时分”。《尚书.牧誓》开篇云“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岁鼎（贞）克昏｛辰｝，夙又（有）商

按：“维甲子朝”后，“辛未”前几个金文，如何释读断句一直是学界争论之焦点。传统释文为“岁鼎（贞）克昏夙又（有）商”。然哲以为，以往学者于此漏释一字，即“昏”字下漏释“辰”字，此铭“昏辰”是合文的形式书写的。而在后面句子中，各方家又误认重文一，即“阑，闲”本两字，但学者都将其认为是“管”字，详解见下。可谓是该认合文的没认，不该认作合文的倒是认了。“岁鼎克”三字的释读大家多没异见，唯后一字，有释为“昏”，亦有释为｛昏耳｝，解为“闻”字。然分析字形可以看出，此字构型实为二字。上为“昏”（右“巨”，表像“山”；左为“日下三刻”构型。古有言，日下三刻为“昏”，盖此字之象形也。）下为“辰”（字形为“人执手徐缓而张”，《尔雅·释天》：“（太岁）在辰曰执徐。”）中国歷史上有多种观象授时观测体系，如日晷影长、月之盈缺、太阳的黄道运动、恒星的中天测时，以及岁星纪年，辰星正四时等，北斗斡旋运动应当也是其中之一，且是最古老的一套系统，盖源自伏羲时代。《天皇伏羲氏皇策辞》“昊英氏进歷于君曰：歷起甲寅。皇曰：甲日寅辰，乃鸠众于传教台，告民示始甲寅。”伏羲在《皇策辞》中反复告诫相臣，“俾知甲歷，曰月岁时自兹始，无或不记，子勿怠。”有个概念需要明白，即伏羲甲歷是以天干纪日，地干纪时，干支还没用于月名，以“草生月”、“木枯月”、“木王月”等来别称。“草生月”即春分二月，“木枯月”即冬十一月；“木旺月”，即夏五月。到了黄帝时代，帝命大桡改进伏羲甲歷，以干支配合纪日月，六十甲子始行。传说公元前２６９７年黄帝即位那天正是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七曜齐元”，正好是天文中五星联珠的时候。五星联珠，既是干支歷法的开始，又定此年为黄帝元年，甲子为始元。《史记．封禅书》：「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讲的就是这个事。年始于冬至，月始于朔旦，日始于夜半，甲子日夜半朔旦冬至，其时日分、月分、甲子、食分，乃至日月五星行度均同，以此作为歷法中节气、朔望、日月食和五星的共同起算点，是为上元，“当斯之际，日月五星同度，如合璧连珠然”。了解了这些，我们就能明白周武王为何将“征商”总攻击的时点定在“甲子日”这天的原因了。先秦时代，古人虽是观象授歷，但基本掌握了歷法推步，文武周王、商汤、大禹等先圣皆为推步高手。《荀子非相》云：「禹跳，汤偏，尧舜参牟子。」后世者不解，以为夏禹跛行、商汤偏头，实大谬也。禹跳即禹步也。大禹歷算，常常以步跳为记，外人弗知，以为疯颠。汤偏，大概是商汤爱习惯弯着头思考心算。「尧舜参牟子」是形容尧舜皆圣智也，比常人多一只眼。传至后世，连司马迁都误以为尧舜重瞳，夏禹跛行，商汤偏头，实可笑也。观象授时是中国文明起源时期家国权力形成的显著支撑，也就是通俗说的“知天命、受天命”，向为王者所重。古时以北斗七星观象授歷，也就是斗建。它有昏建、辰建两套系统。简单说就是初昏、平旦两个时点以斗杓（北斗七星）指位来确定时、月、四至、季节等。斗建不仅可以用杓（斗柄）所指，亦可用斗魁所指，还可以用斗中部的斗衡所对。其将北斗七星视为一个可以旋转的具有头（魁）尾（柄）两端与中点（衡）的直线指向器。则“假令杓昏建寅，衡夜半亦建寅。而魁平旦也当建寅。”古人明白了这其中的奥妙，于观象授时则采取“昏定而晨省”的严苛方式，反复验证自己的判断，以求最精确的命歷授时。斗建虽可精确确定时辰、日、月、季节、朔望等，但它确定不了年份的精准区分，这也是岁星纪年法在春秋战国后盛行起来的原因。考虑到西周古文献及出土青铜铭中皆未能见到有岁星纪年的证据，则周初观象授时当以斗建为主并辅有其他。《尚书大禹谟》：“时乃天道。”天道即天时，天时即天道。观象授时就是制歷顺应天道，命理人事。古时制歷的主要内容就是告朔与置闰。告朔是定每月朔日干支，朔日干支一定，其余日序自有干支。置闰是定节气，一年之气，冬至最要紧。冬至一定，闰与不闰及全年月序就自然清楚。此铭中，岁，时也。鼎，释为贞，金文“鼎、贞”互用。贞，正也。克，定也。昏，日下三刻为昏。辰，地支的第五位。夙，早也。又，通有，此处为占有。商，商王都城。此处指周武王早先观象推步甲子日这天初昏时斗杓在辰位，日月交会，即甲子为朔日，为月之首，吉日。在甲子日拂晓再次验证无误，（正因为是顺从了天命，故战斗异常顺利），次日早晨就占领了商都。《尚书.武成》：“癸亥，陈于商郊，俟天休命。“又武王孟漳誓师时说：“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见《国语》）癸亥为甲子前日，“俟天休命“、”袭于休祥“，表明武王等的就是甲子朔旦这一时刻。

辛未，王才（在）阑，闲（闲）师

哲按：辛未，干支日名，甲子后第八天。王，时王，即武王。灭商后“珷“自然为王。才，在的古文。“阑，闲”，以往学者皆目为“管”字重文，哲以为误也，此本二字尔。阑，即古文管也。管，地名，《括地志》谓在“郑州管县“。阑，《说文》门遮也。引申关也。“管”字为后起，古文“关”即“管”。銘中闲从门从月，乃古“间”字，即闲也。空也，隙也。古“闲、间”通用。闲师，师旅间歇、暂驻的意思。

易（赐）又（右）事（史）利凎（金）

哲按：金文“易”，锡之省文。古人赏金为锡，今作赐。又，通右。事，史也。金文”事、史”互通。有学者释为“有司”，哲以为非也。金文”司”自有专用字，写作“嗣”，出土铜器多见，不赘言。右史，先秦史官名，是太史的别称。立于王右，掌记言记事之职。据《世本氏姓》载：“右史，古者右史记事，周有右史武。”宋衷《世本注》认为“古者”就是指西周时代。可见，商周时已有“右史”之名，是应无疑问的。有意思的是，《世本》所称“周有右史武”，不知是否是撰写利簋铭之右史。如是，则或能解释其在铭文中将周武王美称写作“珷”的原因，那是为了“不二名。”利，吉也。凎，古文金，古人以铜为金。利金，即吉金。戎生编钟铭文中即有：“取厥吉金，用作宝协钟”。有学者认为“利”是人名，即前述“右史”之名，认为此句是说武王赏赐了一个名叫“利”的右史。哲以为否，利簋铭是典型史家笔法，撰写者为“右史”是显然的，但要说是“右史”因“贞卜”之功被武王赏赐，而为其先公作簋，则依据显然不足。首先，文武周王皆为贞卜、歷算、推步高手，如前所述，武王孟漳誓师时说：“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可见，选择“甲子朔日克商”是武王准备多年的计划，这个吉日选定不是“利”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所能决定的。姬周家善于制造天命属周的舆论，取商而代是既定的方针。伯夷、叔齐就曾嘲讽周武王“扬梦以说众，杀伐以要利，以此绍殷，是以乱易暴也。”（见《吕氏春秋》）文王受命之说，典籍金文里习见。作为受命的象征，诸书所记有若干征兆，大概都是人为的杰作，大姒之梦显然也是其中之一。《逸周书.大开武》：“周公拜曰：兹顺天，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商今生葛，葛右有周。维王其明，用开和之言言，孰敢不格？”也一再提到程寤之事。可见文武周王、周公旦、太公望等皆是善于造势的阳谋高手。像推步算歷、判定朔望等这类活，放在今天算不上什么，稍懂得歷法知识的人都会。但在三千年前毫无知识的民众看来，就像我们今人佩服爱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会膜拜的五体投地。当时参战者对周武王的膜拜典籍有载，现在看来还可以感同身受。如“武王伐纣，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欢乐歌舞以待旦。“（《礼记.祭统.正义》引）又《尚书大传》说“惟丙午，王逮师。前师乃鼓，｛付鼓｝噪，师乃掏，前歌后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无怠。天将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所以这类事情应是武王亲自操刀谋划的，不会被认为是右史这样的人贞卜的功绩。再则在商周之际，青铜器制作技术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工艺，一般人无法掌握，亦不大容易得到贵重的铜，王家也不可能让普罗大众掌握此种技术私自铸造。青铜彝器是王者祭祀用具，是和先祖天神交流的神器。哲推测是不被允许私下制造的，应该是官家之专利。在灭商之前的周人青铜器出土寥寥无几，是否表明了这么个现实，当时高超的青铜制作技艺一直被掌握在商王室手中，周人亦未必全掌握。武王灭商后，迁徙了大批殷商王族到西土，一是便于管辖监管，二是人尽其才（包括了青铜制作等人才）为周所用。所以说，当时是不大可能赏赐金给右史，为他的先公做宝彝器。

用乍（作）檀（亶）公宝樽（尊）彝

哲按：乍，作之省文。檀，即亶。亶公，即赫赫有名的周太王亶父。剪商大业正是由亶父发起，经儿子王季、孙子文王两代人努力经营之后，由曾孙武王最后来完成的。《诗经》：“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可见武王成功克商之后，自然第一个要告慰的就是自己的太公亶父的在天之灵，感谢在他的保佑下成功地灭掉了商朝。分析可知，此簋器主之名实非“利”，命名为“利簋”不是很精确。与之类似的情形还有个“何尊“，铭文中“王咸诰史，赐贝卅朋，用作圉公宝尊彝。”由于有学者先将“史”误隶为“何”字，又不知“圉公”乃毛叔郑之名（《世本》载毛叔郑，名圉），也导致命名错误。综上所释，此簋当是武王克商后不久亲自督造，是追念先祖周太王亶父的宗庙祭器，可名其为“武王征商簋”或“周大王亶父簋”。

结论：

通晓了此簋铭文，则周武王克商日唾手可得，并不需要其他太多材料的左证。显然，武王克商甲子日这天时辰正是夏三月朔日。与《国语周语》中周景王的乐官伶州鸠所言：“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可相互印证。“辰在斗柄”即夏歷三月也。比勘张培瑜先生的《晚殷西周冬至合朔时日表》，惟公元前１０５０年４月１１日（夏歷辛卯年三月初一甲子日）与之合。此结论又与以明代天一阁本《竹书纪年》推定的BC.１０５０辛卯年克商的说法相符。假以此日为武王克商日推勘，舆上古文献所记武王伐商年月日、月相、物候皆与天文歷表全合（比对过程略，唯记住三要点，一是采用夏歷，武王克商前自然用的是夏歷。“夏数得天，百王所同”，殷商時夏歷殷歷并用。二是月相绝对是定点的而非王国维谬说“月相四分”。三是武王始伐商到克商是前后两年。）故可論定武王克商日正是此日。

毛家小子天哲写于浙江金华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一日稿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修訂

谨以此文献祭文武周王、太祖泽东及歷代毛氏族先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