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州记忆:桥峪水库的点滴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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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峪水库的点滴回忆

作者    闫广勤

桥峪水库,对我们这些参加过水库建设的一代人来说,不仅仅是一座水库的名字,而是一段难忘的岁月,一段火红的青春,一份情怀和感慨。1970年至1972年,我和众多民工(当时称为“水利战士”)一起,参加了桥峪水库建设,许多场景和情感,至今长萦于心,久久难以忘怀。谨以点滴和片断的回忆,缀成此文,献给我们逝去的青春。

一、奔赴桥峪

1970年,我做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正在柳枝公社农村插队。当时,桥峪水库建设已于1969年11月开工,先是塬上几个公社上劳。次年2月,华县革命委员会(下简称县革委会)决定,全县各公社都抽调劳力参加水库建设。柳枝公社也抽调了精壮劳力组成柳枝工程营。开赴桥峪水库建设工地,并设立营部,以统一管理。1970年10月,县革委会又决定利用冬闲时间,全县总动员,抽调更多劳力上桥峪,开展更大规模的水库建设。

柳枝公社随即要求各大队动员精壮劳力,并充实营部领导力量。那是一个“突出政治”的年代,政治宣传有特殊重要性,柳枝公社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知道我是北京知青,又善写文章,就点名要我到营部当宣传员。当年11月,我就打起行装,从柳枝出发,经瓜坡上金惠塬,来到柳枝营住地金惠公社李崖大队。

二、柳枝工程营

当时水库建设的领导机构全称为“华县桥峪水库工程指挥部”, 上劳的民工,军事编制,各公社为“工程营”,各大队为“工程连”,简称营、连。建库工地在桥峪口,指挥部也设在那里。民工们则分散住在附近大明、金惠等公社的各个村庄,柳枝公社的民工们就住在李崖大队的农民家中。柳枝公社当时11个大队,全部上劳,最多时曾上劳300多人。除山区4个大队组成一个连外,其余每个大队为一个连,设柳枝工程营统管。营部设教导员、营长、会计、技术员、宣传员等。当时的教导员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袁克中,营长是公社干部冯配寅。营部住在一家农民的三间厦子房中,几个人睡觉、办公都在这里。其实营部人员的所谓办公,基本上都是上工地带工,只有会计算账、宣传员写材料时,可以待在营部。大多数公社民工的主要劳动任务是拉土,将桥峪口西坡的黄土向下填到坝址上。营部的几个人到工地,主要任务,一是安排取土地点,二是指导坝址填土,三是防止事故发生,四是宣传鼓动。

我作为宣传员,在工地上主要就是作宣传鼓动,提个铁皮喇叭,念念毛主席语录,喊喊几句口号,提醒大家注意安全等等,并对工地现场出现的好人好事进行表扬。这种工作干久了未免乏味,我也就经常帮民工装土拉车。其实我最头疼的工作,是每月给水库指挥部政治处写一篇工作总结。倒不是工作总结有多难写,而是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必须掌握相关的“套话”、“大话”、“假话”,以示政治正确,这个“技巧”颇费心思。拉土垫坝写总结,不外乎上劳多少人,拉土多少方,完成任务的百分之几,采取何种措施等等。但这种“政治总结”需要空话连篇,不然不能过关,只好用政治语言填充。一两千字即可的月度总结不写到七八千字、成万字不算“成功”。直到现在,我记忆尤深的是:十冬腊月的深夜,守着一盏煤油灯(当时农村没通电),伏在房东家的老式方桌上,跺着脚,哈着手,绞尽脑汁写至天明的情景。写自己喜欢的东西是一种享受,写自己厌烦的东西是一种煎熬。

在柳枝营当宣传员,我感觉颇有意义的有两件事:一是参与了对老红军樊治国先进事迹的采访和编写。二是红七连先进事迹的总结和宣传。

樊治国是甘肃省静宁县人,1935年参加工农红军,革命战争年代多次负伤,以致因伤残在华山荣誉军人疗养院休养。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坚决要求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随即到华县柳枝南关村安家落户。1970年2月樊治国到桥峪参加水库建设,以普通民工的身份出现,劳动中吃大苦、耐大劳,有一股拼命劲头。柳枝营的领导得知这个50多岁,埋头苦干的民工老汉竟然是一名老红军时,十分感动,要求对樊治国事迹进行宣传。我上水库前的宣传员杨问善先期采访、调查,形成初步材料。我上水库后又对他及其周边的人深入采访,对先期材料进行了修改润色,营部以此材料为基础在全营宣传樊治国的模范事迹。桥峪水库工程指挥部见到这些材料后,也将樊治国树立为先进典型,大力宣传。1971年夏,指挥部成立“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师团”,组织先进单位、模范人物到各营开展讲用活动,樊治国也是其中一员。他不善言辞,由别人宣读介绍其先进事迹的讲稿,这个讲稿是我写的,其草稿我至今还保留着作为纪念。樊治国在战争年代头部负过伤,据说那颗子弹(或弹片)始终没能取出,因此他不爱说话,采访很艰难。但这个个子不高、身体干瘦、表情木讷的老汉,干起活来却生龙活虎的样子,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红七连由当时柳枝公社的张家山、沟峪、西沟、石沟4个山区大队的上劳民工组成。山区大队人口少,上劳也少,无法一个大队单独成立一个连队,故这些山区民工合并成“山区连”,后觉得这个名字别扭,就以当时政治时髦的“红×连”命名。至于“七”,是取“旗”的谐音,叫“红七连”,听起来像“红旗连”,这在当时有一种“高大上”的感觉。红七连的民工都是山里人,特别能吃苦,格外卖力气,而且严格服从命令听指挥,因此营部较少安排他们拉土,而是安排他们干挖土、修路等杂活。红七连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较强的组织纪律性很快彰显出来,指挥部也发现这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就安排他们排除爆破后的险情。为了取土方便,往往需要在取土的山坡上进行爆破,爆破后的山坡土质酥松,极易发生塌方,需要有人上去排除险情。但此活比较危险,而红七连的顽强精神正适合完成这种任务。那时,人们经常见到这样的场景:隆隆的炮声刚刚停息,红七连就冒着危险抢先爬上山头,挥镐舞锨,将那些可能塌方的险情一一排除。指挥部还经常分配红七连一些打跑眼、抢修运土道路等“急难险重”任务,他们都出色完成了。

红七连干活的凶猛顽强,哪里困难哪里上的精神在水库非常驰名。为了表彰先进,树立典型,1971年春,我受命撰写红七连的先进材料。我深入到这些淳朴山民之中,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搜集到许多动人事迹。材料很快形成,领导也很赞,红七连的先进事迹在水库建设工地很快传播开来。当然,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个材料有很多“政治包装”,但他们的苦干事迹是真实的。1971年夏,指挥部组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师团”,红七连连长杨邦劳作为这个先进单位的灵魂人物,参加了这个讲师团,到各营开展宣讲活动,他的讲稿,也是我写的。杨邦劳,是我的同龄人,虽然他20多年前就英年早逝,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在我的记忆中,依然十分清晰。

作为下乡知青,在柳枝营当宣传员的日子里,我充满了理想和激情。每当在工地上看到宏伟的建设场面,看到川流不息的运土大军,就豪情万丈。水库建设是24小时三班倒,一次零点班下班,正是一个朝霞满天的清晨,诗兴大发的我不禁吟出了一句“迎着瑰丽的朝霞,迈着矫健的步伐”。回去后,按此思路,挥笔写了一首诗《水利战士之歌》。“水利战士”是当时对水库建设民工的“革命化”称呼。这首诗按当时的习惯,署名为“柳枝通讯组”,首先发表于1971年1月1日的《桥峪战报》上,《桥峪战报》是水库建设工程指挥部政治处编辑的油印小报。1972 年5月,华县文化馆编印的《诗歌集》;1973年5月,水库建设工程指挥部编印的《桥峪峡谷起平湖》也分别转载了这首诗。这首诗其实很稚嫩,只是一个青年人的一时兴起之作,但却是那一代年青人激情澎湃的真实心声。

三、工地广播站

1971年9月,可能因我会说普通话,被抽调到桥峪水库工地广播站当了播音员。广播站在水库建设中很重要,工地面积较大,在没有电话、手机的当时,指挥、调度、通知,以致找人,非高音喇叭不可,更别说宣传鼓动了。

工地广播站是桥峪水库建设工程指挥部政治处的下属单位,位于指挥部大院的南部,在指挥部各单位中距大坝较近。广播站的房子,与指挥部的其他房屋一样,都是“干打垒”,即房屋的墙,是在两块固定的木板中间填土夯实而成。房屋坐南朝北,是三间还是四间,记不清了。播音室在最东边一间,女播音员住最西边一间,中间有一间是广播站负责人张琳所住。我来了后,住在政治处的一座七八个人宿办合一的大房子中。

广播站负责人张琳,原是教育局干部,四五十岁,和善、精明,但处事谨慎小心。播音员前前后后有好几位,和我同时相处的有邱碧琳、李西兰、赵新胜等。女播音员邱碧琳,在水库广播站干得时间最长的人,声音清脆甜美,更为难得的是普通话说得非常好。当时,关中人能说普通话的很少,说得好的更少,邱碧琳吐字发音,声调掌握都很到位。她不但能播音,而且能编稿、组稿,编排广播节目,是个优秀的播音员。提到水库工地广播站,不能不提到线路维护工雒建国。工地安有十几个高音喇叭,若干千米的广播线将它们连接在一起,线路维护非同一般的村镇街道。因为工地经常放炮,每次放炮前,涉及地点的高音喇叭必须卸走,放炮后再安好,炸断的广播线要及时接上,这些工序经常频繁重复进行,是个辛苦繁重的工作。而雒建国一干几年,任劳任怨,全力以赴,是农村人所说的那种“连身躺”。还乐天知命,以苦为乐。记得一次下大雪,在大坝西面的山坡上,雒建国作业时,不慎滑倒,连翻几个跟斗,他一骨碌爬起来,咧着大嘴笑哈哈地开了几句玩笑,又干开了。

我们在广播站的上下班时间,与其他民工一样,也24小时三班倒。每一班播音三次,两次播音之间的间隔,是为了让扩大机散热。我们当时使用的是老式电子管扩大机,使用一两个小时就得停机降温。我记得每次播音开始,都是先播放《东方红》乐曲,然后呼号:“华县桥峪水库工地广播站,华县桥峪水库工地广播站,我们现在开始播音。”

播音内容,有三种:一是指挥调度、重要通知、安全宣传、工地新闻、表彰先进、现场实况等工程建设内容;二是播放革命歌曲、文艺节目,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新闻;三是当时政治形势所需的毛主席语录、紧跟形势的大批判文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等。

虽然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我们的播音有大量“突出政治”的空洞内容,但在我们播送的许多稿件中,也记录了水库建设克服重重困难、不断进展的真实状况,也反映了水库建设者艰苦奋斗、苦干实干的精神风貌。这些稿件,有第一线各营、连的投稿,有指挥部下属各单位的来稿,也有我们深入工地的现场采访。

那时我经常到工地,或现场观察,或调查采访,回到广播站,挥笔而成一篇《工地新闻》,立即在当班播出,时效性奇快。除日常的《工地新闻》外,我们还对重大工程项目、重要活动、会议进行现场速报。记得1972年1月19日,已进行50多天的截流工程,进入最后的截流闭气阶段。早上8点,我赶到截流现场,常驻水库的县委副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朱怀玉、水库党总支书记兼政委李进才等领导同志已到现场进行安排部署,施工人员摩拳擦掌整装待命,装满黄土、混凝土、沙卵石的架子车排排摆开,准备碾压的“东方红”链轨拖拉机“突突突”地响着。一面面红旗、一幅幅宣传标语,烘托出截流工程最后关头的紧张和对胜利的期盼。8点30分,领导一声令下,黄土、混凝土、沙卵石源源不断倒向最后一个渗流集水井,拖拉机突击碾压,半个小时后,这个渗流集水井被填平,截流工程胜利完成,桥峪河水被拦腰斩断了。在确认截流完成后,我立即回到广播站,迅速写好数百字的“快讯”,在第一时间广播出去,在水库工地上空,飘荡着这样的声音:“贫下中农同志们、全体指战员同志们:现在,报告大家一个振奋人心的的喜讯,我库截流工程,经过半个小时紧张激烈地战斗,已经在9点钟填平最后一个渗流集水井,截流工程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1972年,莲花寺、少华、杏林、华州等工程营陆续完成水库建设任务,返回各自公社,广播站以宣传车、广播欢送会等形式,对此大力宣传。宣传车很简陋,就是水库的一辆大卡车,车厢上架两个高音喇叭而已。那时,我们没有录音机,我和邱碧琳就抱着一个扩大机,拿着话筒,坐在驾驶室里,播送欢送词。宣传车在全县各公社巡游,我们也就直播了一路。

工地广播少不了文艺节目,但那时是8个“样板戏”一统天下的时代,能播送的文艺节目少得可怜。为了避免“犯错误”,我们只能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文艺节目,播放几首能播的“革命歌曲”唱片。我们的唱片中有殷承宗演奏的钢琴协奏曲《黄河》,这是既符合当时政治需要,又有极高艺术性的作品,我常播放。我的一个朋友,是东赵公社插队知青,也在水库建设工地。他说,上零点至8点班时,容易犯困,简单重复的拉土劳动,使人低沉 ,但一听到钢琴协奏曲《黄河》那慷慨激昂,气贯长虹的乐曲,精神就为之一振,沸腾难耐。他请我多放《黄河》。于是,当他在工地拉土时,我就播放此曲。几十年后,他说,每次听到钢琴协奏曲《黄河》,就想起了在桥峪水库度过的岁月。                     

四、桥峪战报

桥峪水库建设工程指挥部政治处的下属单位有一个《桥峪战报》编辑部,我们俗称“战报组”。战报组宿办合一,编稿、刻印、睡觉都在一个大房子里。我因为住在这里,也经常给战报写稿,所以对其情况略有所知。

《桥峪战报》是油印小报,8开一版或4开两版,基本上四五天出一期。创刊于1969年11月,当时报名为《桥峪工地》,后改名为《桥峪战报》。停刊可能在1972年底或1973年初,约出版了200期左右。编辑人员前前后后有好几位,我能记起的是毛自强、李醒民等人。战报内容,在那个时代,当然有政治挂帅、革命的大批判、紧跟政治形势的“文革”色彩,但其中也有许多稿件记录了工程项目进展、营连工作动态、民工精神风采、先进人物介绍、讴歌水库建设的诗作等等。现在,《桥峪战报》已成了桥峪水库建设的重要史料。

《桥峪战报》是油印的,现在电脑时代的年轻人,大多已不知油印为何物。所谓油印,就是将特制的蜡纸覆于钢版上,用铁笔在上面刻字,然后在油印机上用滚筒滚上油墨印刷。《桥峪战报》的油印技术是出色的,字迹工整,印刷清晰,还能双色套印。从事刻印的有原端生、李醒民、雒应龙等人。原端生老师,“文革”开始前是咸林中学教育主任,“文革”开始后受到冲击,到桥峪水库,对他是一种“发配”。他很和善,不多说话,但刻字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漂亮楷体。李醒民虚心向原老师请教,很快也会用楷体刻写,而且水平很接近原老师。

我为《桥峪战报》写了一些稿件,都以“指挥部通讯组”的名义发表,内容已记不清了,惟《截流战斗的日日夜夜》一文,印象深刻。1972年1月19日,截流工程取得胜利,而这个工程用了50多天。截流工程有一定风险,对指挥部署、现场组织都是一次考验。截流胜利了,指挥部领导也如释重负,就要求《桥峪战报》登一篇全面反映截流工程前前后后的通讯报道。战报的一名编辑完稿后,指挥部领导却并不满意。很少过问《桥峪战报》具体事务的水库政委李进才,在政治处处长侯济刚的陪同下,来到战报组,要求重写,并提出修改意见。我因为住在战报组,当时又是我的休息时间,正好在现场,有人建议由我来重写,李进才打量了我一下,同意了。于是我很快写出这篇《截流战斗的日日夜夜》,刊登在1972年1月22日的《桥峪战报》上。

五、大包干

我在桥峪水库期间,主要从事宣传工作,对工程建设的内部运作并不留意,但有一件事,却有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大包干”。那个时代,经济生产活动大都有“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大锅饭现象。桥峪水库建设初期,也是如此。公社要求各队上劳,许多大队、生产队并不积极,只是上弱劳,少上劳应付上级。在工地的民工,不乏积极肯干,干活卖力的人,但许多人缺乏努力的动因,出工不出力,拉土装不满,蹭够时间就下班。这种现象使工程效率低下,进展缓慢。虽然指挥部与各工程营想了许多办法,如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饱装稳运”活动,架子车车厢加高等等,但效果有限,且难以长久。

这时,有人建议实行“大包干”,将工程量、资金下放到各公社,完成任务就可以回去。各公社也可将任务包到大队,大队包到生产队。但一提到“包”字,人们不免想到刘少奇“三自一包”的包产到户,当时正在深入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实行“大包干”,会不会是政治错误?这时有高人找到一条毛主席语录:“搞基本建设还是采用大包干的办法好,这样可以大大地降低建设成本。”这是毛主席1958年9月15日的一次谈话内容。有了这条最高指示,质疑的声音沉寂了。

1971年11月,县革委会决定,水库建设实行“大包干”。“大包干”很快推行下去,大队、生产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上强劳,多上劳,想方设法早日完成任务早回家。民工的积极性也非常高涨,有人编了一首快板,反映了实行“大包干”的前后变化:“过去跑回回,混天天,8个小时算一班;现在豁出命,吃住干,一天要顶一天半。过去盼下雨,挣雨工;现在抓晴天,抢雨天,力争上游把任务完。” 实行“大包干”后,工效明显提高,进度大大加快。1972年2月,莲花寺公社率先完成水库建设任务,少华公社于4月,杏林公社于5月,华州公社于7月,柳枝公社于8月,也相继完成任务离开水库。 “大包干”实行一年后,水库大坝工程最终于1973年11月竣工。

六、再见,桥峪

1972年8月,柳枝公社完成任务离开水库,以民工身份在水库指挥部工作的柳枝人也一同离开,我就在此时告别了桥峪。之后的四十多年里,我因工作原因下乡到高塘、大明,常旧地重游,至桥峪水库看看。此时的桥峪水库已没有建设时期的车水马龙,红旗招展,革命歌曲回荡山谷的景象,而是高峡平湖,碧波荡漾,鸟鸣山幽,成为高塘塬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见此情景,我们这些在此付出过青春和汗水的人,莫不感到欣慰,莫不为自己这一段艰苦奋斗、无怨无悔的经历而自豪。

2017年1月24日

作者简介

闫广勤,祖籍山西祁县,1946年出生于北京,就读于北京清华附中。“文革”时插队于华县柳枝公社,1970年11月至1972年8月赴桥峪水库建设工地,先在柳枝营任宣传员,后在水库工地广播站任播音员。以后在柳枝公社革命委员会、柳枝中学、华县地方志办公室、华县民政局等单位工作,直至退休。长期研究华县地方史志,曾任《华县志》副主编、《华州史话》主编、《百年咸林》副主编。校注了明《华州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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